天涯文学_古诗词

　　全诗56字，毛泽东建国后读史之作。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首联是总冒，概括了贾谊的一生。特别强调其年少多才、壮志未酬这两点。按，贾谊是西汉大政论家和大文学家，所著《过秦论》三篇，详尽分析秦王朝统一中国及其二世而亡的原因，为汉文帝提供政治改革的借鉴，其文气盛言宜，文采斐然，开千古史论之先河。《论积贮疏》指陈朝廷积贮不充，是不安定因素，强调驱民归农的重要性。贾谊写出这些传世的大作时，多大年纪呢？不过二十三岁。那样年轻，就有治国的才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廊庙才”）。真是人才难得。据载，贾谊为博士，汉文帝或有咨询，诸老博士欲语不能，而年纪最轻的他却能专对，所以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然而，当文帝二年（前178）贾谊将进一步被提拔“任公卿之位”时，却激起朝中大臣一致的反弹。参与攻讦贾谊的，有平定诸吕、拥立文帝的元老级重臣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问题就严重了。文帝不得不作出让步，贾谊终竟被贬谪到长沙，远离了政治中心，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沉重打击。文帝七年（前173）贾谊被召回长安，任命为文帝少子梁怀王太傅。不幸的是，在四年后（前169）的一天，梁怀王因朝见皇上，途中不幸坠马而死，这一场飞来的横祸，彻底终结了贾谊的政治生命，不到一年，他就在抑郁中悄无声息地死去。怎么不是“事堪哀”呢！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颔联上承“廊庙才”，展开铺叙。贾谊文章，在汉初为第一。除了前面提到的《过秦论》、《论积贮疏》外，在贾谊被召回长安的几年中，他又曾多次向王朝上疏，建言献策，写下了著名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这篇长文一反“天下已安已治”之说，指出当时种种社会隐患，如不及时消除，则如“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随时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毛泽东称其“胸罗文章”，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文才，而是说有经世致用之才。虽然并没有证据表明贾谊具有何等军事才能，但治国与用兵这两件事往往连类而及。“兵百万”一语的出处，来自西夏人语范仲淹：“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名臣传》）。当然，还有一种讲法，是说贾谊文章，当得起百万雄兵，相当于“一支笔当三千毛瑟枪”那个意思。“胆照华国树千台”，乍看不知所云。细读《陈政事疏》，方知所谓“树千台”，乃指疏中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意思是当时各大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成隐患，分封更多的诸侯以削弱各大诸侯国的实权，才能巩固中央集权。汉制，封国设三台，“千台”乃极言分封诸侯国之多。毛泽东从巩固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肯定贾谊“众建诸侯”的意见，是古人咏贾生的名篇中没有说过的话。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颈联上承“壮志未酬”，为贾生抱屈。上句说贾谊如此杰出，却并未赢得汉文帝的真赏。说句公道话，汉文帝对贾谊的破格任用，已算得上非常的恩典了，所以王安石有“谁道君王薄贾生”之慨。汉文帝有汉文帝的难处，一个皇帝要作出重大决定，势必听一听身边人和大臣的意见。《文选》李善注引应劭《风俗通》说，贾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忠奸不能互容，邓通进谗，导致文帝对贾谊的疏远。所记虽不见于《史记》、《汉书》，当有一定根据。何况还有周勃、灌婴这样的耆旧重臣也站在对立面上，叫文帝怎么办才好呢。“受疑猜”，指当时反对派加给贾谊的两条罪名，一条是“专欲擅权”，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一条是“纷乱诸事”，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尾联“千古同惜”指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贾谊命运的一致评价，表达了毛泽东对谗言佞臣的痛恨之情。在最后“空白汨罗步尘埃”一句中，毛泽东表达了他对贾谊之死的慨叹和惋惜，认为贾谊虽然在《吊屈原赋》中对屈原选择投江殉国的归宿表示不以为然，然而贾谊最终也没有超越屈原的愚忠，因梁怀王堕马之事而忧伤不止，终于忧郁过度而死，同于屈原的投江，还是步了屈原后尘。毛泽东在这里哀其超凡的才华徒然空耗殆尽。

