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中国古代抒情诗词中很少有主词,这首也是如此。读者只有根据抒情主人公的口吻、语气、举动及她身边的器物等等来推断性别,身份。这首词抒情主人公似应是一位怀人的女子。
上片开首两句是说风清月圆,正是良辰美景,令人赏心悦目。接下去两句却意绪陡转,“不会长年来,处处愁风月。”风月好不好,其实不在于风月,而在于人的心情。心情不好,风月将处处衔愁。杜甫《春望》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欧阳修《玉楼春》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和月。”说得透辟。上片,作者曲笔回旋,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个怀人女子那缠绵的、难于排遣的痛苦。
过片紧扣一个“愁”字。“熏麝”指熏炉中的香料。“寒虫”即蟋蟀。“心将”二句是说,自己的心和熏炉中的香料一样燃焦了;自己低低的吟咏跟蟋蟀的鸣叫一般凄楚。这两句中,“焦” 、“切”二字下得准确、形象、老到,使得人与熏麝,人与寒虫融为一体了,人内心的焦灼不安,人内心的凄苦难耐也借二字传导而出了。
“欲遽就床眠,解带翻成结。”以动作结情,构思巧妙,新颖。“遽”,匆忙,急之意。想念意中人而不得见,内心焦灼不安,于是想到还是上床睡觉吧,指望以此抛开痛苦烦恼。可是这也不行。想解带脱衣,反而结成了死结。生活中一个普普通通的动作,在此却显示了巨大的艺术魅力,它活脱脱写出一个烦恼人的烦恼心态。“解带翻成结”一句,语浅情深,实乃天籁之声,神来之笔,不知贺铸何由得来!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曾说:“贺老小词工于结句,往往有通首渲染,至结处一笔叫醒,遂使全篇实处皆虚,最属胜境。”这首《愁风月》也是结句妙绝的一例。
姜夔在这首词里用了他常用的小序。小序的好处就在于交代写作的缘由和写作的背景。而这首小序则更明确地交代了这首词的写作时间、地点、原因、内容、和主旨。让人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词人写作此词时的心理情怀。
这首词充分体现了作者认为的诗歌要“含蓄”和“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白石道人诗说》)的主张,也是历代词人抒发“黍离之悲”而富有余味的罕有佳作。词人“解鞍少驻”的扬州,位于淮水之南,是历史上令人神往的“名都”,“竹西佳处”是从杜牧《题扬州禅智寺》“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化出。竹西,亭名,在扬州东蜀岗上禅智寺前,风光优美。
但经过金兵铁蹄蹂躏之后,如今是满目羔坞了。经过“胡马”破坏后的残痕,到处可见,词人用“以少总多”的手法,只摄取了两个镜头:“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和满城的“废池乔木”。“荠麦青青”使人联想到古代诗人反复咏叹的“彼黍离离”的诗句,并从“青青”所特有的一种凄艳色彩,增加青山故国之情。“废池”极见蹂躏之深,“乔木”寄托故园之恋。
这种景物所引起的意绪,就是“犹厌言兵”。清人陈廷焯特别欣赏这段描写,他说:“写兵燹后情景逼真。‘犹厌言兵’四字,包括无限伤乱语,他人累千百言,赤无此韵味。”(《白雨斋词话》卷二)这里,作者使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连“废池乔木”都在痛恨金人发动的这场不义战争,物犹如此,何况于人!这在美学上也是一种移情作用。
