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比兴体的作品,诗人借橘柚为比,来写自己的遭际和心愿。咏橘见志,屈原早年就写有《橘颂》,其开头几句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意思是说,天地孕育的美好的橘树,它只适应南方的水土,它把根深深扎入南国的土地,再也不愿意迁徙。这显然是借以表现自己的独立不阿、洁身自好的品格。这首“古诗”的写法当受到屈原的启发,但用意却不同。
此诗开头写道:“橘柚垂华实,乃在深山侧。”前句着一“垂”字,见出佳果累累,后句以一“乃”字转折,见出所生非地、难为人知的遗憾。可见此橘并不“壹志”于“不迁”,而是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美质,就要见食、见用。这是比喻自己本是怀才而隐居的人。
“闻君好我甘,窃独自雕饰。”这里用第一人称。这表现了橘为人知时的欣喜、投其所好的心计。一旦听说就如此这般,也见出它的急不可待。由不为人知到为人知,这是橘的命运的一大转折。
“委身玉盘中,历年冀见食。”果然得以进献于某公了,托身于珍美光洁的玉盘中,更觉得殊荣莫比,这句顺承前句,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意。下句略作顿挫,说经历年月期待主人品尝,这既见它心情的迫切、专注,又微露主人的倦怠、冷淡,似有不祥的预兆。
“芳菲不相投,青黄忽改色。”到底愿望还是落空了,主人不赏识它的美质。“芳菲”,是香气,“青黄”,是美色,也就是《橘颂》所云“纷媪宜修”“青黄杂糅”。一个“忽”字见出打击的沉重。似为人知、终究还不见用,这又是一大转折,也是它命运挣扎中的失败。这两句以橘柚具芳香而不能中人之意,比喻自己虽怀才而不见用,年华空掷。
“人倘欲我知,因君为羽翼。”这两句是在“青黄忽改色”时还希望主人见食,主人见食它才能广为人知,若否,那就没有指望了.这是它忍着满腔的痛愤向主人恳求,见出心中的委屈、痛苦。这是希望在位者推荐的意思。此时它还没有完全绝望,用语也显得较委婉,可谓哀切。
此诗通篇将橘人格化,除头两句外,都用第一人称,让橘自我表白,它的希冀,它的用心,它的颀喜,它的怨望,表现得很是真切。《橘颂》的橘还是居于客体位置,此处已为主体,就便于曲曲传出它的内心了。此诗仅十句,组织得法,两个波折,显示了命运的挣扎情状,也易动人观感。其作者的志趣与屈原相较,自有高尚鄙俗之分,却也是那个时代士人的常情常态。吏治的腐败,察举的荒谬,士人为求进身,只得投靠当权者。攀附请托,因人成事,是汉末吏治一大特征,所以有这种诗的出现,有“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的呼喊。
这首诗以咏梅为题,处处围绕着一个“梅”字落笔,描绘出了一幅凌寒独放的早梅图。
诗一开头就标出兔园是因为建安王萧伟与梁孝王刘武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史记·粱孝王世家》云:“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而建安王萧伟《梁书》本传云:“伟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游士、当世知名者,莫不毕至。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伟又加穿筑,增植嘉树珍果,穷极雕丽,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世藩邸之盛,无以过焉。”建安王萧伟的芳林苑,恰似梁孝王刘武的兔园。诗中的兔园,意即指芳林苑。园中百卉,独咏梅花是因为梅花自有它独特的标格。正当冰封大地、万木萧疏之时,梅花已预报了春天的来临,所以说“惊时最是梅”。“惊”字用拟人笔法,突出梅花对节令转换的特殊敏感,尤为醒目。
“衔霜当路发”四句,则具体地描绘梅花的高标逸韵。它不畏严寒,凌霜傲雪,嫣然开放。正因梅花盛开,霜落其上,故曰“衔”。正因梅花盛开,千娇百媚,与白雪相映成趣,故曰“映”。却月观,凌风台,想必是园中的主要景点,自然梅花更盛。“雪虐风饕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陆游《落梅》其一)一个“横”字,写出了梅花凌寒怒放的高贵品格;一个“绕”字,写尽了梅花俏丽报春的妩媚情态。从语法上讲,“衔霜”、“映雪”是动宾结构,“枝横”、“花绕”是主谓结构,这样就错落有致地写出了满园梅花盛开、光彩照眼的动人情景。
满园梅花动诗兴。诗人不禁由花事联想到人事,想起了人世间许多悲欢离合的故事。汉武帝的陈皇后,擅宠骄贵,终因骄妒失宠,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闻司马相如工文章,遂奉黄金百斤,令为解愁之辞,相如为作《长门赋》,中云:“左右悲而垂泪兮,涕流离而纵横。舒息悒而增欷兮,屣履起而彷徨。……夜曼曼其若岁兮,怀郁郁其不可再更。”故诗曰:“朝洒长门泣”。《史记·司马相如传》载:“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文君之父卓王孙开始反对两人的婚事,后经劝说,不得已而“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后汉武帝命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出使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和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故诗曰:“夕驻临邛杯。”
