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鲜终日有，俗物向来无。
酒所挥椽笔，风前据槁梧。
逢人休举似，儿辈笑吾徒。
红鲜终日有，俗物向来无。
酒所挥椽笔，风前据槁梧。
逢人休举似，儿辈笑吾徒。
“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称情。”据《唐诗纪事》及崔峒朋友们的诗文记载，崔曾登进士第，大历中任拾遗、补阙等职，后因事贬为潞府（治所在今山西襄垣县北）功曹，终被贬于州刺史，卒于贞元中期。从诗的作年和诗中语气来考察，这首诗可能即作于潞府功曹任上。功曹属于闲官，且诗人所居之地又远离朝廷，因而诗的上句说数年来漂泊江湖，摒弃做官的虚名，下句“竹杖纱巾”，是隐者装束，意思说自己逍遥自在地生活，大遂平生之愿。金圣叹批曰：“‘遂’字妙！妙！言亦既宽然有余，更无欠缺也。不知何一日何一故又要献书，遂又生出无数不称情”（《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之四上）以“遂”字为中心解这两句诗，一语中地。下一联具体描写潇洒的生活：“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云外”，即指世俗之外，宦海之外，此指诗人现居的闲散之地，此联诗人自述一切率意而为，有时逢寺即宿，有时日落西山，无事时沿江漫行。这两句颇似司空曙《江村即事》中“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一联的意趣。
颈联归结到寄韦李本意。“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上句陶潜指李明府，陶曾为彭泽令，故以陶比李，下句庾亮指韦应物。陶渊明既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李又是崔峒友人，从那首《赠同官李明府》中“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里见人家”的句子，可以看出李明府也是一位胸怀磊落的人物；庾亮为晋朝太尉，《晋书》卷七十三载：亮都督江荆六州军事，镇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楼，亮至，将起避，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便据胡床啸咏，其坦率多类此。”“楼中对月”疑写此事。韦应物为大历、贞元间著名山水诗人，性格清雅闲静，诗风恬淡，亦非追求功名利禄者。崔峒以两位清雅疏放的古人，比喻两位同样雅洁的今人，说他们做官，不说政绩怎样，而说看花、对月，这样写主要是对他们“吏隐”生活的向往，同时稍露自伤不遇之情。
“谁念献书来万里，君王深在九重城。”尾联转入满腹牢骚不平，诗人向两位朋友诉苦：我不远万里，到京城献书，谁知“君之门兮九重”，一片赤诚，难以上达天听，不为君知。这两句并不是“悔献书”，他对献书毫不悔恨，只是怨自己运气不好，怨君王深居禁中，不能赏识自己的才干，使得他不能象韦苏州和李明府那样，既能当官，又过着“潇洒送日月”的生活。“十才子”诗中常交织着“仕”与“隐”的矛盾。他们都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最惬意的莫过于“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这样吏、隐两全的生活，崔峒因未得到这种“待遇”而产生怨恨，不过，他的“怨”，是“怨而不怒”，合乎中庸之道的。崔峒的友人王烈有一首《酬崔峒》诗，对他的矛盾心理写得很形象具体：“狥旬世甘长往，逢时忝一官。欲朝青琐去，羞向白云看。荣宠无心易，艰危抗节难”。
崔峒的诗全国仅存一卷，唐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被选录了崔诗九首，并评价云：“崔拾遗，文彩炳然，意思方雅。”这首诗，意象高华，投赠之意，怨愤之情，出以雅正之笔，为崔诗中的佳作。
《杞人忧天》是一则寓言，出自《列子·天瑞篇》。文章通过杞人忧天的故事，嘲笑了那种整天怀着毫无必要的担心和无穷无尽的忧愁，既自扰又扰人的庸人，告诉人们不要毫无根据地忧虑和担心。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一气呵成。这是一则益智寓言，写了忧天者与忧人者两种人。作者并不以这两种人为然。
