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酒浇愁,大概是中国文人最常见的消愁方式了。一生沉浮于牛李党争旋涡之中的李商隐,常年寄人篱下,满腹忧郁,一直坎坷不遇,自然也与酒结成了好友。这首《夜饮》诗,就抒发了他远在异乡,身患疾病,借酒消愁的苦闷、悲凉心情。
“卜夜容衰鬓,开筵属异方”,诗的头两句就道出了他心中的这种苦闷,为全诗打上了一层哀怨、凄凉的底色。诗的首句用的是《左传·庄公二十二年》的典故,陈敬仲为齐国工正(春秋时掌管百工和官营手工业的官),一次,他请桓公饮酒。桓公在酒宴上喝得很痛快,天黑时,桓公命令举火继饮。陈敬仲辞谢说:“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后来便称畅饮无度、昼夜不休的饮酒为“卜昼卜夜”。当然,李商隐这里的“卜夜”并非指夜以继日寻欢作乐的饮酒,而是用此典以扣诗题“夜饮”。对夜饮的原因诗人作了两个解释,一是“容衰鬓”。酒能伤身,催人衰老,尤其在心情不畅之时,更是如此,而自己此时虽然刚过四十,就已两鬓斑白,恐怕只有在夜的玄衣之下,才能掩盖自己未老先衰的情景了。二是“属异方”。身为幕僚,远在梓州,夜晚寂寞苦闷之时,自然更加思念家中的亲人。当初“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美好想像,早已被现实击得粉碎。此时诗人感受最为强烈的却是“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诗经·君子于役》),在这个最易引起游子感伤的时刻,更促使他举杯消愁。同时,这两句诗还与那些“卜昼卜夜”欢快的饮酒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进一步衬托出此时此地的夜饮不过仅仅是为了解脱“衰鬓”与“属异方”的内心苦闷而已,其中深深地蕴含着诗人不得志而又难以道出的隐忧。
在这种心境状况下饮酒,自然一切都是悲凉的,所以诗人接下去写道:“烛分歌扇泪,雨送酒船香。”这两句在手法上说是承“开筵”说夜饮,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承“容衰鬓”与“属异方”,更深一层地写自己的心情。酒席筵上的歌舞在他人听来、看来是欢快的,有着“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晏几道《鹧鸪天》)的兴奋。但在诗人耳中、眼中,歌声是悲怆的,舞蹈是忧伤的,无心的蜡烛似乎也在垂泪,惟有酒飘散着醉人的芳香。诗的第四句用了《晋书·毕卓传》中的典故:“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典中之酒船,指的是盛酒之船,意思是嗜酒畅饮者以沉浸酒乡为人生第一乐事。“酒船”还指船形的酒盏,如《松窗杂记》说:“一少年持酒船,……上连饮三银船。”这里的“酒船”当即指酒盏,也同时借用了毕卓“拍浮酒船中”之意。不过,诗人却没有毕卓那样看透一切、放浪形骸的胸怀,只是欲象毕卓那样沉浸酒乡之中而忘却现实的一切,忘却胸中的烦恼与苦闷,这就决定了他只能举“酒船”闻酒香、品酒香,而不会象毕卓那样“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他还要走仕途、奔功名。所以,接下去的两句诗,诗人笔锋一转,曲折含蓄地点出他夜饮,他心情苦闷的根本原因。