上片的结尾三句:“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却又转换了一个画面,由所见转写所闻,气氛的渲染也更加浓烈。当日落黄昏之时,悠然而起的清角之声,打破了黄昏的沉寂,这是用音响来衬托寂静更增萧条的意绪。“清角吹寒”四字,“寒”字下得很妙,寒意本来是天气给人的触觉感受,但作者不言天寒,而说“吹寒”,把角声的凄清与天气的寒冷联系在一起,把产生寒的自然方面的原因抽去,突出人为的感情色彩,似乎是角声把寒意吹散在这座空城里。
听觉所闻是清角悲吟,触觉所感是寒气逼人,再联系视觉所见的“荠麦青青”与“废池乔木”,这一切交织在一起,一切景物在空间上来说都统一在这座“空城”里,“都在”二字,使一切景物联系在一起。着一“空”字,化景物为情思,把景中情与情中景融为一体,写出了为金兵破坏后留下这一座空城所引起的愤慨;写出了对宋王朝不思恢复,竟然把这一个名城轻轻断送的痛心;也写出了宋王朝就凭这样一座“空城”防边,如何不引起人们的忧心忡忡,哀深恨彻。
词的下片,运用典故,进一步深化了“黍离之悲”的主题。昔日扬州城繁华,诗人杜牧留下了许多关于扬州城不朽的诗作。可是,假如这位多情的诗人今日再重游故地,他也必定会为今日的扬州城感到吃惊和痛心。杜牧算是个俊才情种,他有写“豆蔻”词的微妙精当,他有赋“青楼”诗的神乎其神。可是,当他面对眼前的凋残破败景象,他必不能写出昔日的款款深情来。扬州的名胜二十四桥仍然存在,水波荡漾,冷峻的月光下,四周寂籁无声。唉,试想下,尽管那桥边的芍药花年年如期盛放,也很难有人有情思去欣赏它们的艳丽。词人用带悬念的疑问作为词篇的结尾,很自然地移情入景,今昔对比,催人泪下。
纵观全词,行文的基调都笼罩在一种悲凉凄怆的氛围中。无论是词人所见到的“荠麦青青”、“废池乔木”还是在黄昏里听到的“号角”和“空城”还是词人自身所想到的杜牧“难赋深情”和不知亡国恨的“桥边红药”,都是一种悲剧的写照。
情景交融是这首词在写作表现手法上最显著的一个特点。移情入景,乐景写哀,都是词人经常使用的手法。特别是乐景写哀,词人在文中写了大量的乐景:名都,佳处,二十四桥……可是,写乐景是为了衬托哀情,是为了对比“现在”的惨状:名都的凋残,佳处的弊坏,二十桥的冷寂……正如王夫之所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
用今昔对比的反衬手法来写景抒情,是这首词的特色之一。
上片用昔日的“名都”来反衬今日的“空城”;以昔日的“春风十里扬州路”(杜牧《赠别》)来反衬今日的一片荒凉景象——“尽荠麦青青”。
下片以昔日的“杜郎俊赏”、“豆蔻词工”、“青楼梦好”等风流繁华,来反衬今日的风流云散、对景难排和深情难赋。以昔时“二十四桥明月夜”(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乐章,反衬今日“波心荡、冷月无声”的哀景。下片写杜牧情事,主要目的不在于评论和怀念杜牧,而是通过“化实为虚”的手法,点明这样一种“情思”:即使杜牧的风流俊赏,“豆蔻词工”,可是如果他而今重到扬州的话,也定然会惊讶河山之异了。借“杜郎”史实,逗出和反衬“难赋”之苦。“波心荡、冷月无声”的艺术描写,是非常精细的特写镜头。二十四桥仍在,明月夜也仍有,但“玉人吹箫”的风月繁华已不复存在了。词人用桥下“波心荡”的动,来映衬“冷月无声”的静。“波心荡”是俯视之景,“冷月无声”本来是仰观之景,但映入水中,又成为俯视之景,与桥下荡漾的水波合成一个画面,从这个画境中,似乎可以看到词人低首沉吟的形象。总之,写昔日的繁华,正是为了表现今日之萧条。
善于化用前人的诗境入词,用虚拟的手法,使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余音缭绕,余味不尽,也是这首词的特色之一。《扬州慢》大量化用杜牧的诗句与诗境(有四处之多),又点出杜郎的风流俊赏,把杜牧的诗境,融入自己的词境。