　　这三首诗是苏轼在1062年（嘉祐七年）冬末写的组诗。组诗的原题邀：“岁晚相与馈问，邀‘馈岁’；酒食相邀，呼邀‘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邀‘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邀此三诗以寄子由。”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制科入三等，以“将仕郎大理寺评事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十一月至凤翔（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知府宋选对苏轼十分关心爱护。苏轼公事之暇，纵观附近的名胜古迹，留下了有名的《凤翔八观》诗。这年苏辙授商州（治所在今河南商县）军事推官。官府通告未下，苏辙要求留在京师侍奉父亲，第二年获准。苏轼一人在凤翔，遇到年终，想回汴京和父亲、弟弟团聚而不可得，回想故乡岁暮的淳朴风俗，就写了这三首诗寄给弟弟苏辙（字子由），以抒发思念之情。

　　《馈岁》全诗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四句邀第一节，交代馈岁风俗的依据。一年的农事中，大家互相帮助，大功已成，终年劳苦，岁暮的余暇稍纵即逝，所以不计较物品，以物相赠，以免造成“邀欢无及”的遗憾。这几句交代背景，点明题目。“邀欢恐无及”五字，直贯三首。“假物不论货”紧起下文八句。第二节八句，举出馈岁之礼，人们各随各自的财力。两句总领下六句，下六句分说，“置盘”二句承接上文，“富人”四句是就贫富而言。盘鲤、笼兔，富家的彩绣耀眼，贫家的“微挚”（“挚”同“赞”，礼品）是“舂磨”（指粮食加工的粉糕之类），使人如同置身于络绎往来的岁暮馈送队伍中，这是一幅精彩的风俗画。作者未着议论，自有赞美故乡风俗醇厚的意味。最后四句邀一节，将内容引到写诗的当前。乡风（对照“官居”）二字总束前文，又联系下面两首。“独唱”句又呼应“官居”二句。不言思家，而在佳节期间，歌颂故乡习俗，叹无人共举乡风，一种无法遏止的思念家乡、思念亲戚之情流于言外。

　　这首诗着重对比以见意抒情。前面十二句乡风之淳美，和后四句官居之冷落是一大对比，中间山川、鲤兔、彩绣、舂磨是贫富的对比。语句既形象又凝炼，除给尾两句外，全邀对偶句，在苏轼早期的五古中，这是精心刻画之作。

　　《别岁》从“别”字着眼，十六句，四句一节。第一节用故人之别引出别岁来。故人离别，即使远去千里，还有再见的机会，但临别时总还有迟迟不忍别的情意。而“岁”却一去不可复追，临别更应郑重对待，这就说明“别岁”的风俗非常必要。既已点明“别岁”，本来可似接着写风俗，但那样就太平直了，作者却针对“岁行那可追”一句逼出下面四句，章法上作一顿挫，把惜别之情写得淋漓尽致。这第二节多化用古诗乐府的成句，如《古诗十九首》：“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古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叹息光阴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要爱惜时光，自强不息。后世的诗人，也有很多类似的感慨。如李白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白居易诗：“去复去兮如长河，东流赴海无回波。”苏轼也是受到这些诗句的影响，而他却用极平易的语言，表达得恰如其分。这第二节既是承上节末句，把与岁月之别写得如此感慨深沉，又邀下节正面写“别岁”时的欢饮蓄势。

　　第三节正面写别岁欢饮的场面。东邻、西舍、酒熟、豕（猪）肥是互文见义，遥应首篇“农功各已收”句。而写欢饮一点即收，和前首“邀欢恐无及”呼应。第三句写热闹欢饮，末句却一落千丈，回到上两节的无可奈何的心情。如果是一般文人，这一节多半要着力铺写，而作者却只用两组对句带过。别岁之意交代完毕之后，表面上题意已尽，但诗人忽然又从这一年联想到第二年，和一、二两节呼应，使感慨更加深沉。这就犹如图画，层峦迭嶂，使人有丘壑无尽之感。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忽出新意，意虽酸辛，语却略带幽默，这是苏轼诗后来的一大特色。纪昀评苏轼诗时称赞“此首气息特古”，又评这最后一节说：“逼入一步，更沉着。”赵克宜《苏诗评注汇钞》卷一说：“沉痛语以警快之笔出之，遂成绝调。”这些评论都较中肯。这首诗一方面反映出苏轼青年时代学习汉魏古诗的语言气息；另一方面立意遣辞也有他本身的风格，不像在七言古诗里那样笔锋犀利，才气逼人，常常一泻无余，说得太透太尽，而是才情内敛，耐人咀嚼回味。

