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春暮西园》诗是“明初诗文三大家”之一、并有“明代诗人之冠”美誉的诗人高启的作品。此诗曾作为诗歌鉴赏题的材料出现在2011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湖南卷的语文试题中。

　　从诗题可以看出这是一首田园诗，写的是晚春时景。首句“绿池芳草满晴波”，“绿”、“芳”，从视觉和嗅觉两个角度描绘了绿水盈盈、芳草萋萋的春天美景，“晴波”即阳光，“满”字形象地写出阳光洒满水池的景象。次句“春色都从雨里过”，点明春天的气候特点以及春色将尽的情景，从春天的多雨更衬托出阳光的可贵。

　　第三句“知是人家花落尽”，“花落尽”进一步说明已是暮春时节，“知”字表明“花落尽”是作者的推测，为虚写。末句“菜畦今日蝶来多”暗点西园，诗人不因春光逝去而感伤，而是描写“蝶来多”，写出尽管春尽，但仍充满生机和盎然情趣。

　　全诗语言清新自然，通畅流转，意象动静皆备，丰富唯美，写景状物虚实相生，形象地表现了作者对美好的田园生活的喜爱之情。

　　此诗赞扬陈七素有大志，一闻国家有难，即从戎请缨，万里赴边。歌词中处处流露出浑健壮逸的意境，既有称颂又有勉励，既饱含怨恨又无迹可寻，表现了诗人关心国事的感情，预祝友人早日凯旋，也抒发出诗人对明主弃才，友人失意的愤慨。

　　首联，诗人从日常经验出发，揭示了非凡之人常常在琐碎小事中度日，似乎毫无作为。这种叙述有助于减轻友人因仕途不顺而感到的愧疚，为后文的称颂和鼓励铺垫。首句中的“吾观”表明这种观察是亲身经历，语气坚定，让人不容置疑。

　　第二联将视野由普遍转向具体，切入描述友人的抱负和经历。前后两联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顺承自然。“鸿鹄志”的三个字既是对友人高尚志向的褒奖，也是表露诗人自身“冲天羡鸿鹄”的雄心。而“蹉跎”一句则道出了友人因才华被埋没而心生愤懑，也映射出诗人壮志难酬，浪费光阴的苦闷之情。

　　第三联从感伤情怀转向雄浑豪放，通过数字的对仗形成节奏感。“一闻”与“万里”之间的对比，再加上“忽”字，生动地展现了友人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国难，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

　　最后以反问句作结，紧扣主题，展示诗人自己也将前往京城谋求前程，同时预祝友人在前程路上获得胜利，早日有所建树。这一句形成了与前文呼应的结局，巧妙地将诗篇落点明确地安置在鼓励友人和展望未来上。

　　这首借歌颂热海的奇特无比以壮朋友行色的送别诗，是诗人在北庭，为京官崔侍御还京送行时所作。此诗或写于交河郡，或写于轮台县。热海即伊塞克湖，又名大清池、咸海，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唐时属安西节度使领辖。岑参虽未到过那里，但根据传闻和自己长期在荒远之地的体验，把它写得有声有色、神奇无比。　　

　　岑参的边塞诗独具特色，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风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奇特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一种奇伟壮丽之美。他的诗突破了以往写边地苦寒和士卒劳苦的传统格局，极大地丰富拓宽了边塞诗描写题材和内容范围。而《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则是其中一篇很有特色的边塞诗，它巧妙地把写景与送别结合起来，却又没有丝毫的矫柔伤感之请，代之以热情澎湃，在边塞送别诗中闪出耀眼的光彩。

