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这是一首以感春怀人为内容的闺怨词。起首“忆郎还上层楼曲”一句通过闺中少妇登楼望远的视线，把她的一颗愁心送到远方游子的身边。登楼望远是古诗词中常用的意象，多从空间落想，怅望行人此去之远。第二句“楼前芳草年年绿”，则从时间落想，因见芳草“年年绿”而怅念行人远行之久。从这句词的出处来说，它取意于淮南小山《招隐士》与王维《山中送别》句意，暗含既怨游子不归又盼游子早归的复杂意味。
三、四两句“绿似去时袍，回头风袖飘”，巧妙地以第二句句末的一个“绿”字为桥梁，从“芳草年年绿”到“绿似去时袍”，由望景过渡到怀人，感今过渡到思昔。抒情女主人公从芳草之绿生发联想，勾起回忆，想起郎君去时所着衣袍的颜色，并进而追忆其人临去依依、回首相望时，衣袖随风飘动的情景。离别之际的这一细节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之中，是时时都会重现眼前的一幅令人黯然魂销的画面；此时，因望见芳草绿、想到“去时袍”，当初的这幅画面又分明似在眼前了。此时此事，此情此景，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小雅·隰桑》）。从这两句词，即可以想见词中人当年别郎时的留恋，也可以想见其此时“忆郎”时的惆怅。牛希济《生查子》词中的“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可与这两句词参读，不同的是：张先词就居者立言；牛词则拟居者口吻以嘱咐行者。两者俱谓见绿草而不忘着绿之人，其运思之同异正未易区别。
换头“郎袍应已旧，颜色非长久”两句，紧承上片的三、四两句。词笔不离衣袍，而又翻出新意。同样是写那件绿色的衣袍，但上两句是回忆去时的袍色，这两句是想象别后的袍色。前者把一片相思时间上拉回到过去，后者则把万缕柔情空间上载送到远方。同时，这两句又与上片第二句中的“年年”两字遥相呼应，也是从时间落想，暗示别离之长久。正因别离已久，才会产生衣袍已旧、怕那去时耀眼的绿色已经暗淡无光的推测。又从袍之旧、色之褪，触发青春难驻、朱颜易改之感。于是，自然引出下面“惜恐镜中春，不如花草新”两句，把词意再推进一步。词中人之所惋惜、恐惧的是一个意义更深广、带有永恒性的人生悲剧，而不仅仅是一次别离的痛苦。离别固然折磨人，但行人终有归来之日，日后相逢之乐还可以补偿此时相思之苦；至于人生短促、岁月无情，而居者与行者都会分离中老去，这却是无可挽回、无可补偿的，正所谓“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王国维《蝶恋花》）。这两句词，则对照眼前“芳草年年绿”之景，怨叹人之不如花草。花落了，明年还会开；草枯了，明年还会绿；而人的青春却一去不复返了。镜中的春容只会年年减色，不会岁岁更新。刘希夷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白头吟》）说的也是这样的意思。
张先特别擅长于攫取具有特色的景物来抒发感情，此词则始终围绕颜色运思，并用以穿针引线，贯穿全篇。词之上片着眼于颜色的绿与绿之相同，使空间隔绝的近处芳草与远方行人相连结，使时间隔绝的此日所见与昔日所见相沟通，从而使楼前景与心中情融会为一，合为词境。下片着眼于颜色的新旧差异，使回忆中的昔时之袍与想像中的此日之袍相对照，使身上衣与境中人相类比，使容颜之老与花草之新形成反比。上片因“忆郎”而“上层楼”，因“上层楼”而见“楼前芳草”，因芳草之“绿”而回忆郎袍之“绿”，再因去时之“袍”而想到风飘之“袖”。首句与次句的两个“楼”字，紧相扣合；次句与第三句的两个“绿”字，上下钩连；第四句的“袖”字固与第三句的“袍”字相应，句中的“回头”两字也暗与第三句的“去时”两字相承，针线绵密，过渡无痕。下片虽另起新意，却与上片藕断丝连。因三、四两句回忆起去时之袍，过片两句就进一步想象此时之袍；过片两句的上、下句间，则是因衣袍之“旧”而致慨于“颜色非长久”。接下来的两句，更因袍色之不长久而想到“镜中春”也不长久，再回溯上片“芳草年年绿”句，而有感于不如花草之年年常新。通篇脉络井然，层次分明。
这首词是词人从一个亡国之君的立场和思想感情来写他追怀昔日帝王生活的悲哀和寂寞，词中以直抒悲怀领起，继之以一系列鲜明的图景。词中有眼前景，有象征景，有想象景，把他的凄凉之感，亡国之痛，故国之思，寄寓其中，突出地表现了词人善于捕捉形象的艺术才能。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这首词的开头两句是说，往事回想起来，只令人徒增哀叹；即使面对如此美好的景色，也终究难以排遣心中的愁苦。
词的主旨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的道破，即“往事堪哀”、“对景难排”这八个字。“景”指眼前景物，正对“往事”而言，而“往事”又与今日之处境两相映照，昔日贵为天子，今日贱为俘虏，这简直有九天九地之差。而今生今世，再无卷土重来的机会。所以第一句下了个“只”字，“只”，独一无二的意思，除此再无别计。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偏偏这个已经“归为臣虏”的降皇帝心还没有死透，相反，他对外界事物还很敏感。这样一来，内心的矛盾纠葛当然无法解除，只能以四字隐括之——“对景难排”。
“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这三句是说，秋风萧瑟，冷落的庭院中，爬满苔藓的台阶，触目可见。门前的珠帘，任凭它慵懒的垂着，从不卷起，反正整天也不会有人来探望。