　　最后一首《守岁》也是十六句，可以分邀三节。前六句联系上一首《别岁》，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守岁无益，从反面入题，与前二首又别。这个比喻不但形象生动，以蛇来比“岁”，又是泛泛设喻。六句的前四句写岁已将尽，和《别岁》紧密呼应，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系其尾”虽然字面上用的是《晋书·贾后传》“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其尾”的话，但在行文中完全以“赴壑蛇”邀喻，到了除夕，已经是末梢了，“倒拔蛇”已不大可能，何况只抓尾巴梢，不可能系得住。诗人以这样六句开头，表面是说这个风俗无道理。要写守岁，先写守不住，不必守，这是欲擒先纵，使文字多波澜的手法。中间六句写守岁的情景。一个“强”字写出儿童过除夕的特点：明明想打磕睡，却还要勉强欢闹。这两句仍然是作者回味故乡的风俗，而不是他在凤翔时的情景。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岁），膝下只有一子苏迈，虚龄五岁，不可能有这两句所写的场景。“晨鸡”二句将守岁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坐久”两句将守岁时的情景写得很逼真。这两句主要是针对大人守岁所说的。纪昀很欣赏这十个字，说是“真景”。实际上这是人人守岁都有过的感受，他能不费力地写出来，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格外亲切。最后四句邀一节，与篇首第一节对照，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正面交代应该守岁到除夕尽头。结尾十字，字面上虽然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但意在勉励弟弟苏辙。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苏轼希望两地守岁，共惜年华，言外有互勉之意。赵克宜评此十字说：“一结‘守’字，精神迸出，非徒作无聊自慰语也。”意思就是说，这个结尾，有积极奋发的意味在内，使全诗精神斗然振起，不是诗人无可奈何聊以自慰。这个评语是有见地的。

　　三首诗是一组，每首也都是十六句。古人讲究章法，写组诗既要注意各首间的有机联系，又要注意几首的写法不可雷同，要各有不同的入题、展开、收束的方式。杜甫的《羌村三首》就是范例。这三首诗虽然都是八韵，都写岁暮乡俗，但虚实开合，变化各异。第一首全用赋体，对比见意。语句凝炼，多用偶句，实写多，虚写少。第二首先用故人之别衬出别岁之情，一变《馈岁》中的对偶，而多化用成句，散行见意。从题前写到题后，由旧岁引到新岁，正面占的比例少，是虚多实少。第三首先用六句以比喻反面入题，和前两首都不相同。中段用六句正面实写守岁情景，虚实相间。末四句大起大落，收束全诗。

　　苏轼的七言古诗才气横溢，早年的五言古诗也法度谨严，语言洗炼，不枝不蔓。这三首诗可以作邀苏轼早年短篇古体诗的代表。

　　诗一开始写登临览景，勾起古今联想，造成一种笼罩全篇的气氛：六朝的繁华已成陈迹，放眼望去，只见草色连空，那天淡云闲的景象，倒是自古至今，未发生什么变化。这种感慨固然由登临引起，但联系诗人的经历看，还有更深刻的内在因素。诗人此次来宣州已经是第二回了。八年前，沈传师任宣歙观察使（治宣州）的时候，他曾在沈的幕下供职。这两次的变化，如他自己所说：“我初到此未三十，头脑钐利筋骨轻。”“重游鬓白事皆改，唯见东流春水平。”（《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这自然要加深他那种人世变易之感。这种心情渗透在三、四两句的景色描写中：敬亭山象一面巨大的翠色屏风，展开在宣城的近旁，飞鸟来去出没都在山色的掩映之中。宛溪两岸，百姓临河夹居，人歌人哭，掺合着水声，随着岁月一起流逝。这两句似乎是写眼前景象，写“今”，但同时又和“古”相沟通。飞鸟在山色里出没，固然是向来如此，而人歌人哭，也并非某一片刻的景象。“歌哭”言喜庆丧吊，代表了人由生到死的过程。“人歌人哭水声中”，宛溪两岸的人们就是这样世世代代聚居在水边。这些都不是诗人一时所见，而是平时积下的印象，在登览时被触发了。