“朝洒”二句,一悲一喜,一离一合,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两事都与司马相如有关。写兔园之梅,为何联想到司马相如呢?因为司马相如和梁孝王还有一段因缘。梁孝王到首都长安,带来邹阳、枚乘、庄忌等一批文士,相如见而悦之,遂借口有病而辞官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一住几年,乃著《子虚赋》(见《史记·司马相如传》)。诗人是将建安王比作梁孝王,将芳林苑比作兔园,而将自己比作司马相如。有人说:“长门借喻闺妇,临邛借喻游子,意谓闺妇方见梅伤春时,而游子亦罢饮思家也。”(何融《何水部诗注》)这种理解似失之于浅俗,与整首诗的基调亦不尽吻合。建安王萧伟爱客接士,何逊以卓越的才能得到他的信任和重用,遂引为水曹行参军兼记室,日与游宴,深被恩礼。何逊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似不应有消极悲愁之叹。
最后“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二句,寓有人生有限,应当及早建功立业的思想。整首诗的基调还是积极向上的。作者是以司马相如自喻,借咏梅来表现自己坚定的情操和高远的志向。陆时雍所说:“何逊好梅,梅诗绝未见佳,其所好在形骸之外。”(《古诗镜》卷二十二)尚属皮相之见。
全诗把情、景、理相结合,景中寓情,情中有理,通过一种完美的交融,寓情于物,将梅花作为自己的化身,描述了一副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表现诗人不趋炎附势,疏枝独立不失气节的品德。
该诗七言排律,历来作者罕传,唐人也不多作,号称集大成的杜甫也只三、四首,玄机此诗却也堪入作者之林
冬已尽,春将归,诗人独行于陡峭难行的山道上,看到那泉声泠泠的溪涧,白雪皑皑的苦山,不禁联想起丈夫子安清俊的仪容、魁梧的身姿。于是,诗人以诗代书,写下了这封“情书”,侧面反映出了一个处于封建社会底层的多才女子的痛苦遭遇和凄凉心情。
首联开门见山,写了一个出家为道的女子的相思之苦。起句写崎岖不平的山路,高耸入云的磴级,为次句的“行苦”作铺垫。“相思苦”不仅使用了衬托手法,而且通过句内顶真更加强了相思苦况的表达,成为贯穿全诗的感情线索和结构枢纽。对于一个女道士来说,山路之险峻已经是够艰苦的了,但诗人并不以此为苦,而是“苦相思”。诗人把对子安的相思之情,以烘云托月的手法突显出来。
次联诗人紧扣“相思”二字,从眼前之景写起,直抒胸臆。诗人触景生情,回忆了丈夫的音容,自然转入“相思”主题。以“冰销苦碉”和“雪苦寒峰”来比喻子安的清韵玉姿,既表现了诗人对子安的时时不忘,更写出了子安的情韵风度,体现诗人不凡的想象力,也让人体会到其对丈夫的挚爱深情。“清韵”即情韵,既是谐音,又语意双关。这两句神驰思飞,乍看写景,实则言情,融情于景,以景传情,是诗人心中隐情的真实流露,也是对“春情”的具体描绘,形象鲜明,光彩照入,是全诗精华之所在,对仗工稳,用典艳秀,才媛功力,于此可见。
三联承上而来,从爱怜出发,写了对丈夫的关心和劝戒。诗人絮絮叨叨的嘱咐,殷勤致意,体贴入微,关心备至。既劝子安“莫听凡歌”,切忌“病酒”;又提醒其“休招闲客”,不要“贪棋”。这既可以看出往日夫妻的情深,也可以看出今日身分两地诗人对子安的挂念以及对其乐而忘情的担忧,也正由于有这样的担忧,才有了对昔日盟誓的回忆和对他日重逢的期盼。
四联直摅胸臆,使感情达到高潮。“如松匪石盟长在”写出了诗人对子安表白如松柏长青、比石头更坚定的盟约长期存在,当年的海誓山盟还响在耳边。“比翼连襟会肯迟”,写出诗人坚信自己跟子安当如比翼鸟长相聚、不分离,比翼连襟之期是不会很苦的了。
五联写诗人对未来的幻想,水到渠成。离别是暂时的,随着时光流逝,冬去春来,还会在花好月圆之时破镜重圆、相爱如初的。然而, “终期相见”,未必能见, “月圆”之时,遥遥无期。所以,这只不过是这位痴情女子美好的憧憬而已,可见她的“相思”已经到了如醉如痴的着迷程度 ,这一句将诗人执着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末联关锁全篇,诗人决定把以上一切思念、爱怜、关怀、担忧、渴望之情,亦即一片痴情,统统和泪写入这首情诗,寄赠子安。“泪落晴光”,造语别致,内涵丰富。“泪落”是感情激动的表示,同李清照一样,李清照在写诗之前也是“欲语泪先流”(李清照《武陵春》)。“晴光”更具情态,眼泪夺眶而出,泪花捧在眼边,晶莹透亮,宛如晴空之夭光,这就把一个黯然伤神、幽柔钟情的女子的形象,如同雕塑一般地刻画出来,风流情韵,令人动容。与丈夫分别后,最值得相赠的东西就是诗人饱含泪水写的这首诗,到此珠圆玉润,圆满完成整首诗的艺术形象的塑造。
全诗气局严整,思致绵密,述事陈情,从容流走,丝毫不露铺叙、转折、过接之迹,胡应麟在谈到七言排律时曾有“唐惟女子鱼玄机酬唱二篇可选,诸亦不及”(《诗薮》)之说,在男尊女卑的文学界,此类评价足见鱼玄机作品功底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