此词在表现姜夔的词风清雅空灵上非常突出。运用“清”“寒”“空”“波心”“冷月”等词极力表现语言上清雅空灵。同时,用“犹厌言兵”表现兵燹之后的残破;用杜牧名句表现扬州昔日的繁华;用“二十四桥”“波心荡”“冷月无声”表现清幽伤感的气氛;用“桥边红药”表现“寂寞开无主”的荒凉,这些造境都是用来表现意境上清雅空灵。词人的笔法是清雅空灵的,却寄寓深长。用低婉的声调,清刚峭拔之势、冷僻幽独之情,写出了战争带给扬州城万劫不复的灾难。
这是一首七律,律诗的格律已经很严,而次韵诗又多一重限制,不易写好。苏轼诗中的次韵之作竟达三分之一。有人指责他骋才,搞文字游戏。其实,艺术本来就是戴着枷锁跳舞,限制越严,表演越自由,越能赢得观众的喝彩。
苏辙的原唱是:“春去堂堂不复追,空余草木弄晴晖。交游归雁行将尽,踪迹鸣鸠懒不飞。老大未须惊节物,醉狂兼得避危机。东风虽有经旬在,芳意从今日日非。”这当然不失为一首佳作,抒发了伤春之情,寄托了身世之感。但与苏轼和诗相比,却略逊一筹。
原唱的首联是惜春,和诗的首联却语意双关,既可说是惜春,又可说是伤时,感伤整个“青春”的虚度,内涵丰富得多。出句以反问语气开头,着一“可”字,表示“青春”已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比原唱的陈述句“不复追”,语气强烈得多。杜甫《曲江》诗有“何用浮名绊此身”句,苏轼反用其意,表示“欲将诗句绊余晖。”诗名虽也是浮名,但诗人已把功名事业一类浮名排除在外了,也就是“我除搜句百无功”、“更欲题诗满浙东”(《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之意。青年苏轼“奋厉有当世志”,本以“致君尧舜”为目的。但这种雄心壮志早已像春梦一般过去了。他因同王安石的分歧被迫离开朝廷,无法施展抱负,只好以“搜句”来消磨时光。这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可见开头两句就感慨万端,有很多潜台词。
颔联“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绊黄蜂亦懒飞。”紧承首联,进一步写自己的心灰意懒。前句直赋其心灰意懒之情,以“惟”字加强语气;后句用一“亦”字,以黄蜂之懒比己之懒。
颈联“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是化用杜牧《题禅院》“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句意,出句写景,遥接首句的伤春,“俱扫尽”的“俱”字说明春色已荡然无存;对句抒情,是“酒阑”句的进一步发挥,说自己淡泊宁静,泯除机心,不把老病放在心上。
尾联“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是进一步抒情,作者想要借《法界观》里的“圆融无碍之说”洗刷世间之烦恼。
苏辙原唱颔联是比,颈联是赋,对仗平稳。苏轼和诗中间两联颇富变化,元人方回称其情和景相互交织,虚虚实实,“一轻一重,一来一往”(《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六)。此诗尾联上句五仄落脚,下句不作拗救,正是“诗律颇宽”的表现。虽然未守诗律,但有“神妙流动”之感。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于春事的感伤,对于宦海的沉浮,不执着于一时、心灰意懒的感伤。诗写得含蓄有味,别有深情。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杜甫出蜀东下,途经忠州,特地前去观览大禹古庙。首联巧妙地点出了游览的地点和时令。秋风萧瑟之时,诗人前去游览大禹庙,他举目远眺,只见四周群山环抱,草木幽深,而大禹庙就坐落在这空旷寂静的山谷中,残阳正好斜照在大殿之上。颔联移步换景,由远及近地描写了庙宇内部的景色。大禹庙因位于深山之中,常年
