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曲子是关汉卿散曲的代表作。全曲以生动活泼的比喻,写书会才人的品行才华,具有民间曲词那种辛辣恣肆和诙谐滑稽的风格。“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这正是关汉卿坚韧、顽强性格的自画像。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能够终身不渝地从事杂剧创作,写出一篇篇的伟大作品。白朴的词和曲,则是另一种风格。他一般注意意境,能和谐地借景描物来衬托人物心理。虽然不少作品也是表现闺怨哀愁,但很少当时散曲中轻佻庸俗的通病,文字清丽,颇有诗意。
依照曲文看,这首套曲当作于中年以后,当其时,元蒙贵族对汉族士人歧视,战乱造成人们生活的颠簸,加之科举的废置,又堵塞了仕途,因而元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沉抑下僚”,落到了“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在文人群体内部急遽分化之际,关汉卿却选择了自己独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岁月沧桑的磨炼,勾栏生活的体验,使他养成了一种愈显成熟的个性,那就是能够突破“求仕”、“归隐”这两种传统文人生活模式的藩篱;那就是敢于将一个活生生的人与整个封建规范相颉颃的凛然正气;那也就是体现了“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钟嗣成《录鬼簿序》)的一种新的人生意识。正是在这首套曲中,诗人的笔触将读者带进了这样意蕴深广的心灵世界。
在首曲〔一枝花〕中,诗人以浓烈的色彩渲染了“折花攀花”、“眠花卧花”的风流浪子和浪漫生活。“攀出墙朵朵花,折临路枝枝花”,句中的“出墙花”与“临路花”均暗指妓女,“攀花折花”,则是指为世俗所不齿的追欢狎妓,诗人有意识地将它毫无遮掩地萦于笔端,恰恰是体现了他对封建规范的蔑视和对生活的玩世不恭。因此,诗人在首曲短短九句诗中,竟一口气连用了六个“花”、“花”。“花攀红蕊嫩,花折翠条柔”——这是说:攀花折花要攀嫩的红蕊、折柔的翠条。
“凭着我折花攀花手,直煞得花残花败休”。——这是显示他的风月手段。勾栏妓院中浪漫放纵的生活情趣,其间不免流露了一些市井的不良习气,诗人的这种情调实质上是对世俗观念的嘲讽和自由生活的肯定。“浪子风流”,便是他对自我所作的评语。“浪子”,这种本是放荡不羁的形象,在此更带有一种不甘屈辱和我行我素的意味,因而结句写道:“半生来折花攀花,一世里眠花卧花”。“半生来”,是对诗人自己“偶倡优而不辞”(《元曲选序》)生涯的概括;“一世里”,则是表示了他将在一生中的着意追求。
随着曲牌的转换,“序曲”中低回的音调顿时变得清晰明朗,格调高昂:“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郎君”、“浪子”一般指混迹于娼妓间的花花公子。而世俗观念正是以之为贬,对与歌妓为伍的书会才人视为非类。关汉卿却反贬为褒,背其道而行之,偏以“郎君领袖”、“浪子班头”自居。不难发现,在这貌似诙谐佻达中,也分明流露出一种对黑暗现实的嘲谑和对自我存在价值的高扬。然而现实中的非人遭遇,毕竟也曾产生过“十分酒十分悲怨”(《新水令》),所以才“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但一旦陶醉在自由欢乐的生活气氛中时,“分茶攧竹,打马藏阄,五音六律滑熟”,顿时又感到“甚闲愁到我心头?”接着,诗人以三个连环句尽情地表现了风月场中的各种生活,以及由此而发的满足和自幸:我曾与歌女作伴,妆台前拨弄着筝弦,会意的欢笑,使我们舒心地倚在那屏风上;我曾与丽人作伴,携着那洁白的手真感到心甜,我们并肩登上高楼,那是多么喜气洋洋;我曾与舞女作伴,一曲《金镂衣》真动人心肠,我捧起了酒杯,杯中斟满了美酒佳酿。诗中,作者有意选择了循环往复的叙述形式,热情洋溢地展示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情趣,从而显示出他那极其鲜明的人生态度。正因此,当有人劝慰他“老也、暂休”时,诗人便断然予以否定:“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占排场”,这是宋元时对戏曲、技艺演出的特殊称谓。显然,关汉卿把“占排场”视作“风月功名”之首,已经不是指追欢狎妓之类过头话,而是严肃地将“编杂剧,撰词曲”作为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也正基于此,他才“更玲珑又剔透”,才表露出誓不伏(服)老的决心。但是,人不服老,毕竟渐老,因而〔隔尾〕中“子弟每”两句,就隐隐地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感伤,“子弟每是个茅草冈、沙土窝初生的兔羔儿,乍向围场(打猎的地方,此指妓院)上走”,而“我”已是“经笼罩、受索网”的“苍翎毛(青苍的羽毛,足见毛色之老)老野鸡”。然而,这瞬间的哀意又很快随着情感的冲动而烟消云散,这一切不过是些“窝弓冷箭蜡枪头”,诗人并“不曾落人后”,因而虽说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再次表达了诗人珍惜时光并甘愿为理想献身的坚定信念。