“藓侵阶”即《陋室铭》中的“苔痕上阶绿”，表示久无人迹来往，连阶上都长满了苔藓，真是死一般的岑寂。作者对此白天的景色既然感到难排，便有心加以抵制，抵制的方式是消极的，檐前那一长列珠帘连卷也不卷，干脆遮住了视线，与外界隔绝。用这样的手法逼出了四个字：“终日谁来”！既然连个人影都见不到，我还卷帘干什么呢？也许有人会问：既已写出久无人迹，又说“终日谁来”，岂不叠床架屋？其实，有重复也不重复，重复的是一层意思反复的说下去，不重复的是字面上说终日谁也不来，骨子里却含有万一有人来也说不定的希冀的心理在内。这就与“藓侵阶”好似重复而实际不重复了，那是因为一写实际景物，一写心理活动。
在悲观绝望之余，下片转入对故国的沉思。这也是李煜这个特定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逻辑必然。而沉思的结果，依然是荒凉萧索，寂寞消沉。但这是想象的产物，比眼前的实际更虚幻，因而感情也就更凄凉哀怨。
下片转折而起，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悲悼国家破灭、身陷为虏的遭遇。想当年，身为君主，群臣俯首，宫娥簇拥，有过颐指气使的威严，有过春花雪月的风流，而所有的繁华与富贵都一起随着金陵的陷落而烟消云散，化为了乌有。此时徘徊庭院，往事无限，看秋夜天高，秋月澄明，那金陵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却不再是往日的气象。南唐已破灭，君主成囚虏，秋月还是那轮秋月，只是“空照秦淮”而已。这里的“玉楼瑶殿影”，可以分作两层理解。第一层是指秦淮河边的旧时宫苑，映照在月光下，投影在河水中，却是有楼影而无人影，重在一个“照”字。第二层是指神话传说中的月宫，华丽壮观却虚无缥缈，就像此刻记忆中的故国宫苑，重在一个“空”。就第一层讲，作者是凭着想象回到旧地，就第二层讲，则作者是在当地望月而遥寄哀思。这两层意思就将一人而两地的情思通过一轮秋月糅合到一起，“空照”不仅在秦淮的楼阁，也在汴京的人一心。“空照”的感受中有无尽的心酸与哀苦。
这首词写当前的孤寂，与往日的繁华相对，不过不是直接道出，而是借景抒情。上片景色“秋风庭院藓侵阶”，写得寒瑟凄惨；下片景色“晚凉天净月华开”，虽然清冷，却是一片澄明。这两处景色，一明一暗，又一在白日，一在夜晚，就构成了双重的联系。在格调上是现在与过去的对比，在时间上则是日以继夜的相承。因此，“对景难排”不仅是说眼前景，而且是指所有的景物，无论四季，无论日夜，都不能为孤苦的作者排遣悲哀，不说“往事只堪哀”，用其他的话也是无法表达出悲哀的。
这篇散文可分为五大段。第一、二两段写古人立学，培养人才，人才出而天下治；第三段写三代以后千余年来废学所造成的恶果；第四段写宜黄县立学的始末及其积极性；第五段则赞美县令李详兴学和为政的功绩，并对宜黄县学寄予希望。文章议论恣肆，层次分明，有极强的说服力。文中夹叙夹议，典重博厚，叙述有原有委，议论深刻透辟，堪称是曾巩文章的代表作。
在这篇千字文中。作者以“纡徐简奥”的笔墨阐述了儒家的教育思想及其意义，同时又以简练的史笔记叙了家乡宜黄县县学的建立始末，表达了作者崇学重教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兴办学校历来是推行文治教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古代的圣人们不断摸索、总结，乃至确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来保证学校教学的进行。这些制度与方法，都记载在儒家的六经中。如文章第一句所说的“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国，皆有学”，记载于《礼记·学记》：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 文中的“祭祀、乡射、养老之礼”，曾巩对此非常熟悉，所以在论及兴学的重要性和古代学制时，能有源有委，条畅而详备，将古代从下到上学校的设制、教学的内容、教学的目的及具体措施，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文章显示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文章开篇不提宜家黄县学校的筹建、选址以及规模和外观。而是别处落笔，先写学习的重要性，说得十分恳切。抓注学习“使人人学其性”和“皆可尽于中”这个论点，逐步开始阐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并注意指出每一个方面的学习都有明确的意义。比如学习《诗经》和《尚书》，可以明白待人接物的礼节和进退上下的种种规矩。接着阐述立学的最终目的，使社会上的人都“学其性”，而不单是防止他们出现邪恶放纵的行为。再者，从培养可以担当天下大事的人才来说，是为了“养其身”，使人们能够懂得天地间事物的变化，懂得古往今来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原因，懂得在施政的过程中，对具体的措施应如何增减损益、废置或施行，以及如何善始善终。于是，立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盖凡人之起居、饮食、动作之小事，至于修身为国家天下之大体，皆自学出，而无斯须去于教也。”这是作者对此最好、最准确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