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是一首纪行诗。第一句是回望来路。江陵到汝州,行程相当遥远,回望巴路,只见白道如丝,一直向前蜿蜒伸展,最后渐渐隐入云间天际。这一句表明离出使的目的地江陵已经很远,回程已快接近尾声了。翘首南望,对远在云山之外的江陵固然也会产生一些怀念和遥想,但这时充溢在诗人心中的,已经是回程行将结束的喜悦了。所以第二句紧接着瞻望前路,计算归期。王建家居颍川,离汝州很近,到了汝州,也就差不多到家了。“寒食离家麦熟还”,这句平平道出,看似只是客观地交待离家和归家的时间季节,实则此行往返路程的遥远,路上的辛苦劳顿,盼归心情的急切以及路途上不同季节景物的变化,都隐然见于诗外。寒食离家,郊原还是一片嫩绿,回家的时候,田间垅上,却已是一片金黄了。
三、四两句转写前路所见景物。“日暮数峰青似染,商人说是汝州山。”傍晚时分,前面出现了几座青得象染过一样的峰峦,同行的商人说,那就是汝州附近的山了。两句淡淡写出,徐徐收住,只说行途所见所闻,对自己的心情、感受不着一字,却自有一番韵外之致,一种悠然不尽的远调。
单从写景角度说,用洗炼明快之笔画出在薄暮朦胧背景上凸现的几座轮廓分明、青如染出的山峰,确实也富有美感和新鲜感。甚至通过“数峰青似染”就展现出天气的清朗、天宇的澄清和这几座山峰引人注目的美丽身姿。但它的妙处似乎主要不在写景,而在于微妙地传递出旅人在当时特定情况下一种难以言传的心境。
这个特定情况,就是上面所说的归程即将结束,已经行近离家最近的一个大站头汝州了。这样一个站头,对盼归心切的旅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对它的出现自然特别关注。正在遥望前路之际,忽见数峰似染,引人瞩目,不免问及同行的商人,商人则不经意地道出那就是汝州的山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此刻在诗人心中涌起的自是一阵欣慰的喜悦,一种兴奋的情绪和亲切的感情。而作者没有费力地去刻画当时的心境,只淡淡着笔,将所见所闻轻轻托出,而自然构成富于含蕴的意境和令人神远的风调。
纪行诗自然会写到山川风物,但它之所以吸引人,往往不单纯由于写出了优美的景色,而是由于在写景中传出诗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片心绪。这种由景物与心境的契合神会所构成的风调美,常常是纪行诗(特别是小诗)具有艺术魅力的一个奥秘。
开头四句申述壮志难酬的历落遭遇。“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化用《魏书》卷七十《傅永传》中事:“傅永,字脩期......有气干,拳勇过人,能手执鞍桥,倒立驰聘。年二十余,有友人与之书而不能答,请于洪仲,洪仲深让之而不为报。永乃发愤读书,涉猎经史,兼有才笔。”“高祖每叹曰:‘上马能击贼,下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古代诗人言从戎、歌《出塞》,鄙文崇武,一般与谋求自身的前途有关。这一点高适说得最为明白:“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上》)陆游以文武双全的傅脩期自况,与上述情况有所不同。由于金朝屡次以大兵压境,南宋处于危难之际。陆游为了御侮救国,才不甘心仅仅当一名文士。“击狂胡”是一个战士的本分,“草军书”是一个从戎的文士力所能及的工作。诗人没有把文与武对立起来,也不用“投笔从戎”一类的成语,说明他想得很实际。但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际却十分不幸:“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人生最宝贵的光阴是在20岁至50岁之间。诗人希望在这30年间为恢复祖国河山发挥自己的才干,并积极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奔走四方,但结果实在令人失望;虽行年五十,却依然是一介瘦儒。诗人内心满是愤懑之气。他想尽情地喷发出来,但官场的险恶处境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此只好用一个“犹”字略事点染。这在艺术上恰如蚌病成珠似的,成全了作者。对于五七言古诗来说,“气”是十分重要的。气盛而敛,风骨自振,字字句句都富于感人的力量。反之则必然格卑句弱,缺乏动人的艺术效果。
