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追述昔日官中的繁华生活,下片设想王昭仪的处境和心曲,代她一诉衷肠。全词多次使用典故,描述了家国破碎的凄惨,将词人内心的哀愁表达地淋漓尽致。
上片主要以追述昔日宫中的繁华生活为主,和王词原作相同。二人身份不同,回忆内容不一。王词中回忆得充之经历,而汪词中多回忆宴会。“天上”三句,借西王母瑶池蟠桃大会的盛况,比喻谢后欢宴的乐。“被午夜”两句,宴会气热烈,通宵达旦,一夜在不知不觉中逝去。“花覆”二句看出场面的豪华。阁外,龙楼房,花团锦簇,香烟绕。帝王将相,气派十足。
“恨黑风”两句,战争的血雨风急降临,豪华顿失。汪词取意于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汪词改用“黑风吹雨”的意象,表达十分含蓄。
“人去后”四个三字句,节奏急促,如音节中的快拍,刻画出王清惠北上后的心境:家书断绝,肝肠寸断,无人可诉。这主要写乡愁。“心难说”是翻录王词原作“千古恨,凭谁说”句,讲家愁国恨。时值苍生涂炭,江山疮痍,形势危艰,令人柔肠寸断,加深了“难说”的深度。“杜鹃啼血”常作为国亡家破痛烈心情的象征。“事去”一联,不仅对偶精工,而且内容深广。
“东汴水”句指金灭北宋,“西湖月”句指元灭南宋,十四个字将南北宋亡国历史概括无遗。“西湖月”对应“人去后”其中蕴藏浓浓乡愁。汪元量在北地曾有《向州月夜酒边赋西湖月》长诗:“月亦伤心不肯明,人亦吞声泪如雨。”
词结尾“有谁知”三句,“有谁知”意为此词无他人知,只有己知。“泣”字和王清惠原词中的“泪沾襟血”遥遥相对。汪词引用此典,以镜破喻亲人离散,兼喻国家山河破碎。
汪元量这首和词挥酒自如,用语贴切。和王清惠原作相比,意思相近而不雷同,押其韵而不拘常,丝毫不见丝毫的窘迫和束缚。词中既有对王词的唱和,又倾诉出知己之情,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词中。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宋理宗与谢后整日欢娱,宴会通宵达旦,尽情享乐,人们沉漫在欢乐之中,不觉晨曦已照宫楼。鸾阁外、花丛中文武百官肃立庆贺,龙楼旁、宝鼎中香烟缭绕。元兵南下,一切豪华顿时烟消云散。
人走之后,家书已绝。断肠之时,无人诉说。哪能承受杜鹃啼血,遍地哀鸣。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有谁知,北方的边鄙之处,有伊人在哭泣,菱花形的铜镜一碎为二。
注释
满江红:词牌名,又名《上江虹》、《念良游》、《伤春曲》。王昭仪:即王清惠。作者被元得之前,曾在官廷作琴侍,与王清惠关系甚密。
天上人家:指皇官。
王母:指谢后。
漏:滴漏,古代一种滴水计时工具。
阙:官门两边供望的楼,泛指帝王住所。
杜宇:古代蜀国望帝的姓名,相传他死后灵魂化做杜鹏鸟,鸣声凄切,古人又以为,此鸟啼声不断,出血乃止。
海上:指北方边鄙之处。
该词上片追述昔日官中的繁华生活,下片设想王昭仪的处境和心曲,代她一诉衷肠。全词多次使用典故,描述了家国破碎的凄惨,将词人内心的哀愁表达地淋漓尽致。
上片主要以追述昔日宫中的繁华生活为主,和王词原作相同。二人身份不同,回忆内容不一。王词中回忆得充之经历,而汪词中多回忆宴会。“天上”三句,借西王母瑶池蟠桃大会的盛况,比喻谢后欢宴的乐。“被午夜”两句,宴会气热烈,通宵达旦,一夜在不知不觉中逝去。“花覆”二句看出场面的豪华。阁外,龙楼房,花团锦簇,香烟绕。帝王将相,气派十足。
“恨黑风”两句,战争的血雨风急降临,豪华顿失。汪词取意于白居易《长恨歌》“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汪词改用“黑风吹雨”的意象,表达十分含蓄。
“人去后”四个三字句,节奏急促,如音节中的快拍,刻画出王清惠北上后的心境:家书断绝,肝肠寸断,无人可诉。这主要写乡愁。“心难说”是翻录王词原作“千古恨,凭谁说”句,讲家愁国恨。时值苍生涂炭,江山疮痍,形势危艰,令人柔肠寸断,加深了“难说”的深度。“杜鹃啼血”常作为国亡家破痛烈心情的象征。“事去”一联,不仅对偶精工,而且内容深广。
“东汴水”句指金灭北宋,“西湖月”句指元灭南宋,十四个字将南北宋亡国历史概括无遗。“西湖月”对应“人去后”其中蕴藏浓浓乡愁。汪元量在北地曾有《向州月夜酒边赋西湖月》长诗:“月亦伤心不肯明,人亦吞声泪如雨。”
词结尾“有谁知”三句,“有谁知”意为此词无他人知,只有己知。“泣”字和王清惠原词中的“泪沾襟血”遥遥相对。汪词引用此典,以镜破喻亲人离散,兼喻国家山河破碎。
汪元量这首和词挥酒自如,用语贴切。和王清惠原作相比,意思相近而不雷同,押其韵而不拘常,丝毫不见丝毫的窘迫和束缚。词中既有对王词的唱和,又倾诉出知己之情,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现在词中。
