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运用景事反观手法,写功名未就,感到空悲而又极力排遣与安慰的心态。开头五句,写了临皋烟景:小沟、长江、柳堤、苇岸、烟村、早市。它们叠印成了“连云际”的“潇洒”而喧闹的渔樵之乡的风景图,很有特色。面对如此美丽的江滨风光,东坡竟产生了与常人不同的人生感叹:“永昼端居,寸阴虚度,了成何事。”然而,东坡毕竟是东坡,迅即调整心态,从“丝莼”、 “玉藕”、“珠粳”与“锦鲤”的寻常百姓生活中,看到了一条值得留恋的人生道路。
下片,运用仙话寄托的笔法,回忆起京城令作者陶醉的生活,感叹贬居黄州后的无奈心境。开头六句,从宴饮和歌舞两个侧面,再现了当年东坡京城那种“浮丘”仙人式的、“瑶池”仙境般的“沉醉生活,再现了众“青鸾”穿着“摇曳”的“铢衣”,进入“壶中天地”而“歌舞”的缥缈轻举美之情景。颇有“坐中年少暗消魂,争问青鸾家远近”(柳永《木兰花》)的韵味,反映了东坡借仙人、仙境以解脱空虚苦闷的无奈心态。紧接着,笔锋一转,反照现实,天上人间,好不凄凉,从“瑶池”、“壶中天地”的仙境陡然“飘堕人间”,过着“露寒风细”贫困的贬居生活。与《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作《越调笛声慢》赠公显的心境一样,唯一告慰故友的是“我”抱素琴,独向“银蟾影里”遥慰,否则, “此怀难寄”。
全词以景托情,正反观照,杂以仙话的点化引用,作者将自己此时此地对人生、对现实怀有虚无感和伤叹感表达得淋漓尽致。道时光易逝,叹怀才不遇;借仙话隐道,解脱空虚愁苦。纵观全词,抓住虽以“抱琴”“独向银蟾”遥慰,仍隐留着“此怀难寄”之感。
失州入幕,年岁已垂垂老矣;虽然寄身有地,但心情不能不是感伤多于慰藉。这首诗即写这种帐触之情。
首联写诗人奉诏内移沿海的感受。起句字面上称美皇恩浩荡,实际止用春秋笔法,以微言而寄讽意。诗人曾被贬南巴,此次奉诏内移,也是一种贬谪,只不过是由极远的南巴内移到较近的近海之睦州罢了。所以“承优诏”云云,实是反说,愤激不平才是其真意。对句则由止句之婉讽陡然转为无可奈何的一声浩叹,是真情的淋漓尽致的倾吐,也将上句隐含的讽意明朗化了。醉歌,它常常是作为古之文人浇愁遣愤的一种方式。刘长卿两次被贬在其心灵上留下创伤,借“醉歌”以排遣,已属无奈,前面冠以“空知”二字,则更进一层透出诗人徒知如此的深沉感慨,这就将苦清暗暗向深推进了一步。首联二句已点出诗人情绪,次联则以江州景色而染之,诗脉顺势而下。
颔联所写即眼前之景——江水、明月、北雁、落木、楚山,渲染清秋气氛,借以抒写宦海浮沉的深沉感慨。浩荡江水,凄清明月,一群北来南去的大雁掠空而过;江州一带万木凋零,落叶飒飒,原先被树木遮蔽的古楚地的山岭突然裸露出来,似乎比往日增加了许多。二句写景,一天上,一地下,一写水,一写山,一近一远,一动一静,上下俯抑,参差交互,成就了二幅水天空寂、江山寥落的江州秋色图。而作者的真正用意则在于通过这貌似孤立的景物画面,来抒写孤寂凄凉的心境和贬谪天涯的感恨。北雁南飞,暗寓诗人迁播;落木飒飒,隐含诗人晚景萧条,且与尾联“老”字遥相呼应;楚山之多亦正好反衬出作者的一己之微。所以,此联妙在以景传情,情从景出,情景相为珀芥,二者互藏其宅。
颈联的感喟即由此种氛围中生发。“寄身且喜沧洲近”,努力想从萧瑟感中振起,但下句“顾影无如白发多”又跌落到感伤中。这一联的脉理很细腻,寄身沧洲,自然是从上联将往淮南引起的悬想,而“沧洲近”,就离自己北国的家乡更远了,其意又隐隐上应领联上句的“胡雁过”。“沧洲近”又有悬想此后得遂闲适初志之意,但忽见明镜里,白发已多多,“白发”又隐隐与颔联下句萧瑟的“楚山多”在意象上相呼应。生涯如同一年将尽的深秋,遥远的故乡更回归无日,因此这“喜”只能是“且”喜,而白发缘愁长,却是“无如”其“何”的严酷的现实。
“今日龙钟人共老,愧君犹遣慎风波。”以感愧友人情谊作结,并隐隐透出前路上尚有风波之险。在关合诗题“重别薛六柳八二员外”的同时,以“慎风波”暗暗反挑首联的“生涯”、“世事”之叹。分别之际,诗人感愧万端地说:如今我和你们都已老态龙钟,多亏二位旧识还叮嘱我警惕旅途风波。在此之前,刘长卿因“刚而犯上”被贬到遥远的南巴,此次奉诏内移,薛柳二人担心他再次得罪皇帝,故有“慎风波”之劝。对此,诗人深深地为之感愧。“风波”一词,语意双关,既指江上风波,又暗指宦海风波。这样一结,既写出了薛柳二人对诗人的殷殷叮嘱之情,又传出了诗人感愧友人的神态。
综观全诗,或委婉托讽,或直抒胸臆,或借景言情,运用多种笔墨,向友人倾诉了因犯上而遭贬滴的痛苦情怀。语言看似质实,却不乏风流文采。前人评对长卿七言律诗云:“工绝秀绝。”当不为溢美之词。