“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这两句诗直道身世。大中五年(851年),李商隐四十岁时,由徐州幕府归京,又受聘于梓州幕府,至此在蜀地已三个年头。但柳仲郢也并没有格外重用他,三年来,李商隐仍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幕僚而已。这里的“三年客”可以是实指,指在梓州幕中已经三年。同时,“三”在中国的数目字中含有多的意思,也可以指他多年在“江海”为客。可见,这一句诗实际又吐露了他一生大半时间为幕僚的身世。下句点明“江海三年客”的原因,是“乾坤百战场”,意思是说,是天下的战乱才使他多年为客在外。晚唐时期,世事多艰,外族入侵,宦官专政,藩镇割据,战火连年不息,而朝廷之内的党争又愈演愈烈,大唐王朝已明显地露出日薄西山的局面。这句诗是感叹时事,但也在感慨自己的身世。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卷二说此诗“指事中兼含身世之感,非强摹悲壮之钝汉也”,“借时事以兼慨世途也。”这两句将自己的身世之感与国家前途联结在一起,具有杜诗感慨世事的悲壮风格。但与杜诗相比,李商隐的重心似乎更多地落在个人多艰的命运上,故而又缺少杜诗的那种忧国忧民、振奋人心的精神。尽管如此,这两句诗也在全诗忧怨的声调中注入了悲壮的音响,显示了诗人并非仅仅在感慨个人命运的多虞,沉醉于酒乡。有此二句,全诗基调为之一振。
如果说,诗的五、六两句将自己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加以感叹的话,具有悲壮的色彩,那么,最后两句又完全落到了诗人自己身上:“谁能辞酩酊,淹卧剧清漳。”这两句诗的意思当为“淹卧剧清漳,谁能辞酩酊”,之所以如此写,是为了押韵,使句法有所变化。“淹卧剧清漳”是用三国时刘桢之典。刘桢是东平(今属山东)人,他寄居山西时作的《赠五官中郎将》诗说:“佘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自夏涉玄冬,弥旷十余旬。”抒发了久病异乡内心的凄凉。此后,人们便以久病异乡称为“卧清漳”。也许这个典故太符合李商隐的身世了,因而他对此典有着特殊的爱好,在诗作中屡屡用及:“可怜漳浦卧,愁绪独如麻”(《病中闻河东公乐营置酒口占寄上》);“楚雨含情皆有托,漳滨卧病竟无憀”(《梓州罢吟寄同舍》);“刘桢元抱病,虞寄数辞官”(《楚泽》);“如何此幽胜,淹卧剧清漳”(《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倘若不曾特别触动他的身世,他是不会在诗中这样三番五次地用同一典故,而且还有完全相同的诗句出现在不同的诗中。同时;这也说明不论是入谁的幕府,诗人的心情也始终都是凄凉、悲伤的,在这首诗里,他不禁又借用此典吟咏身世,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地悲苦,何等地凄凉,这又怎能不使他要以酩酊大醉来消遣自己的愁怀,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结尾两句,既扣题,又沉郁蕴藉,十字当中包含了无限的辛酸悲痛,无限的身世之慨,命运之叹,耐人回味。
李商隐的诗以喜用典、善用典而著称,曾被后人称为“獭祭”。在这首短短的四联八句诗中就用了三个典故。但这里的用典却并无堆砌的痕迹,而能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自己所要表达的情感之中,浑然无迹,恰到好处地写出了他的身世,他的抑郁情怀,增加了这首诗的含量。同时,这首诗句句写饮酒,句句又不离自己的身世之慨,一唱三叹,抑扬转合,“欲回天地”(《安定城楼》)而不能,却不得不侧身显贵之列迎送应酬,强做笑脸的辛酸之泪,深深地浸透在字里行间,读来令人有回肠荡气,凄断欲绝之感,堪称感慨身世中的佳作。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描写初春郊外的景象。诗首联树色泛黄的细微变化中来描写早春的到来;中间两联对仗十分精采,赋予春水以人的活力,自然诗趣盎然,黄莺暖语、风送药香的独特感受写得很有诗味,使有色有声的郊外早春景象有了芳馨的气息。尾联道出创作中常见的一种奇特现象,就是许多诗人面对名山胜景,想写诗填词,却束手无策,留下无穷的遗恨。整首诗格律谨严,简淡而富有风致。在句法上,有平叙,有拗折,充分显示了作者锤炼布局之工。