这首小令用对比的手法,抒发了兴亡之感。采莲曲原是乐府旧题,多写南国水乡,歌咏爱情。杨果沿用采莲曲的旧题,写的却不是爱情,而是兴亡,是惆怅。
小令依据内在的情绪可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二句写采莲人的热闹,“夜如何,有人独上江楼卧”作过渡,后两句写了独上江楼之人的寂寥与惆长。
小令开篇,短短两句,写了一幅热烈的江南夜景图。夜凉如水,新月如钩,静谧的湖面上突然传来采莲人热闹的歌声。采莲人兴致高品,相相互唱和,乐音高品。循着歌声望去,只见一艘精致的小船从柳树繁密之处驶出,那轻松愉快的采莲歌便是从那里飘扬面至。月夜踏歌采莲,荡舟湖面,一幅美好热闹的江南采莲图画!但这两句之后,小令突然由乐转悲,让人猝不及防。热闹的采莲曲惊醒了熟睡人的美梦,让他再难以入睡,只得“独上江楼卧”。“夜如何”三字极有韵味,热闹的夜是属于采莲人的,而对于从鸳鸯梦中惊起而独上江楼的人来说,这样的夜是悲凉的,三个字自然引出下半部分。
热闹是他们的,对独上江楼的人来说,什么也没有。独上江楼的人疏离在这个热闹的场量之外,像一个旁观者,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伤痛,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孤独。至此,小令开头的喜悦气氛已渐渐被冷清的氛所取代,悲的情结丝丝缕缕沁入夜色里,而“伤心莫唱,南朝旧曲,司马泪痕多”三句则是将原本若隐若现的悲哀情绪推向高潮,有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意味。
小令将采莲众人的欢畅与独上江楼之人的悲威作对比,将采莲歌与南朝旧曲作对比,悲喜互见,哀乐相形。作者深谙“以乐景写哀情”之法,有多繁华就有多落寞,有多热闹就有多寂寥。杨果一生经历了金元两个时代,金初曾登科及第,担任官职。金亡之后,他经人举荐也曾出来做官,与元好问拒不仕新朝虽有不同,他虽身在新朝,却心怀旧恨,有着遗民独有的亡国之恨,失节之悲。他目睹了金的繁荣与衰亡,朝代更迭的兴亡之感挥之不去。小令中虽未言明,但亡国之音“南朝旧曲”,多多少少包含了作者对于金统治者昏庸无度的影射和对金灭亡原因的思索。
寇准是北宋著名的政洽家,位至宰相,功业彪炳,性亦刚毅,却写出如此柔丽感伤之诗,便是他的同时代人也觉得难以理解,议论纷然。宋僧文黄在《湘山野录》中说:“莱公(寇准封莱国公)富贵之时所作诗,皆凄楚愁怨,尝为《江南春》云云”;南宋胡仔说:“忠愍诗思凄惋,盖富于情者。如《江南春》云……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曾经作过寇准副职的范雍在《忠愍公诗序》中也谈到:“尝为《江南春》二绝,……人曰少贵无不足者,其摅辞绮靡可也,气焰可也,惟不当含凄尔。”其实,他们都没有说对。范雍以为只有诗人的女婿文康公(名王曙)说中了:“乃暮年迁谪流落不归之意。诗人感物,固非偶然。时以为文康公之知言也。大约公之为诗,多有此意。”诗人在澶渊之盟后不久,晚年罢相又复相,又被排挤去位。后贬死雷州。作为一个人,他心中存有芥蒂;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感到失意和抱负难以再展;而作为一个诗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他对景伤情,发为诗句,原因就在于此。
此诗一二句点明题意,并描写出了江南春日黄昏的那种迷离艳冶之美。末句转入抒情,诗人心中涌起无限愁绪,感到自己的绵绵愁情就像眼前的春水,无了无休。此诗颇具唐诗特色,情韵悠长,蕴藉空灵。
“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东风起。”中杳杳,指江水的深暗幽远。夕阳西下,江面上水波渺茫,远望好似烟雾笼罩;江水浩渺,迢递不断,如同远隔千里。一阵东风,吹来缕缕白苹清香。寥寥十四字,表面写无人之景,实是境中有人,“隔”、“风起”、“香散”,都是从人的感觉角度落笔的,因此第三句就将人推出镜头来。原来此时诗人正伫立在汀洲(水边平地)之上凝望着。此属倒装句法,按顺序而言,应把此句提到最前面,但如倒转过来,便属凡笔,诗意也索然了。
美景令人陶醉,也撩人伤感,尤其是悲愁郁结的人,所以末句便转入抒情。此时,诗人面对一江春水,心中陡然涌起无限愁绪,感到自己的绵绵愁情就像眼前的春水,无了无休。“愁情不断如春水”,凭借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化抽象为具体,含蓄地倾吐出愁情的沛然莫遏,与早于他的李煜《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晚于他的秦观《江城子》词名句“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异曲同工。李词鲜明、生动,秦词情辞兼胜,寇准的诗则妙在首尾呼应,情景相生,另有耐人吟味之处。