前三支曲在情感的骚动中只体现了诗人的外在心态,在〔尾〕曲中,那种“浪子”的情绪就达到了高潮,诗人内在的精神力量逼人而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铜豌豆”原系元代妓院对老狎客的切口,但此处诗人巧妙地使用双关语,以五串形容植物之豆的衬字来修饰“铜豌豆”,从而赋予了它以坚韧不屈、与世抗争的特性。运用这种手法,显得豪放泼辣,准确表现出“铜豌豆”的性格。而这些长句,实际上又以排列有序的一连串三字短句组成,从而给人以长短结合舒卷自如的感觉。在这一气直下的五串衬字中,体现了一种为世不容而来的焦躁和不屈,喷射出一种与传统规范相撞击的愤怒与不满。当人在现实的摧残和压抑下,诗人对自身的憧憬又难免转为一种悲凉、无奈的意绪。“谁教你”三字典型地表现了关汉卿对风流子弟也是对自己落入妓院“锦套头”(陷阱、圈套)的同情而催发出的一种痛苦的抽搐。这里,关汉卿身上显示出一种精神:对自由的执着,对人生的追求,他的愤怒,他的挣扎,他的嘻笑,也正是这种九死而不悔精神的回荡。正由于诗人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正由于他对统治阶级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关汉卿才用极端的语言来夸示他那完全市民化了书会才人的全部生活:“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在这大胆又略带夸饰的笔调中,在这才情、诸艺的铺陈中,实际上深蕴一种豪情,一种在封建观念压抑下对个人智慧和力量的自信。至此,诗人的笔锋又一转,在豪情的基础上全曲的情感基调也达到了最强音:“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还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阴间)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既然他有了坚定的人生信念,就敢于藐视一切痛苦乃至死亡;既然生命属于人自身,那么就应该按自己的理想完成人生,坚定地“向烟花路儿上走”。这种对人生永恒价值的追求,对把死亡看作生命意义终结的否定,正是诗中诙谐乐观的精神力量所在。
在艺术上,这首散曲最大的特点就是大量地添加衬字,娴熟地运用排比句、连环句,造成一种气韵镗鞳的艺术感染力。譬如〔尾〕曲中“你便是落了我牙”一句,那向前流泻的一组组衬字很自然地引起情感上激越的节奏,急促粗犷,铿锵有声,有力地表现出诗人向“烟花路儿上走”的坚韧决心。增加衬字,突破了词的字数限制,使得曲调的字数可以随着旋律的往复而自由伸缩增减,较好地解决了诗的字数整齐单调与乐的节奏、旋律繁复变化之间的矛盾。同时,衬字还具有让语言口语化、通俗化,并使曲意诙谐活泼、穷形尽相的作用。全曲一气直下,然又几见波折,三支曲牌中“暂休”、“万事休”等情绪沉思处,也往往是行文顿挫腾挪、劲气暗转处,读来如睹三峡击浪之状,浑有一种雄健豪宕、富于韵律的美感。
这一套散曲既反映了关汉卿经常流连于市井和青楼的生活面貌,同时又以“风流浪子”的自夸,成为叛逆封建社会价值系统的大胆宣言。对于士大夫的传统分明带有“挑衅”的意味。这种人生选择固然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所致,但关汉卿的自述中充满昂扬、诙谐的情调,较之习惯于依附政治权力的士人心理来说,这种热爱自由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关汉卿不仅是一个“风流浪子”而已。他一方面主张”人生贵适意”,主张及时享乐,同时又表现出对社会的强烈关怀,对于社会中弱小的受压迫者的同情和赞颂,这和许多具有官员身份的文人出于政治责任感所表现出的同情人民的态度有很大不同,在这里很少有理念的成分,而更多地包含着个人在社会中的切身感受,出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此曲重彩浓墨,层层晕染,集中而又夸张地塑造了“浪子”的形象,这形象之中固然有关氏本人的影子,也可视作以关氏为代表的书会才人精神面貌的写照。当然,曲中刻意渲染的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态度并不可取,结合元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来看,不难发现,在这一“浪子”的形象身上所体现的对传统文人道德规范的叛逆精神、任性所为无所顾忌的个体生命意识,以及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意志,实际上是向市民意识、市民文化认同的新型文人人格的一种表现。
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
诗的前十四句抒写诗人谪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绘朝阳岩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弃”,点出了诗人谪居的心情。柳宗元来到偏远的永州,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诗人“弃”而来到偏远的永州,伯夷、曹父洁身自好,两种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临水,只求缓解一下忧郁的心情。正如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所云,只是“闷即出游”而已。这次来到朝阳岩,景色果真异常优美:位于潇水西岸悬崖绝壁上的朝阳岩俯怀着奔腾的江水,洞窟幽深,岩口开阔,温暖的阳光在树梢盘旋;岩顶的西亭檐牙高啄,气势不凡,亭后星光点点,亭下却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气候不齐,这确实是难得的自然景观。