无人照管,故而房舍残破,杂草丛生,显得荒凉而又冷清。庭院的橘子树和柚子树上挂满了果实,致使树枝低垂,好像要被压垮似的。古庙的墙壁上残留着龙和蛇的图像,依稀可辨。颈联描写大禹庙周围的环境和氛围。天空的浮云在夕阳的映照下变幻着身姿,大禹当年开凿的石壁上云雾缭绕,波涛之声从远处阵阵传来,江水沿着白沙道向东奔流。此联采用拟人的手法,用“嘘”、“走”二字赋予自然景物以人的活力,形象逼真,气势不凡,增强了全诗的艺术感染力。尾联借景抒情,点破本诗的题旨。
本诗语言凝练,意境深邃。诗人通过远望近观的视角转换,采用虚实结合、拟人传神等手法,收到了情景交融、韵味悠长的艺术效果,讴歌了大禹治水泽被万代的丰功伟绩,同时也将缅怀英雄、爱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抒发了出来。
杜甫写的禹庙,建在忠州(治所在今四川忠县)临江的山崖上。杜甫在代宗永泰元年(765)出蜀东下,途经忠州时,参谒了这座古庙。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开门见山,起笔便令人森然、肃然。山是“空”的,可见荒凉;加以秋风瑟瑟,气氛更觉萧森。但山空,那古庙就更显得巍然独峙;加以晚霞的涂染,格外鲜明庄严,令人肃然而生敬意。诗人正是怀着这种心情登山入庙的。
“荒庭垂桔柚,古屋画龙蛇。”庙内,庭院荒芜,房屋古旧,一“荒”二“古”,不免使人感到凄凉、冷落。但诗人却观察到另一番景象:庭中桔柚硕果垂枝,壁上古画神龙舞爪。桔柚和龙蛇,给荒庭古屋带来一片生气和动感。“垂桔柚”、“画龙蛇”,既是眼前实景,又暗含着歌颂大禹的典故。据《尚书。禹贡》载,禹治洪水后,九州人民得以安居生产,远居东南的“岛夷”之民也“厥包桔柚”——把丰收的桔柚包裹好进贡给禹。又传说,禹“驱龙蛇而放菹(泽中有水草处)”,使龙蛇也有所归宿,不再兴风作浪(见《孟子。滕文公》)。这两个典故正好配合着眼前景物,由景物显示出来;景与典,化为一体,使人不觉诗人是在用典。前人称赞这两句“用事入化”,是“老杜千古绝技”(《诗薮。内篇》卷四)。这样用典的好处是,对于看出它是用典的,固然更觉意味深浓,为古代英雄的业绩所鼓舞;即使看不出它是用典,也同样可以欣赏这古色古香、富有生气的古庙景物,从中领会诗人豪迈的感情。
五、六两句写庙外之景:“云气嘘青壁,江声走白沙。”云雾团团,在长满青苔的古老的山崖峭壁间缓缓卷动;江涛澎湃,白浪淘沙,向三峡滚滚奔流。这里“嘘”、“走”二字特别传神。古谓:“云从龙”。从迷离的云雾,奔腾的江流,恍惚间,我们仿佛看到庙内壁画中的神龙,飞到峭壁间盘旋嬉游,口中嘘出团团云气;又仿佛看到有个巨人,牵着长江的鼻子,让它沿着沙道驯服地向东方迅奔。……在这里,神话和现实,庙内和庙外之景,大自然的磅礴气势和大禹治理山河的伟大气魄,迭合到一起了。这壮观的画面,令人感到无限的力与美。
诗人伫立崖头,观此一番情景,怎能不对英雄大禹发出衷心的赞美,故结句云:“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传说禹治水到处奔波,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樏,是为“四载”。三巴指巴郡、巴东、巴西(今四川忠县、云阳、阆中等地)。传说这一带原为泽国,大禹凿通三峡后始控为陆地。这两句诗很含蓄,意思是说:禹啊,禹啊,我早就耳闻你乘四载、凿三峡、疏长江、控三巴的英雄事迹;今天亲临现场,目睹遗迹,越发敬佩你的伟大了!