文章重要刻画了一个“杞国人”的形象，他头顶蓝天，却整天担心蓝天会崩塌下来，脚踏大地，却成天害怕大地会陷落下去，以致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还担心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会掉下来，惶惶不可终日。在别人耐心的开导下，他又放下心，高兴极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就浮现在读者的眼前了。
另外一个人物，开导杞人的热心人，他对天地星月的解释，是不科学的，只是代表了当时的认识水平，但他那种关心他人的精神，耐心开导的方法，还是值得肯定的。古代道家学者长庐子也并不赞成这个开导者关于天地无毁的说法，他认为一切事物既有成，就有毁。而列子认为，天地无论成毁对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道的本质在于虚静无为，人也应该以笃守虚静的处世态度，不必在不可知的事物上浪费心智。
这则寓言的客观意义是值得重视的，它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在宇宙形成理论上的成果，寄谓“积气”、“积块”、“日月星宿亦积气中有光耀者”等见解，其辩证思维水平之高，是令人信服的。
这则寓言故事运用对话刻画人物，人物形象分明。故事短小，但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文章基本以对话构成，言简意赅，逻辑严谨，读来文气贯通。这则寓言也成为后世文人常用的典故，如李白有诗曰“杞国有人忧天倾”，即出于此。
这是一首以禅院钟声为题材的禅理诗，描写了诗人在山夜听闻的飘荡不定的钟声，从而抒发了诗人对人世生活的虚幻的感慨。佛寺的钟声使人联想到存在的空虚。钟声在山中回响，奇妙地飘荡不定，增加了诗人的醒悟。钟声奇特地、幽灵般地风在彼处，又不在彼处，表明了人世生活的虚幻。第四联出色地表现了通感，通过佯称使钟声可见，强调它的虚幻性。这首诗与常建一首同样描写寺院钟声的诗《题破山寺后禅院》相比，则显得具有很强的独创性。
山夜里传来钟声。静寂中，这钟声格外响亮；霜寒里，这钟声格。外清越。夜色中只有这钟声如此丰盈与充溢，仿佛它是可以触摸得到的了。可是，钟声却是无形物，即便充斥于耳，也是寻之不见，它不过徒有其铿锵之声，本身乃空。由此想来，世上何物不如此呢。万物本源为空，从空而来，又归于空。而万物之有亦非实有，不过是因缘和合而成。风如此，也就无所谓生，无所谓灭。《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钟声是中国古代禅诗中取材最多的对象之一，凡与钟声有关的诗累计起来不下千句。名句如孟浩然的“东林精舍近，日暮坐闻钟”（《晚泊浔阳望庐山》）；王维的“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过香积寺》）；裴迪的“林端远堞见，风末疏钟闻”（《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钱起的“清钟扬虚谷，微月深重峦”（《东城初陷与薛员外王补阙暝投南山佛寺》）；刘长卿的“香随青霭散，钟过白云来”（《自道林寺西入石路到麓山》）；綦毋潜的“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题灵隐寺上顶院》）；韦应物的“鸣钟惊岩壑，焚香满空虚”（《寄皎然上人》）等。钟声给人空灵悠远的清禅之气，将人带入无限渺远的幻想世界。张说这首《山夜闻钟》，可谓传神之作，诗中饱蕴宗教哲理。在一个寒蟾清辉、山深霜风的夜晚，一切归于静谧，忽然一阵浩钟，撞开了诗人想象的栅栏。那仿佛飘自碧虚中的袅袅宏音，听起来好像在眼前，寻找却没有踪迹，前声才过，后音又至，纵横涤荡，爽心动容，令人心茅塞顿开。原来空灵的世界这般伟丽，就不必执着于生灭之妄念。