如此美景,使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惜非吾乡土”的感叹。眼前的美景虽然赏心悦目,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于是,诗歌自然而然地转写思乡述旧之情,抒写其抱负与不幸。公元784年(德宗兴元元年),柳宗元曾随父亲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羁贯”句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南迁,这时柳宗元12岁。可历来求仕都只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柳宗元也在16岁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长的长安。当然,诗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岁中进士,因父丧耽误了几年,至26岁始任集贤殿正字,此后春风得意,一路青云,33岁时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兴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诗人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长安的故居:故居就在沣水边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宽敞的台阁馆舍、碧波荡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蛮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诗人虽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曾迷恋仕途官场,落得贻笑山林的尴尬,说自己太微薄无用,把官场升迁的琐事看得过重,但这自嘲里包含的是万般无奈与满腔忧愤,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叹惋。实际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贬到永州后,也一直没有熄灭他的理想之火,这在他羁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证。
故乡之恋,往事之思,使诗人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诗人又回到现实,写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诗人在《对贺者》中也曾说“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在《与许京兆孟容书》里,他曾那样执着地为自己辩解过。“厚羞久已包”则是真实的表白,也正是因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诗人接着描写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种植着蓬艾,狭小的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这与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终日与僧人为邻,过着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来访,于是诗人常与他们结伴而行,登山临水,访寻名胜,饮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谈高妙,醉舞欢歌,其乐也融融。诗人说,这种逍遥的生活驱除了心中的晦气,淡泊的心境隔断了尘世的喧嚣,荒僻的谪居地倒成了他躲风避浪的宁静港弯。于是,当他每天清晨听见鸡鸣嘐嘐的时候,竟萌生了希望这样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厨也带来过过这种逍遥生活的念头。表面上看,诗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写得充满乐趣,其实不然,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给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个比方:譬如常年关在监狱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气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在墙上磨擦搔痒,也感到很舒服,但这样的舒服不是能长久享受的。这才是诗人心灵的真实表白。
柳宗元这首五言古诗,以记游为题,从描绘眼前景物入手,继而写故乡之恋,往事之思,囚居之“趣”,运思缜密,蕴涵深远。他将个人遭际与满怀忧愤含融在山水诗之中,将深沉的忧思隐含在浅淡的微笑之内,“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细细吟咏,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