这首诗重点在于歌颂大禹不惧艰险、征服自然、为民造福的创业精神。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长期战乱,象洪水横流,给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灾难;山“空”庭“荒”,正是当时整个社会面貌的真实写照。诗人用“春秋笔法”暗暗讽刺当时祸国殃民的昏庸统治者,而寄希望于新当政的代宗李豫,希望他能发扬大禹“乘四载”、“控三巴”的艰苦创业精神,重振山河,把国家治理好。
在抒情诗中,情与景本应协调、统一。而这首诗,诗人歌颂英雄,感情基调昂扬、豪迈,但禹庙之景却十分荒凉:山空,风寒,庭荒,屋旧。这些景物与感情基调不协调。诗人为解决这个矛盾,巧妙地运用了抑扬相衬的手法:山虽空,但有禹庙之峥嵘;秋风虽萧瑟,但有落日之光彩;庭虽荒,但有桔柚垂枝;屋虽古旧,但有龙蛇在画壁间飞动……。这样一抑一扬,既真实地再现了客观景物,又不使人产生冷落、低沉之感;加以后四句声弘气壮,调子愈来愈昂扬,令人愈读愈振奋。由此可见诗人的艺术匠心。
中国文人喜欢在诗中臧否人物。王象春这首诗,就对项羽、刘邦这两位大人物作了一番评说。
项羽、刘邦当初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都是有野心的人。照司马迁的记载,他俩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了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一个藐视,一个艳羡,目标却都是自己想当皇帝。后来果然为了天下,龙争虎斗,打得个昏天黑地,野心得遂,小人物也就进入了“大人物”的圈子。在这场争夺中,刘邦胜了,项羽败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自然会为胜者送上无量赞歌,对失败者则大抵少有好话,能像司马迁那样把项羽列入《本纪》,还有不少赞许之辞,就算很不容易了。王象春从功业的成就来观察,以为刘邦能去秦苛法,约法三章,如天降甘霖,深得民心,可谓真龙;项羽勇可称虎,但入关后只知掮枪绰棒、纵火劫掠,不懂收拾人心,只是一介莽夫,终较刘邦逊色。
这一评论虽很简洁,但未有新意。不过,王象春的刘项比较论还有后面两层意思,读来就颇不俗了。
一层是从人格上比较。鸿门宴上,范增三房玉玦,暗示项羽起伏兵杀掉刘邦以除后患,但“项王默然不应”。他堂堂做人,宁可一刀一枪在战场决胜负,不愿意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刘邦不同,当项羽把刘邦他爹绑在砧板上,威胁刘邦退军时,刘邦竟完全不以老子的安危为念,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老子就是你老子。如果你想把你老子煮来吃,请分一碗肉羹给我尝尝。完全是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两相比较,论人格,王象春以为“项王真龙汉王鼠”。中外历史上,政治家都是玩弄诡计的高手,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弄虚作假、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成功了,这一切都可以当作灵活的手腕儿载入经典。如果失败,自然另作别论。项羽勇猛,不擅诡计,终于失败,但王象春以为项羽的人格高于刘邦。这样的评论,就有点意思了。做人,总要讲点人格,如果不讲人格,整日玩弄些阴谋阳谋,虽然得了天下,可称枭雄,也难得到人们心底的尊敬。
再一层是从人性的层面作比较。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刘、项同自己心爱女人的关系。男女的情爱,应当是人性的至洁至纯。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正是说的从情爱之深浅可以窥探人性的真伪。一个人如果为物欲、权欲所迷,便不会有真正的男女情爱。即或他们养小妾、包二奶也曾信誓旦旦,一朝同物欲、权欲的利益相左,山盟海誓的女人便被弃如敝屣,成为他们的攫取私欲的牺牲。“垓下美人泣楚歌”是说虞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项王不舍,虞姬自尽,被梅兰芳演得缠绵悱恻。但在《史记》中只说项王“悲歌忼慨”,“美人和之”,然后项王“泣下数行”。“虞兮虞兮奈若何”——译成白话,就是“虞啊虞啊,怎么来安顿你呢?”怎么安顿?没见记述,只说他带着八百从骑突围走了,看来是把虞姬丢下没管。后来的《楚汉春秋》说虞姬有和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看来是出于假托,就像京戏里写虞姬自刎在先,项王突围在后一样,不过是后人以为应当如此罢了。“定陶美人泣楚舞”,是说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戚夫人是定陶人,恃宠固位是这类女人的毛病,戚夫人也不能免,所以缠着刘邦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刘邦也曾答应过,但因张良设计,为太子找了几个出色的保护人,使刘邦不敢另行废立。于是,对戚夫人说,太子羽翼已成,动不了了。吕后真是你的主子了。刘邦是否真是因为有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就不敢有所动作,姑置勿论。他的这一举动是否有利汉室也暂不讨论,但明知吕后狠辣,戚姬命运堪忧,却不做任何安排,只是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戚夫人“嘘唏流涕”他也不管,自顾自走了,那薄情也同项羽差不多了。后来戚夫人母子都惨死于吕后之手,刘邦是不能辞其咎的。从人性的角度看刘、项,王象春以为二人都是“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