中间二十句就观大散关图之所见生发感想。这种感想,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次主要借观图一事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大散关一带,山川有险阻之势可凭,人民有忠勇之气可用,加上关中为秦汉故都,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如若先据有关中,再东向而出,便势如破竹,可以把女真贵族军事集团一举赶出中原。这一层次,作者把议论与抒情结合起来,并从地理、人事、历史三个方面着笔,既有说服力,又有感染力。“大散陈仓间”,不是单指大散关与陈仓县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而是泛指关中广大地区。“劲气钟义士”是说关中人民气劲志刚,是绝不肯长期屈从于金人的统治,必然会奋起反抗的。这在忠义之士身上体现得最为集中。人民渴望收复失地,复兴宋室,这对南宋朝廷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可与共壮图”一句,正是提醒南宋朝廷不要辜负关中人民的爱国心愿。“坡陁咸阳城,秦汉之故都”两句,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申述先取关中地区对于建立帝王之业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南宋最高统治者已经没有秦、汉两朝开国皇帝的气魄。他们偏安江左,歌舞升平,完全无意于恢复中原,所以诗人不得不沉痛地发出了悲凉的哀吟:“王气浮夕霭,宫室生春芜。”
第二层次主要是想象自己擘画的战略意图实现后的胜利景象。“安得从王师,泛扫迎皇舆?”这两句是说,诗人十分希望随从王师攻入关中,进而收复中原,迎接銮舆回到汴京。从此以后,南北限隔的现象不复存在了,交通也由此而通畅:“黄河与函谷,四海通舟车。”沦陷区光复后,各地的货物源源不绝地运到了汴京:“士马发燕赵,布帛来青徐。”遭受严重破坏的汴京开始重建了:“先当营七庙,次第画九衢。”被击败的金朝军队衰弱不堪,朝廷只需派出一支偏师便可把金朝最高统治者俘虏过来:“偏师缚可汗,倾都观受俘。”于是一切都恢复了太平盛世的景象:“上寿大安宫,复如正观初。”唐太宗李世民校猎有获,每亲献禽于大安宫(参阅《旧唐书·太宗纪》)。诗人用此故实,表明他不仅想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且还希望政治清明、天下大治。
这两个层次在全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借观图所见,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一;诗人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借观图所思同样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是二;诗中崇高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报国宏愿与诗人穷愁潦倒的“癯儒”形象构成了强烈的对比,使读者油然而生对软弱无能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愤恨,这是三。从感情结构上说,由于这两个层次着笔的角度各不相同,表达的感情也就有所区别。第一层次着眼于现实,感情比较冷静,略带悲慨;第二层次偏重于幻想,感情比较奔放,显得乐观自信。用幻想中的成功和欢乐来填补现实中的不足,以乐语写哀,可以在艺术上收到最佳的美学效果。本诗读来倍觉悲壮动人,实有得于此。