全诗由闻钟而引发感慨。先写诗人之清静闲适，夜卧小歇；复写环境之清寒虚洁。此时钟声浩荡恍若自天际而来，“前声风春容，后声复晃荡。听之如可见，寻之定无像”，这四句最是神到之笔。前声、后声二句，给人以透不过气来的压抑窒息之感，而听之，寻之，又显得那般轻灵，甚或有些许稚气，显示了一位艺术家心灵世界里特有的童贞与性灵。语风平实，意性醇浓，实为难得之作。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定其为刘作。
此诗题目，或作《渡桑乾》，或作《旅次朔方》。前者无须说明，后者却要解释一下。朔方始见《尚书·尧典》，即北方。但同时又是一个地名，始见《诗经。小雅。出车》。西汉置朔方刺史部（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所辖有朔方郡），与并州刺史部（当今山西省）相邻。桑乾河并不流经朔方刺史部或朔方郡，所以和朔方之地无关。并州在唐时是河东道，桑乾河由东北而西南，流经河东道北部，横贯蔚州北部，云、朔等州南部。这些州，当今雁北地区。由此可见，诗题朔方，乃系泛称，用法和曹植《送应氏》“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一样。而刘皂客舍十年之并州，具体地说，乃是并州北部桑乾河以北之地。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的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诗人由山西北部（并州、朔方）返回咸阳，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现在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故乡的怀念。
这是代闺人抒写离情别怨的词。在浮艳成风的花间派词苑里，赋别多的是缠绵悱恻之作，此首却别开生面。“留不得”，一起何其突兀，却是干净利落，绝无吞吞吐吐、欲说还休之态。欲留而不得，犹见留恋之情，而次句“留得也应无益”，却是决绝之辞，怨之深溢于言表。陡起急转，一下子就把感情的浪涛激至最高点；妙在绝非一泻无余，而是恰如巨闸截波，以高位取势。顿起之后，继以缓承，行文摇曳生姿。“白纻”两句，回叙行者初去扬州之日，江头送别，突出印象之一。记去扬州时之衣服，颇见潇洒豪迈之风度。白纻春衫，莹洁如雪，举服饰之潇洒飘逸，其人之风神如玉可知。印象如此鲜明，标志着对行者之犹存眷恋，就意脉言，暗承“留不得”。“轻别离”三句，回叙伤痛送别时突出印象之二。风帆满鼓，行者恨不得舟行如飞；看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有这样的繁华去处在招手，行者就视别离如等闲，视抛掷如儿戏，薄情面目，昭然若揭，就意脉言，暗承“留得也应无益”。结尾两句，写的是别后的内心独白。古乐府《鸡鸣高树巅》：“舍后有方池，池中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词句中之“彩鸯三十六”，盖指三十六对。一方面，羡鸳鸯之双栖双宿，一方面，伤自身之有如孤鸾。这里，既寄寓对幸福之仍抱憧憬，也透露对行者怨念之深。怨之深与爱之切，相反相成，与开端仍一脉相承。此词一起一结，在写法上，前者是直诉胸臆，斩钉截铁；后者是托诸物象，言外见意。一气斡旋，两般笔墨。
诗人告别扬州的时候是果断的，“满帆风疾”正说明无所留恋。但结尾二句词意顿转，以孤鸾自喻，描绘孤寂的心境，暗含对轻易离别的 后悔之意。原来前面说得那样轻松，不过是为了反衬后面的沉郁之情。
孙光宪词之见于《花间集》和《尊前集》者有八十四首，数量之多，在花间派词人中居首位。就其艺术表现，孙词特色主要体现在气骨的精健爽朗上。就此阕论，一开端就是顶点的抒情手法，一气贯注的通体结构，确是以峭劲取胜。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孙词，“气骨甚遒，措语亦多警炼”，可谓鞭辟入里。
《谒金门》词调的过片，《花间集》中，韦庄、薛昭蕴、牛希济诸作，皆为两个六言句。孙光宪此阕则改为两个三言句和一个六言句。三言句“轻别离、甘抛掷”作对偶句式，揭示行者的薄情心魂，倍见生色。明杨慎《词品》云：“词人语意所到，间有参差，或两句作一句，或一句作两句，惟妙于歌者上下纵横取协。”征之唐五代词情况，斯言得之。后代论词律者往往标举一调多体，其递嬗之迹，于此也可略窥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