　　全诗十六句，以夸张的手法写热海无与伦比的奇热。读罢全诗，令人如临其境，仿佛感受到蒸腾的热气。

　　开头两句，概括出热海的特点。“西头热海水如煮”虽是夸张，但比喻贴切，用滚烫开水作比，使人很容易想象热海的水热的程度。

　　热海其热无比，所以第三句说“海上众鸟不敢飞”，但这并不足为奇，奇的是“中有鲤鱼长且肥 ”，在滚烫的热海水中，居然有鲤鱼存活，而且长得又长又肥，这就很使人诧异了。

　　以上是“侧闻阴山胡儿语”，所用语言通俗形象，如同口语。接下去写当日亲眼所见。由所闻转入所见，过渡自然，衔接紧凑。所见情景，诗人抓住与海水密切关联的几种具体物象；岸旁青草、空中白雪、沙石虏云和浪波汉月。岸边的草木非但没有被热水灼伤而萎枯，反而青青常绿；但空中的白雪，却在很远的地方遇到热气旋就化为乌有。上有云天白雪，下有绿叶青枝，中间夹着热气腾腾的热海，风光奇异。“蒸沙烁石燃虏云，沸浪炎波煎汉月。”两句十四字中，用了蒸、烁、燃、沸、炎、煎六个动词，夸张地描绘出热海的威力：蒸热了沙子，熔化了岩石，点燃了天边云朵，煮沸了细浪，烤热了波涛，煎烫了高空明月，充分显示出诗人炼字之工和大胆而奇异的想象。

　　“阴火潜烧天地炉”四句，诗人突发奇想，发出喟然之叹：蕴藏在地下的火，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常燃不息，为什么偏偏把这西边一角烧得这么热？高处，它吞食月窟，侵及星辰；远处，它的气焰越过西方的赤坂，一直威逼更远的单于。诗的十三、十四句，交代吟诗的环境和原由。吟诗是为了为友送行；地点在天山脚下的城郭；时间是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际，触景生情，引起一番对热海的赞叹。

　　诗的最后两句，诗人用风趣的语言，作了临别赠言：“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意思是说：侍御大人自京师御史台来边陲视察，尽管您威严如霜，但为这热海般的将士赤心所感化，您那冷若寒霜的威严也会淡薄的。

　　岑参的这首诗 ，在写作手法上以“侧写”标新，全诗写热海 ，由水中到地面到空中，处处炎气逼人，除了“侧闻”的“水如煮 ”外再没有出现一个“热”字，而是通过鱼、鸟、草、雪、沙、石、云、浪、波和月等景物的描写，表现出热海之热，使全诗真实可感。

　　此诗寄情出人意表，构思新奇。诗人巧设回环，在极力描述了热海之奇景，让读者陶醉于热海风光之时才宛然一转，表明自己吟诗的环境和缘由，“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在天山脚下的城郭，在夕阳西下将于海边沉没之时，与朋友送行，无尽的离别之情用一“醉”字消融于无形，豪放不羁。“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这最后两句，用热情洋溢的语言盛赞崔侍御的高风亮节，连热海的炎威也为之消减。

　　作品分前后两段，前段十四句，诗人从自己半生的艰难遭遇出发，对自古以来众口所说的天道鬼神的存在提出了怀疑。开头两句是结论，是贯穿全段的。下面的十二句是这个结论所由得出的事实根据。他说：从刚刚成人（结发）那个时候起，我就一个心眼地想着做好事，苦力巴结（僶俛），到现在已经五十四岁了。自己的遭遇又是如何呢？二十岁（弱冠），世道乱离，苻坚南侵；三十岁（始室），家门不幸，死了妻子。再以后就是天灾屡降，气候反常，先是荒旱不已，螟蜮丛生；接着又是狂风暴雨，铺天盖地，闹得庄稼收不了一把，从而挨冻受饿，自己的经济生活现在已经完全陷入绝境了。看看这种现实，这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福善祸淫”的天道鬼神。后段共六句，写他面对目前这种艰难处境的思想活动。他愤慨地说：我今天陷入到这个如此穷困悲凉的境地，这都怪我自己，怨不得什么别的天命或人为；历代圣贤不总是教导人们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名垂青史，像画麒麟么，但是在我看来，这些就如同过眼的烟云一样无足轻重，我自己在这里慷慨悲歌，我别无他求，我以有你们这两位像锺子期一样的知音人而感到欣慰与自豪。

　　这是表现陶渊明晚年的生活景况及其思想情绪的一篇极其重要的作品。陶渊明以“田园诗人”著称，他的作品流传最广而又最脍炙人口的是《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这种文，和《归园田居》、《和郭主簿》、《饮酒》这种诗。后来经过鲁迅先生的批评提醒，人们又开始注意了《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少数所谓带有点“金刚怒目”式的作品，而真正了解陶渊明晚年的生活与思想的读者仍是不多。因此，读者有必要向了解《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