首联“城中未省有春光,城外榆槐已半黄。”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当城里人还为春寒料峭所困,不知领悟春光的时候,而郊外却早已是榆槐吐嫩,春色满原了。早春,最先透露春消息的不是桃红李白,而是溪边阳坡上榆槐枝头的鹅黄初绽。不仅立意新,又足见诗人敏锐的感察力。“春光”、“榆槐”,高度概括,点明题意,并领起下文。
颔联“山好更宜余积雪,水已看欲倒垂杨”,全篇警句,紧承“春光”二字展开形象化描写。上句写远景:远山泛绿,依稀尚见斑斑积雪,色彩鲜明,更衬远山之葱翠。唯“积雪”方显“山好”。
下句写近景:春雨淅沥,溪流渐涨,不再枯涩,故已意盎然;两岸垂杨,日渐染绿,倒映水中,摇曳已姿,画面已动。唯“垂杨”方显“水已”。此句与东坡“溪柳自摇沙水清”可谓异曲同工。“已”、“欲”二字下得巧妙,前者摹写风已水起的情状,后者传递垂杨日渐苍翠之态势。突显了早春的已气勃勃,透露出诗人的欣喜之情。
颈联“莺边日暖如人语,草际风来作药香”,则又变换句式,调整描写角度,从听觉和味觉方面来写春郊之景象。本来这两句按正常语序应是“日暖莺声如人语,风来草际送药香”,这样写,也是好句。但诗人却别开已面,以莺、草为主,以日、风为宾,以倒装之句式来突出花底莺声因日暖而悦耳动听,草际药香因清风而浓郁远播,让人自然联想到阳春三月,莺飞草长,丽日融和,百花争艳的无限春光。如此另辟蹊径,方不落俗套。“如人语”、“作药香”用拟人手法,以情笔写景,读来亲切,达到了情景交融、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
颔、颈二联,对仗极其工稳,遣词极为精当,足见诗人功力之深厚,推敲锤炼之严谨。
尾联“疑此江头有佳句,为君寻取却茫茫”,春光满眼,稍纵即逝;欲寻佳句,顿觉茫茫。其立意,与诗人另一名篇《醉眠》结句“梦中频得句,拈笔又忘筌”颇为相似。只不过后者宁静平淡,而本诗则在极尽春光烂漫之后,笔锋陡然一转,用一“疑”字引出:此中似有佳句,正欲纵笔撷取时,却又如雪泥鸿爪,难觅其踪了,空留下一片茫然,徒增惆怅。而这一怅然的感触,不仅深切道出忽有所悟,落笔忘筌的诗家甘苦;更让人倍增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自古难全之慨。写法上暗合东坡“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的造意,而余味过之。恰如音乐之戛然而止,而留给听众以无限之悬想,以收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果。
统观全诗,清新之气,扑面而来;而辞意之流畅,形象之鲜明,一扫宋诗枯涩冷峭、偏重理趣之弊,堪称精品。
农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夜晚为元宵,是我国传统的一大节日,民间有盛大的灯会来庆祝。这日的风雨必然给佳节带来阴愁的气氛,而作者此词是在清初特殊历史条件下写的,惟以悲哀为主,主体的情感色彩最为浓重。词人于明代崇祯庚辰(1640)进士,中进士数年后,明王朝覆亡了。清兵攻破桂林,他便削发为僧,法名澹归,隐居于广东韶州丹霞山寺。当时金堡正是中年,此后古佛青灯又度过了三十余年岁月。这首词作于晚年,艺术上已达到成熟的高境,而且表现出内心情感的波澜。
