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此诗主题，历来有争论，大致有美诗和刺诗两种意见。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体现了殿堂上嘉宾的琴瑟歌咏以及宾主之间的互敬互融之情状。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
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自觉地为君王的统治服务。
此诗从开元乐写起，引出了唐王朝由胜转衰、安史之祸的缘由，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战祸连年造成的悲惨现状。全诗以不见行踪的“悲愤”二字为宗，勾连各句，将跳跃幅度极大的四联诗融为一有机整体，表现出较为深厚的艺术功力。
首联“莫奏开元旧乐章，乐中歌曲断人肠。”的句意：不要再奏响那些霓裳羽衣舞和秦王破阵舞曲（虽然出现在李世民时代，但是开元时期仍在演绎），那是过去《忆昔》的回忆，想到这些，那辉煌的时代，对比此时兵荒马乱，“路有冻死骨”的惨景，真是悲从心起。
颔联“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国金车十里香。”写两处场景的不同比较，王室后孙却遭遇软禁，生不如死，在三更尚不能眠，笛声哽咽，催人泪下，而那单单一个虢国夫人的车马，就是贴金镶钻，所谓宝马香车，暗示开元时候的物质生活糜烂，更飘逸出了夫人使用的熏香。两处对比烘托出唐朝政治失利者的悲哀和当朝者和宠臣们的逍遥。
颈联“一自犬戎生蓟北，便从征战老汾阳。”安禄山的胡人背景有《胡旋舞》为证，大概的词句为，“内有太真外禄山”。因此，说他们是蛮夷之乱也不为过。安禄山在蓟北筑城招兵买马，贮存武器钱粮，谋反叛变，汾阳王郭子仪长期征战，岁月销磨于疆场之中。
尾联“中原骏马搜求尽，沙苑年来草又芳。”最后一句，诗人发忧古之思，看到凄惨情景，不由叹声遽然，战事连连，中原的男儿被抓为壮丁当兵，连骏马都搜求一空；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岁月变迁，沙苑之战，以少胜多，取得胜利。但是这一切过去，意义也不过如此。老百姓死的死，亡的亡，只有这青草还在生长，其他的都转瞬即逝。
这首诗采用以小见大的写法，从开元后乐讲音乐这个题目，写出唐代兴衰的大感触来。这种以小见大，还有见微知著的作用。
折柳赠别的风俗始于汉人而盛于唐人。《三辅黄图》载，汉人送客至灞桥，往往折柳赠别。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箫声咽》“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即指此事。这首诗虽未指明地点，从诗意看，写的大概也是灞陵折柳赠别的事。
诗的开头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了这样的场景：初春，水边（可能指长安灞水之畔）的杨柳，低垂着像酒曲那样微黄的长条。一对离人将要在这里分手，行者驻马，伸手接过送者刚折下的柳条，说一声：“烦君折一枝！”此情此景，俨然是一幅“灞陵送别图”。
末两句“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就语气看，似乎是行者代手中的柳枝立言。在柳枝看来，此时此地，万物之中只有春风最相爱惜，虽是被折下，握在行人手中，春风还是殷勤地吹拂着，可谓深情款款。柳枝被折下来，离开了根本，犹如行人将别。所以行者借折柳自喻，而将送行者比作春风。这层意思正是“烦君折一枝”所表现的感情之情的深化和发展。诗人巧妙地以春风和柳枝的关系来比喻送者和行者的关系，生动贴切，新颖别致。
这首诗是从行者的角度来写，在行者眼里看来，春风吹柳似有“相惜”之意与“殷勤”之态，仿佛就是前来送行的友人。这是一种十分动情的联想和幻觉，行者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物象之中，本来是无情的东西，看去也变得有情了。这种化无情之物为有情之物的手法，常用于中国古典诗歌中，如唐元稹《第三岁日咏春风凭杨员外寄长安柳》云“三日春风已有情，拂人头面稍怜轻。”宋刘攽《新晴》诗曰：“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都是移情于物，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称为“物色带情”（《文镜秘府论·南·论文意》）。这不是一般的拟人化，不是使物的自然形态服从人的主观精神，成了人的象征，而是让人的主观感情移入物的自然形态，保持物的客观形象，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
末两句之所以耐人寻味，主要是因为采用了巧妙的比喻和物色带情的艺术手法，这正是此诗的成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