簿领婴心宁素志，梦魂何日不沧洲。
揆吾温饱儿堪托，平昔行藏妇与谋。
已判来年拂衣去，寄言亟办钓鱼舟。
簿领婴心宁素志，梦魂何日不沧洲。
揆吾温饱儿堪托，平昔行藏妇与谋。
已判来年拂衣去，寄言亟办钓鱼舟。
唐时长安的菊花，尽管不象牡丹那样“花开时节动京城”，有“真国色”之誉，但毕竟曾盛极一时，为许多诗人所吟唱。至今，西安兴庆公园中的菊花仍繁衍不绝，声驰中外，唐代遗风依约可见。
本诗的作者思念京都长安，却将菊花特提，并满庭植菊，以寄托忆念之情。看来，诗人是有意将长安与菊连在一起，在婉转地透露其心曲。据有关资料载述，诗人性格疏旷，不拘小节，曾为西川宣谕和协使李询辟为判官，时常感慨唐末世之衰，对开元盛世追慕不已，谓：“游人记得承平事，暗喜风光似昔年”(《长安清明》)。诗人在这里忆念长安菊，或是藉以发抒追昔怀旧之情吧!开首的二句，一“因”一“果”，呼应成趣，章法细密谨严。而且．以对话的语势叙事抒情，也给人以亲切感，加强了，作品的表达效果。
而对红兰，诗人则是另一副态度，在告诫它：切莫因菊花的颜色素雅而恣意轻慢，菊花历来为人们所珍视，有过龙山泛酒的小凡经历呢。龙山泛洒，据《世说新语》注引《孟嘉别传》载，盂嘉为征西大将军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桓温游龙山，官僚咸集，皆戎服。有风吹嘉帽落，初不觉。嘉薄饮，愈多不乱，自言得酒中真趣。并未述及采菊泛酒事，但是，古时有九月九日“登山饮菊花洒”(《荆楚岁时记》)的习俗，诗人盖将二事糅为一体，意在强调菊花的不同凡流。
本诗看去是平直叙述，无多机巧，实则寓曲于直，多弦外之音。大概诗人有过被人轻慢的经历，故而暗以菊相标榜，忆起“白马似冷朱绂贵，彩衣遥惹御炉香”(《寄右省李起居》)的京师生活，才有“龙山泛酒”之喻。借咏菊婉曲地表述了他郁闷不平的心理。
此诗是诗人面对如大海汹涌的江水，抒发内心感受的叙怀之作。诗写于安史之乱时，诗人流落四川成都，寄居草堂，一次观锦江“水如海势”，波涛汹涌，则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但又无从说起，只好“聊短述”，抒写了他激愤的、自我解脱的、一时的人生感悟。全诗八句五十六字，其中“语不惊人死不休”为传世名句，道出了杜甫诗作的特色，反映了他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
诗题中一个“如”字，突现了江水的海势 ，提高了江景的壮美层次，表现了江水的宽度、厚度和动态。江水如海势，已属奇观。然而诗题却偏偏曰 ：“聊短述 ”。诗题中就抑扬有致，这是诗人的一贯风格。
既然是聊为短述，绝不能出语平平。诗人自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足见“聊短述”的良苦用心，炉火纯青的诗艺，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和动人心弦的审美效果。
正由于杜甫艺术上的一丝不苟、勇于创新，因此老年臻于出神入化、妙手成春的极境。所谓“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死花鸟莫深愁”。仇兆鳌评杜甫“ 少年刻意求工，老则诗境渐熟，但随意付与，不须对花鸟而苦吟愁思矣 。”（《杜诗详注》卷之十）同时他还转引钱笺可相互发明：“春死花明鸟语，酌景成诗，莫须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鸟莫须愁，岂知花鸟得佳咏，则光彩生色，正须深喜，何反深愁耶？”（《杜诗详注》卷之十）这里是说点明春光明媚，花香鸟语，快乐异常，因此不存在花鸟深愁的问题，“莫深愁”为杜甫自况。
至于“ 浑漫与”中的“与”字，旧本曾作“兴”，清末郭曾忻解释说：“所谓漫兴，只是逐景随情，不更起炉作灶，正是真诗。”（《读杜札记》）此处强调任笔所之，自然而然。总之，首颔二联总体着眼，大处落墨，虽为短述，语实惊人，虽未直接描写江上海势，但胸中之海早已形成。它浑厚深涵，辽阔无垠，大气磅礴。心中之海，诗人采取了虚写的办法。正如金圣叹所说，此“不必于江上有涉，而实从江上悟出也。”（《杜诗解》卷二）所谓海势，其实是江，因此江上之景，亦应摄取，若完全避开江水，则海势亦无所依附，而不成其为江如海势。为此，诗人紧接首颔二联虚写海势以后，随即转入实写江水。
故颈联道 ：“新添水槛供重钓，故著（着）浮槎替入舟。”此处虽写江水，但只是轻轻带过，如此触及江水、悟及海势的写法，令人玩味不尽。正如王嗣奭所说 ：“水势不易描写 ，故止咏水槛浮舟。此避实击虚之法。”（《杜臆》卷之四）又如金圣叹所说 ：“不必于江上无涉，而实非着意江上也。”（《杜诗解》卷二）尾联诗人以一“焉”字，即巧作转折，融注新意。诗人之语，已经惊人。诗人说：若得陶渊明、谢灵运那样的妙手，使其述作，并同游于江海之上，岂不快哉！尾联思路新奇，饶有兴味，且与首联相呼应，显示出诗人对艺术最高境界的执着追求。“更为惊人之语也。”（《杜诗解》卷二）