最后四句倾诉了诗人无可奈何的悲楚情怀。“丈夫毕此愿,死与蝼蚁殊!”话虽是从正面说的,但反面的意思却十分明白:那些醉生梦死、不图恢复的昏庸之辈虽然还活着,但与 蝼蚁没什么两样。用冲和的语气来表达愤激的感情,这比之横眉怒斥更为深沉有力。但南宋统治集团既定的国策是不会改变的,因此诗人终于不能有所作为。“志大浩无期,醉胆空满躯”两句,可以说是诗人在百般寻求解脱而又实在无法解脱的情况下的自嘲与自慰。恢复国土,人人有责,这样的“志”,本无可嘲而自嘲,愈显出诗人受压抑之深和无可奈何之叹。临了,只能借酒浇愁。无奈诗人燃烧的爱国热情不是几杯浊酒所能浇下去的,酒入愁肠,醉胆开张。诗人的满腔怨愤已不能自己,但诗中仍不敢显言,只用一个“空”字微微逗出。全诗到此打住,但感情的波涛仍在激荡。陆游此诗写于嘉州。他在《读岑嘉州诗集》中赞扬岑诗道:“笔力追李杜”明代诗人边贡云:“称其近于李杜,斯可谓知言矣。”(《岑嘉州诗集》明正德十五年济南刻本《刻岑诗成题其后》)陆游此诗不仅爱国激情浩乎沛然与岑诗一脉相承,而且在“笔力追李杜”这一点上,亦与岑诗相仿佛。诗人由观大散关图而想到如何对中原用兵,又从用兵成功的幻想而回归到冰冷的现实;诗人最不愿意纸上谈兵,而最后又不免纸上谈兵。主观与客观的对立与冲突,给全诗灌注了一股郁勃不平之气。这与杜诗沉郁的风格十分相近。全篇兴会飙举、骨力豪健、词气发扬踔厉、流吐似不费力,这又酷肖李白的诗风。
予出佐浔阳,未届所任,舟中多暇,江上独吟,因缀五篇,以续其意耳。”据序文可知,这是公元815年(唐宪宗元和十年)诗人被贬赴江州途中所作。当年六月,诗人因上疏急请追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遭当权者忌恨,被贬为江州司马。诗题“放言”,就是无所顾忌,畅所欲言。组诗就社会人生的真伪、祸福、贵贱、贫富、生死诸问题纵抒作者的己见,宣泄了对当时朝政的不满和对作者自身遭遇的忿忿不平。此诗为第一首,放言政治上的辨伪——略同于近世所谓识别“两面派”的问题。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底事,何事,指的是朝真暮伪的事。首联单刀直入地发问:“早晨还装得俨乎其然,到晚上却揭穿了是假的,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没出现过?可有谁预先识破呢?”开头两句以反问的句式概括指出:作伪者古今皆有,人莫能辨。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颔联两句都是用典。臧生,即春秋时的臧武仲,当时的人称他为圣人,孔子却一针见血地斥之为凭实力要挟君主的奸诈之徒。宁子,即宁武子,孔子十分称道他在乱世中大智若愚的韬晦本领。臧生奸而诈圣,宁子智而佯愚,表面上的作伪差不多,但性质不同。然而可悲的是,世人只爱臧武仲式的假圣人,却不晓得世间还有宁武子那样的高贤。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颈联两句都是比喻,意思是:“草丛间的萤虫,虽有光亮,可它终究不是火;荷叶上的露水,虽呈球状,难道那就是珍珠吗?”然而,它们偏能以闪光、晶莹的外观炫人,人们又往往为假象所蒙蔽。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尾联紧承颈联萤火露珠的比喻,明示辨伪的方法。燔柴,语出《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这里用作名词,意为大火。照乘,指明珠。这两句是说:“倘不取燔柴大火和照乘明珠来作比较,又何从判定草萤非火,荷露非珠呢?”这就相当于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诗人提出对比是辨伪的重要方法。当然,如果昏暗到连燔柴之火、照乘之珠都茫然不识,比照也就失掉了依据。所以,最后诗人才有“不取”、“可怜”的感叹。
这首诗,通篇议论说理,却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诗人借助形象,运用比喻,阐明哲理,把抽象的议论,表现为具体的艺术形象了。而且八句四联之中,五次出现反问句,似疑实断,以问为答,不仅具有咄咄逼人的气势,而且充满咄咄怪事的感叹。从头至尾,“何人”、“底事”、“但爱”、 “可知”、 “终非”、 “岂是”、 “不取”、 “何殊”,连珠式的运用疑问、反诘、限制、否定等字眼,起伏跌宕,通篇跳荡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给读者以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感觉。诗人的冤案是由于直言取祸,他的辨伪之说并非泛泛而发的宏论,而是对当时黑暗政治的针砭,是为抒发内心忧愤而做的《离骚》式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