这是李昴英成名之作。它气势磅礴,将离别之恨表现得深沉、细腻;同时,又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激情,催人奋进。
“怪朝来、片红初瘦,……”以“怪”字领起,表达自己惊诧之情,一下子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是什么令他感到意外呢?噢,是春天的繁花开始飘落了。花儿萎谢用“瘦”字去形容,使人仿佛看到一个娟美俏丽的人儿忽然颦眉蹙额,清减了几分。接着,作者以“半分春事风雨”倒点原因,解开前面自设的疑团。“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原来昨晚一场摧花的风雨将春色大大损毁了。“半分”,说明了摧损程度。这就是词家的所谓“逆笔”,目的是使重点突出。
“有脚阳春”。(一本作“有脚艳阳”)是对能施“惠政”的官员的传统称颂恨,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如阳春之和煦,能令百姓昭苏。但现在“阳春难驻”,王埜大人要调走了,因此连山水似乎也充满离愁别恨。读到这里,我们顿悟前面写春残景象不只是为了烘染离别的气氛,而是对“阳春难驻”作形象的说明。“芳草渡。似叫住东君,满树黄鹂恨。”写渡头景色。在芳草萋萋的渡口,树上的黄莺正在啼啭,仿佛是恳请即将离去的春天再多留驻一会儿。黄鹂即黄莺,鸣声婉转悦耳。这里“芳草”两句也是融情于景,借啼鸟之惜春,比喻自己对王埜的依依惜别。
然而王氏的调动是国家的需要、时局的要求,所以感情尽管上难以割舍,也只能分手了。在词中,这一转折是由“无端杜宇”四字开始的。无端,即没有来由,无缘无故;这里含有无可奈何之意。杜宇的叫声与“不如归去”相近,所以又名“催归”。这里说“报采石矶头,惊涛屋大,寒色要春护”的是杜鹃鸟,其目的是与上句的“黄鹂”相照应,扣紧暮春景色,让景、情、事打成一片,使整个上半阕的意境更显浑成。采石矶,在安徽当涂牛渚山北部,突入长江中,奇险雄伟,“惊涛屋大”是说长江风急浪高。
后三句意思是说,当涂江面一带,风狂浪恶,满目寒凉,正需要春阳的呵护。意思是那里位置的重要和形势的艰危险恶,须由豪杰之士去支撑局面。我们知道,自理宗端平元年(1234)金国灭亡后,次年蒙古兵即大举南下,攻四川、湖北、安徽等地,淳祐十二年(1252)又掠成都,一时烽烟四起。
上阕借景抒写惜别之意,情绪一波三折,从开头至“阳春难驻”,是一开:“叫住东君”是一合;至“寒色要春护”又是一开。“将恋恋不舍而又不得不舍的心绪描绘得细腻传神。
下阙以送别情景过渡,然后再转入临别赠言。
“阳关唱,画鹢徘徊东渚。”人们唱起了骊歌,远行的船只即将启航了。临别之际,人们自然希望后会有期,但何时何地才能见面呢?世事实在难以预料,不过,既然已经以身许国,个人的事亦无需多虑了。
“相逢知又何处”一句,正表达了词人这种复杂的心情。于是,在饯别的酒筵上,两人同抒壮怀,细评今古。“摩挲老剑”,如同诗词中常见的“抚剑”、“看剑”一样,表明词人渴望施展抱负:“剑”而说“老”,则表明他们经过千磨百折而雄心犹存,不是难能可贵吗?
“君此去。几万里东南,只手擎天柱。”这是作者对友人的殷殷嘱望,希望他负起拱卫东南的重任,做撑持时局的擎天一柱。由此亦可见两人相知之深,相期之切。
全词写到这里,一气呵成,情郁而辞畅,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但下面收束处出恨涉腐,令全篇有所减色。
“长生寿母。更稳坐安舆,三槐堂上,好看彩衣舞。”这是顺带为王埜之母祝寿,并表王之孝顺。安舆,也叫“安车”,是妇女、老人乘坐的小车。三槐堂,是有关王姓的典故。这里用典为王氏祝寿之词。彩衣舞,用老莱子七十娱亲的故事。这种词句象李调元《雨村词话》指出的,“乃献寿俗套谀词”,算是败笔。
总之,全词大体写得不错,而尤以上半阕为佳:跳荡转折,情景相生,感喟甚深,境界亦大。下阕上半则富雄直之气,大有“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之概。作为一首送别词。它密切结合当前景色与情事,大处着眼,细心落笔,将私人离合之感与整个社稷安危连系起来,融“小我”入“大我”,使作品(就前面大半而言)保持旺盛气势和较高的格调,应当说是颇为难得的。这正是作者胸襟抱负与艺术手腕的完美结合。
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