起笔紧扣词题,写出上元节气候的异常现象。“东皇”即传说中的东方青帝,乃司春之神。“海门”,古镇名,故址在今广东合浦县东北。司春之神不理解人间之事,将风雨倒吹海门潮,以致有元夕之阴雨。这必然给人们造成节日不愉快的心情,为全词定下基调。因风雨之故,元夕灯会也显得异常地冷清。抒情主体还由于特殊的心情,见到微弱稀疏的烟火,犹如蜡炬烧残,心字成灰;听到隐约断续的笙歌,好似人在哽咽,泪水湿了罗巾。这是联想所致,实际情形可能并非如此,但却反映了内心悲苦之情,以之观物,故有是感。“吾无恙”是一个转折,欲从悲苦情绪中自我解脱。整个社会在上元似乎都陷于悲苦之中,作者以为自己则是超脱尘俗的。说“无恙”实是自我嘲讽,意味着国亡后的偷生苟全,过着闲静的生活:香炉里焚烧着柏树子,发出浓郁的香气;煮茶品茗,尝试卢仝的七碗茶。唐代诗人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煮茶的水声,古人以为有如松涛。宋人苏轼《汲江煎茶》云:“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作者对于焚香煮茶的僧人生活,暗中感到惭愧和悲伤,所以设想:如果明月来相寻,他已如埋葬于深山空谷,无从寻找了;而经过战争和国难,已与旧王朝失去联系了。“暗尘随马”当是指明亡的战争。“星桥”本是传说中银河的鹊桥,北周诗人庾信《七夕》有云“星桥通汉使”。现在战争之后,星桥拆去,无法通汉使了。这两个隐喻里包含着民族国家灭亡后的悲哀和绝望。
词的下片紧接上片所寓的亡国之痛,而继之表现个人家庭在历史巨变中所遭到的不幸。关于素馨花,宋人吴曾说:“岭外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丛脞幺么,似不足贵,唯花洁白,南人极重之。以白而香,故易其名。妇人多以竹签子穿之,象生物,置佛前供养;又取干花浸水洗面,滋其香耳。”(《能改斋漫录》卷十五)素馨花开遍的田间路上,作者曾有一段美好生活的回忆。“当年梦”便点明是在回忆往事。“金屋藏娇”用汉武帝作金屋以贮阿娇故实,比喻家有娇美之姬妾。这已成了当年的梦,而今梦醒了,一切都不存在。作者遂由感旧的情绪而引起伤今。“漆灯”乃为亡人照明之用。春秋时,吴王“阖闾夫人墓周回八里,漆灯照烂如日月焉”(《述异记》)。“蔗”即甘蔗。现在梦醒后,见不到漆灯再明,也不见甘蔗生的幼苗。这非常晦涩地叙述了妻妾失散亡故、子嗣断绝的严酷现实,表现了家破的情形。国亡家破竟是如此紧密地连结一起,因而对人生感到了绝望。削发为僧,隐埋空谷,正是这绝望心情的反映。从前豪华富贵的珠围翠绕的生活象短暂的时光一样很快逝去,而今心事迟暮,行将就木,更不知今后有谁能洒酒祭扫孤坟了。“钟鸣漏尽”语出《三国志》卷二十六,田豫说:“年过七十,而居以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抔土”指坟茔。“浇”即酹酒而祭之意,宋人戴石屏妻《怜薄命》词云:“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士。”作者以艰涩之语补足了现实的痛苦心情,表现出晚年的孤寂悲凉。可见这位僧人,尘俗之念尚未尽净,而有如是情感的波澜。词情至此,已将悲伤的情绪推到了高潮。结尾处以虚拟的方式,又让情绪低落下去,而表现得却更缠绵了:悲伤之情象门前流水一样,夜夜朝朝,无有断绝。
全篇以“上元风雨”为题,逐步展开了对国亡家破后悲伤情感的抒写,历史的内容深蕴而丰富,曲折地表达了明末志士隐微而深厚的爱国情感。作者难忘的不幸遭遇和积蓄的怨恨,在沉埋多年之后突然在元宵风雨时触发,因而词情痛切感人。词中用了大量的冷僻事典和词语,使词意晦涩难解,而几个对句特别工稳贴切,结构绵密完整,这些都说明作者在艺术上的苦心经营。无论就思想与艺术而言,此词应是清初词坛的佳作。可惜金堡的作品在清初遭禁毁后,流传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