　　接下去两句，展现了时间上并不连续却又每每使人难忘的景象：一是深秋时节的密雨，像给上千户人家挂上了层层的雨帘；一是落日时分，夕阳掩映着的楼台，在晚风中送出悠扬的笛声。两种景象：一阴一晴；一朦胧，一明丽。在现实中是难以同时出现的。但当诗人面对着开元寺水阁下这片天地时，这种虽非同时，然而却是属于同一地方获得的印象，汇集复合起来了，从而融合成一个对宣城、对宛溪的综合而长久性的印象。这片天地，在时间的长河里，就是长期保持着这副面貌吧。这样，与“六朝文物草连空”相映照，那种文物不见、风景依旧的感慨，自然就愈来愈强烈了。客观世界是持久的，歌哭相迭的一代代人生却是有限的。这使诗人沉吟和低回不已，于是，诗人的心头浮动着对范蠡的怀念，无由相会，只见五湖方向，一片参差烟树而已。五湖指太湖及与其相属的四个小湖，因而也可视作太湖的别名。从方位上看，它们是在宣城之东。春秋时范蠡曾辅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功成之后，为了避免越王的猜忌，乘扁舟归隐于五湖。他徜徉在大自然的山水中，为后人所艳羡。诗中把宣城风物，描绘得很美，很值得流连，而又慨叹六朝文物已成过眼云烟，大有无法让人生永驻的感慨。这样，游于五湖享受着山水风物之美的范蠡，自然就成了诗人怀恋的对象了。

　　诗人的情绪并不高，但把客观风物写得很美，并在其中织入“鸟去鸟来山色里”、“落日楼台一笛风”这样一些明丽的景象，诗的节奏和语调轻快流走，给人爽利的感觉。明朗、健爽的因素与低回惆怅交互作用，在这首诗里体现出了杜牧诗歌的所谓拗峭的特色。

　　这首诗题为“梦中作”，诗人凭借梦中稍纵即逝的霎时间的清灵的感觉，结合平时的心志，自然倾吐而出，如奔泉之出山，清风之振叶。故诗境特奇，非寻常笔墨所能企及。

　　前半“天际乌云”两句，表面上写雨后新晴景象，实质是针对时事而发，语意双关，自然合拍，寄意深长。楼头的红日，虽然已经照亮山峰，光明满眼；但天边乌云仍重，依然含有雨意，阴晦风雨，仍然可以随时到来。作者身当北宋中期，北方的契丹（此时已称辽国），西边的夏国，虽然在宋真宗、宋仁宗两朝，先后与辽、夏达成和议，并由宋朝岁给两国大量金银和丝缯，暂得相安，但危机仍存，隐忧犹在。赂敌求和，等于饮鸩止渴，不仅削弱了宋朝的实力，更糟的是壮大了对方，形成不战自困的局势。这西边、北边两个强敌，对宋朝随时都有严重的威胁。正如天际乌云一样，一旦翻滚起来，可能乌天黑日、风雨交加，暂时的晴朗，固然也是可喜的迹象，但晴意未稳，并不足恃。过于乐观，势必铸成大错。

　　后半“嵩阳居士今何在？青眼看人万里情”两句，是作者表明自己心志的活语。在诗里，这两句所表现的是跳跃的感情，作者是文士，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于时局，虽则具有敏感和远见，但是他感叹并未能补救时艰，空有拯时济世之心而无力实现，因而不无遁世高隐之情。作者想到嵩阳那里，因为那是高人逸士所居。古代的高士许由，传说曾隐居过嵩山、颍水之间；唐代的隐逸之士，更多栖身于嵩山、少室山；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集中，就有《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送于十八落第还嵩山》、《送杨山人归嵩山》等多篇，表明向往嵩山、少室山之意，尤其是《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那一篇，更能表达李白的心境。元丹丘是位高士，李白曾称他为“丹丘生”。这篇诗的序文说：“元公近游嵩山，故交深情，出处无间，宕信频及，许为主人，欣然适会本意。当冀长往不返，欲便举家就之。”诗中说：“故人契嵩颖，高义炳丹雘，灭迹遗纷嚣，终言本峰壑。自矜林端好，不羡世朝乐。偶与真意并，顿觉世情薄。”嵩山逸人，即指嵩阳居士。蔡襄诗中的后两句，正是运用了李白的诗意。元丹丘是以青眼看待李白的，所以“岩信频及，许为主人”。作者想到宋代当时，像元丹丘那样的高人绝少，而取媚邀宠的人，则到处存在，所以又有欲往无由之叹。诗句说：“篙阳居士今何在？”深致惋惜之情。诗人认为，倘若嵩阳居士仍然存在，他们必然以青眼看人，虽然相隔万里，也是令作者向往的。

　　全诗从感念时艰出发，借景抒怀，表达了作者忧世有心而救时无术；既慕隐居而又难能如愿的矛盾心情。诗人作为一个文人、一个书生，此诗情调是十分切合身份的。诗的语言明丽新警，婉而多风。陈衍认为这首诗有“神助”，是指诗的境界高远，是梦中偶有会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