　　首先，这首诗描绘了诗人晚年悲惨的生活情景，他已经到了挨饿受冻，无法维持的境地。他“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以至冻得“造夕思鸡鸣”，夜间盼着快点天亮；饿得“及晨愿乌迁”，白天又盼着快点天黑。这是多么难熬，多么难以忍受的岁月啊！反映陶渊明晚年的这种悲惨困苦生活，可以用来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相参证的，还有《杂诗》，其中说：“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还有《饮酒》，其中说：“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词语都几乎一样。回想陶渊明归田的初期，那时他的家庭尽管不很富，但至少还保持着一个小康局面。他的居住情况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他的饮食情况是“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当隐士，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好景不长，四十四岁那年他家中失了大火，“一宅无遗宇”，什么都给烧得精光了。从此他的生活日益贫困，他的参加劳动也不得不由原来的观赏性、点缀性而逐渐地变成了维持生活的基本手段。也正因此，自然灾害对于陶渊明也就成为一个关系极其紧密的问题了。例如眼下陶渊明的困境就是由于“炎火屡焚如，螟蜮滋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这种原因造成的。这样的生活，在中国古代文学家们的经历中极为少见。

　　其次，它表现了诗人晚年对社会现实的极大愤慨与不平，他满腹牢骚，甚至连天道、鬼神都恨起来了。他说：“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可以证明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与此相近，他在《饮酒》诗中还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情绪都是非常激烈的。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指着天道鬼神，实际上他的批判矛头乃是指向当时的黑暗社会，指向那个掌握着人类命运的腐朽的统治集团。陶渊明这时的思想情绪和他归田初期的那种面貌大不相同了，归田初期他总爱唱那种“乐天知命”、“安贫乐道”的高调，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归去来辞》中他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那时的陶渊明是以和平恬淡，与世无争著称。现在则不同了，牢骚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大。不是他的修养水平降低了。鲁迅先生说：“‘雅’要想到适可而止。‘雅’要地位，也要钱。”（《病后杂谈》）不论谁要说“安贫”，那他首先得保持一种至少是不太贫的经济条件。否则要想使人“安”得住，而且还要“乐”起来，那是很难的。陶渊明先前总爱说“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颇有点像是读书弹琴成癖的样子。可是到了晚年写作《咏贫士》，当他已经“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时候，他也就“诗书塞座下，日昃不遑研”了。越穷越苦，思想矛盾也就越多，情绪也就越激烈，这是人之常情，是真实的。陶渊明的诗歌以真实著称，但若以后期这种艰难地写痛苦写愤怒的作品，和前期那种轻易地写快乐写恬淡的作品比起来，则是后期作品表现的思想更真切、更实在。

　　第三，作品表现了陶渊明在这种极其痛苦难熬的生活中的意志坚定，宁死不移。他已经横下一条心来，无论怎样穷困，他再也不出去作官，再也不去和那个黑暗的上层社会同流合污了。他说：“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这是什么意思？比陶渊明早百余年的放诞派张翰曾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不是陶渊明也像张翰那样肆无忌惮地蔑视前代圣贤的古训，他所蔑视的正是当时官场中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所追逐的那种东西。他说他之所以陷入今天这样的困境，这都怪他自己，怪不得天道鬼神或其他人事。这不是真话，这是牢骚，这是他在变相地表现他对当时政治的不平，同时其中也包含着一种坚守了节操，在精神道德上获得了胜利的骄傲与自豪。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与黑暗官场不合作，蔑视功名利禄而隐居田园去当清闲地主的，历代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忍冻受饿，竟至于“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地宁可去向人家乞食，也决不回头，而一直挺下去，直至老死田园的，却除了陶渊明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陶渊明的气节是感人的，陶渊明的骨头的确比别人硬。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风格是以淳朴实在著称，所以梁启超曾经说，“唐以前的诗人，真能把他的个性整个端出来和读者相接触的，只有阮步兵和陶渊明，而陶尤为甘脆鲜明”（《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他晚年写的这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就如同一位老朋友用连珠一般的语言在诉说他一系列的不幸，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怨天恨地，在抒发他对现实社会的愤愤不平。这首诗和他归田初期作品中的那种宁静恬淡、情景交融比起来，是变得更为愤激、更为质直了，但是陶渊明作品中那种突出的真情实感的流露，却是始终一贯的。他有乐说乐，有苦说苦，有牢骚不平也决不故意掩饰。他的语言是那样浅近、凝练、生动、准确，例如：“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这种对于受冻者在冬天的长夜里盼望天亮，盼着快点日出；挨饿者在夏天的长昼里盼着天黑，以为上床不动，肚子也可能会好受一些的心情的描写，没有一点实际感受的人莫说是写不出，就是想也恐怕难以想到。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成为进士。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苏轼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