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以丰富的想像将诗与画有机地结合起来，诗与画互相补足，饶有生趣。这首诗写放纸鸢前的准备和纸鸢飞上天时的感想，没有直接铺叙放纸鸢的活动，那该是留给画面去交代了。诗人告诉读者，一群孩子使劲地搓呀搓，等放纸鸢的线搓得够长了，大家便兴致勃勃地来到郊外。然后读者可从画面看到，这是一个放纸鸢的好日子，风儿吹著，阳光照耀，孩子们不停地四处奔跑，把纸鸢送上天空。由这个画面，诗人兴起了感想：春风需要花多少气力，才能把纸鸢一个一个送上天去，任意翱翔；而长辈又需要花多少心血，才能把孩子一个一个培养成才，送上青云路呢？
诗的前半部著力於对小孩子放纸鸢前准备活动的描述。诗人并没有全面描绘各项准备活动，只是从其中的一个细节入手，写他们如何努力地编织纸鸢引线。连续三个「搓」字把小孩子们认真而急切的形态表露无遗。缺乏耐心的儿童对这样的单调而费力的劳动不觉乏味，可见他们对放纸鸢是多麼的期待。紧接 的「够」字，写出他们搓的引线一达到足够的长度，便立即停止工作，那种按捺不住的喜悦和跃跃欲试的心情跃然纸上，彷佛一个个立刻就要跳将起来，把自己的纸鸢放上天去。诗人对儿童急切期盼的心理，把握得十分准确而又刻画得细致入微。最后两句点明诗人思绪的飞扬，画面上的无忧无虑的儿童彷佛是他年少时的身影，他牵著纸鸢，怀著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沉浸在幸福里。不知何时起，严酷的现实击碎了他一个又一个梦想。如今已是垂暮之年，饱经人世沧桑，但他依然对未来存著希望。他深深祝福，但愿小孩子凭藉春风的助力，飞上青云。对纸鸢而言，「春风」是指把它带上天空的和风；对小孩子而言，那是指父母师长的栽培，可以「带」著小孩子上青云之端。全诗虚实相生，既有浓厚的现实生活的气息，又不乏想象世界的瑰丽色彩。
好的题画诗，有助於理解画的内涵；读者读诗品画，可充分发挥想像。这首诗是诗画相生的一个成功的典型例子。
此诗大约作于李白赐金还山后,与杜甫高适分手以后,来四明山镜湖看望老朋友贺知章,但此时贺老已经去世.
此时李白的经济条件比较好,可以炼金丹了.当然,李白到天台山的次数很多,在26岁的时候就来过这里.但是从用词与修仙的愿望看,比较符合40多岁以后的事.
从诗的情绪看是很高涨的,李白一上来就是四句对仗: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接下来对证也不少:云垂大鹏翻，波动巨鳌没等。可见天台山给李白的感觉是相当的好(如此看来,也有可能是初次到天台山的时候写的,次数去去多了,感觉应该会迟钝一些的).
这是一首咏物寄情的七言律诗。这也是一首应友人征请题咏的酬对诗。
这种诗在旧体诗中数量较多，一般都是通过写物寄托诗人的个人情怀；特别是出题而咏，多就事论事，很少生发开去表现出深广的主题。但作者鲁迅的这首诗却借一小的具体事物——一只鸽子，一座为埋鸽而建的塔冢，生发出一个巨大深广的主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更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加区别，指出两国人民情如兄弟，展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待到“劫波”逝去，中日两国人民就将友好下去。
这首诗的小引及诗后的跋文，对诗中所咏之物以及写诗的因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言虽不多，但有两点异常突出：鸽子是上海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引起的“一．二八”事件）闸北炮火下的剩存者；是日本友人将鸽子“持归养之”，鸽子死后又“建塔以藏”，表现出非一般的做法和感情。全诗正是从这两点出发来立意、写实、遐想、抒情。
诗的前两联通过一个鸽子的遭遇，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又写出了日本人民不同于日本侵略者。后两联是作者的抒情和议论，并寄以重归和好的希望。这首诗爱憎分明，构思完整、思想深邃。
这首诗的首、颔两联完全是写实。“奔霆飞螵”、“败井颓垣”形象地写出了日寇飞机轰炸上海闸北时的情景：炸弹轰响，烈焰飞腾，墙倒屋塌。“歼人子”是写死于血泊中的无辜平民百姓；“剩饿鸠”则点出这只“丧家之鸽”，它既是日本侵略者炮火下的幸存者，又是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证据。然而，日本人民并不同于日本侵略者，他们怀着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感情把这只“饿鸠”带回国内，精心喂养，死后又“建塔以藏”。这不是一般的“善心”，不是一般的“人道主义”，其意分明表露了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无声抗议，表露了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抱有深深的同情和歉疚。
颈、尾两联则驰骋作者的遐想，抒发着作者的感情。作者由死去的“饿鸠”联想到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精卫鸟。这是一只具有极大意志力和毅力的神鸟。不过它衔石填海是为报自己溺水之仇，鲁迅要说的饿鸠复活衔石填海则是要填平隔开中日两国人民的沟壑，使两国人民友好相通。
这从紧接着的下一句“斗士诚坚共抗流”的诗意可看出来。因为中国人民自不必说，日本的反战人士（这里以西村博士为象征，为代表）也在抗拒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诗的尾联表现的思想感情，它表明作者超前的眼光 ：超越艰难的当下，看到美好的将来，到那时，站在历史的高度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往事，不快的记忆将烟消云散，留下的只能是两国人民的兄弟情谊。
作者鲁迅的这一眼光和信念不仅在这首诗中写出，就在写这首诗数月前他在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死难时，发给小林家属的唁电中就明确表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之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此后，在1935年为日本友人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写的序中也说：“据我看来，中国和日本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相互了解的时候的”；尽管他接着又说“现在却不是这时候”，但他相信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这表明作者鲁迅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广阔的胸怀。
总观全诗，作者对一件细小具体的事物，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思想之光照射，通过阶级的和历史的分析，生发出巨大深广的主题。全诗形象生动，想象丰富，巧妙用典，虽写悲痛之事（上海战火，鸽子死去），却情调高扬，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因为情深意长，有鼓舞力量。所以说这首诗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说这首诗是一首高亢激越的国际主义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