《富贵不能淫》的内容是孟子批驳景春关于大丈夫的错误言论。我们首先来看文章批驳的“靶子”,即景春的观点。
景春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为此,他用反问句向孟子询问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公孙衍和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言外之意就是说,公孙衍和张仪是真正的大丈夫。景春提出这个观点的依据是,公孙衍、张仪能够左右诸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他们发起怒来,诸侯们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会平安无事,他们威风八面,权倾天下,能够左右时局。
针对景春的“论点”和“论据”,孟子先破后立,先批驳景春的错误观点,再阐述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
首先,孟子针锋相对地用了一个反问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这个怎么能够叫大丈夫呢?对景春的观点给予直接的否定。
其次,孟子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公孙衍、张仪之流”为什么不能称为大丈夫。
孟子的说法含蓄而幽默,只是通过言“礼”来说明女子嫁时母亲的嘱咐,由此得出“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里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古人认为,妻道如臣道。臣对于君,当然也应该顺从,但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 劝谏。妻子对丈夫也是这样,妻子固然应当顺从丈夫,但是,夫 君有过,妻也就当劝说补正。应该是“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小老婆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没有了任何原则。“妾妇之道”还不能一般性地理解为妇人之道,而实实在在就是“小老婆之道”。
孟子的挖苦是深刻而尖锐的,对公孙衍、张仪之流可以说是 深恶痛绝了。遗憾的是,虽然孟子对这种“以顺为正”的妾妇之道已如此 痛恨,但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妾妇”却一直生生不已,层出不穷。时至今日,一夫一妻已受法律保护,“妾妇”难存,但“妾妇说”却未必不存,甚或还在大行其道哩。
孟子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的大丈夫之道。这就是他 那流传千古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怎样做到? 那就得“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就 还是回到儒学所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上去了。这样做了以后,再 抱以“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的立身处世态度,也就 是孔子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或孟子在 另外的地方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尽心上》那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堂堂正正的大丈夫了。
孟子关于“大丈夫”的这段名言,句句闪耀着思想和人格力量的光辉,在历史上曾鼓励了不少志士仁人,成为他们不畏强暴, 坚持正义的座右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