对诗与诗题之间的关系金圣叹先生写道：“每叹先生作诗，妙于制题。此题有此诗，则奇而尤奇者也。诗八句中，从不欲一字顾题，乃一口读去，若非此题必不能弁此诗者。题是‘江上值水如海势’七字而止，下又缀以‘聊短述’三字。读诗者，不看他所缀之三字，而谓全篇八句，乃是述江水也，值江水之势如海也。则八句现在曾有一字及江海乎？”（《杜诗解》卷二）从他评析中，可以得知：此诗诗题与诗中八句，构成了一个浑厚海涵、博大精深的整体。虽未写海，而如海势。此诗以虚带实，出奇制胜，意在言外，令人叹为观止。
作者当时已经年老，“不效艾符趋习俗”既是力不从心，也包含看透热闹背后空虚的无奈与悲凉。当时安史之乱已经过去，正是元和中兴前后，民间的生活处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作者因为自身的年老体弱，又预见了晚唐时期宦官与藩镇冲突的必然，因此即使在端午，他也是懒散而痛苦，希望“蒲酒话升平”。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也正因为前文叙述的原因，他才发出了时光易逝，几人流芳的感慨。此诗相对悲观，但透过诗辞的背后，我们却可以从作者的视角，窥见当时晚唐的一景。
将打桩设网的狩猎者，与捍卫公侯的甲士联系起来，似乎也太突兀了些。但在先秦时代，狩猎本就是习练行军布阵、指挥作战的“武事”之一。《周礼·大司马》曰：“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阵），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打猎）。”其他如“中夏”、“中秋”、“中冬”，亦各有“教茇舍（野外驻营）”、“教治兵”、“教大阅（检阅军队的综合训练）”的练兵活动，并与打猎结合在一起进行。按孔子的解释就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兵者凶事，不可空设，因蒐狩（打猎）而习之。”打猎既为武事，则赞美公侯的卫士，偏从打桩设网的狩猎“兴起”，也正在情理之中了。
一场紧张的狩猎就将开始。从首章的“肃肃兔罝，椓之丁丁”，到二章、三章的“施于中逵”、“施于中林”，虽皆为“兴语”，其实亦兼有直赋其事的描摹之意。“兔”解为“兔子”自无不可，但指为“老虎”似更恰当。“周南”江汉之间，本就有呼虎为“於菟”的习惯。那么，这场狩猎所要猎获的对象。就该是啸声震谷的斑斓猛虎了！正因为如此，猎手们所布的“兔罝”，结扎得格外紧密，埋下的网桩，也敲打得愈加牢固。“肃肃”，既有形容布网紧密之义，但从出没“中逵”、“中林”的众多狩猎战士说，同时也表现着这支队伍的“军容整肃”之貌。“丁丁”摹写敲击网“椓”的音响，从路口、从密林四处交汇，令人感觉到它们是那样恢宏，有力。而在这恢宏有力的敲击声中，又同时展示着狩猎者振臂举锤的孔武身影。
从诗中所咏看，狩猎战士围驱虎豹的关键场景还没有展开，就突然跳向了对“赳赳武夫”的热烈赞美。但被跳过的狩猎场景，其实是可由读者的丰富想像来补足的。《郑风·大叔于田》就曾描摹过“火烈具举，襢裼暴虎（袒胸手搏猛虎）”的惊险场面，以及“叔善射忌，又良御（车）忌，抑磬控忌（忽而勒马），抑纵送忌（忽而纵驰）”的追猎猛兽情景。这些，都可在此诗兴语的中断处，或热烈赞语的字行间想见。而且由猎手跳向“武夫”，由“兔罝”跳向“干城”，又同时在狩猎虎豹和沙场杀敌之间，实现了刹那间的时空大转换：这些在平时狩猎中搏虎驱豹的健儿，一旦出现在捍卫国家的疆场之上，将在车毂交错、箭矢纷坠之际，挥戈击退来犯强敌，而巍然难摧如横耸的城墙。于是一股由衷的赞美之情，便突然充溢于诗人胸际，甚至冲口而出，连连呼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好仇、腹心）”了。
诗写得很自豪。在三章相叠的咏唱之中，这种自豪也因了“干城”、“好仇”以至“腹心”的层层推进，而增添了一种神采飞扬的夸耀意味。这对那些“公侯”来说，有这么一些孔武有力之士为其卖命，当然是值得自矜的。但对于“春秋无义战”的那个时代来说，甘将一身武艺，售予公侯之家，而以充当他们的“腹心”为荣，就很难说是一件幸事了。《诗经》“国风”中另一些为离乡背井、久役不归或丧身异域，而咽泣、哀号和歌哭的诗作，也许更能透露：在这种夸耀背后，还掩盖着怎样一种广大无际的悲哀。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毛诗序》、朱熹《诗集传》以为诗的主旨是讲“后妃之化”、“（周）文王德化之盛”，实在令人感到穿凿牵强，而欧阳修《诗本义》、方玉润《诗经原始》所持的“美武夫忠勇说”、“咏武夫田猎说”差为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