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叙离别之感受。首二句极写自己之贫困与狼狈，在洛阳郊外作别，无俎豆陈列以相送，所乘之马既瘦又老，自感惭愧。后六句遥想小弟离别后的情景。先想象小弟过香炉峰时，身影落在鄱阳湖里，怀念小弟之情，蕴含在景物描写之中。其次想象小弟泊舟石镜峰的景况和心绪，长船雁云而停泊，四顾凄迷，又当石镜秋凉之夜，倍感孤寂。小弟值此情境，岂能不动乡情。无处倾诉，只能对月悲啼。
第二首言兄弟之情。此诗平仄交叉用韵，分成四段，结构齐整，层次井然。首四句写“别”，送别处的柳枝，挡住马头，道边的官槐发芽如兔目，此时此地将作千里之别，犹弟持此以易斗粟，也就是《左传》所谓“餬口四方”的意思。兄长无力维持家庭生计，弟弟年幼而远行谋生，真可悲伤，所以措辞很沉痛。次四句写“母心”，叙说老母思念、牵挂二子。二子一南一北，离家远行，故曰“脉断”。老母心里像悬挂着春线，牵挂两地。老母居室的树影，随月光转移，梦里见到江西的小儿。再次四句写“我”，兄长已经二十多岁，颇有髭须，辞家三年到京城任职，“索米王门”，却辞官而归，事业无成。最后四句写“忆”，承上文而来，既然一事无成，所以家庭冷落，荒沟积水，水光如刀，庭前老柳，已被蛀空。诗思又由眼前景转向远方“江干”，遥忆“江干幼客”小弟，年幼独自外出，令人忧虑挂念。这时忽然听到野外呼呼的风声，如人悲号，更令人感到无限悲伤。
这两首诗集中地表现出李贺与其弟离别的悲伤以及兄弟之间真切的情谊，同时也反映了中唐时期农村经济的凋敝。全诗感情真挚，情趣深永。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自战国楚宋玉《九辩》以来，“悲秋”就成为中国古典诗赋的传统主题。而前人以“九九重阳”为题材的诗章词作，更借凄清、萧瑟、衰飒的秋色状景托怨情、兴别恨，少有不着一“悲”字者。诸如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杜甫的“弟妹萧条各何在，干戈衰谢两相催”、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苏轼的“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悲”等，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叙写羁旅他乡的孤寂清冷，或寄寓伤时忧国的凄怆痛楚，或倾吐落拓失意的抑郁苦闷，或抒发获罪被贬的万端感慨，皆“婉转附物，怊怅切情”。毛泽东的这首词却脱尽古人“悲秋”的窠臼，一扫衰颓萧瑟之气，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独步诗坛。
此词以极富哲理的警句“人生易老天难老”开篇，起势突兀，气势恢宏。“人生易老”是将人格宇宙化，韶光易逝，人生短促，唯其易逝、短促，更当努力进取，建功立业，莫让年华付流水。“天难老”却是将宇宙人格化。寒来暑往，日出月落，春秋更序，光景常新。但“难老”并非“不老 ”，因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抗拒的规律”（毛泽东《矛盾论》）。“人生易老”与“天难老”，一有尽，一无穷；一短促，一长久；一变化快，一变化慢。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既对立又统一。这并非“天行键，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古老格言的简单趋附，而是立足于对宇宙、人生的清理并茂的认知和深刻理解的高度，揭示人生真谛和永恒真理，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具有极强的审美启示力。“岁岁重阳”承首句而来，既是“天难老”的进一步引申，又言及时令，点题明旨，引起下文：“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今又重阳”是“岁岁重阳”的递进反复，年年都有重阳节，看似不变，其实也在变，各不相同：如今又逢佳节，此地别有一番风光。
古有重阳登高望远、赏菊吟秋的风习。在历代诗文中，重阳节与菊花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身逢乱世的诗人，往往借写菊花表达厌战、反战之情，即菊花是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毛泽东笔下的“黄花”却是和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的。这“黄花”既非供隐士高人“吟逸韵”的东篱秋丛，亦非令悲客病夫“感衰怀”的庭院盆景，而是经过硝烟炮火的洗礼，依然在秋风寒霜中绽黄吐芳的满山遍野的野菊花，平凡质朴却生机蓬勃，具有现实与象征的双重性，带有赋和比的特点。词作者是怀着欣悦之情来品味重阳佳景的。黄花装点了战地的重阳，重阳的战地因此更显得美丽。“分外香”三字写出赏菊人此时此地的感受。人逢喜事精神爽，胜利可喜，黄花也显得异常美丽；黄花异常美丽，连她的芳香也远胜于往常。这一句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尽管“人生易老”，但革命者的青春是和战斗、战场、解放全人类的崇高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并不叹老怀悲，蹉跎岁月，虚掷光阴，而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革命而战，一息尚存，奋斗不止。
下片承“岁岁重阳”“今又重阳”的意脉，写凭高远眺，将诗的意境向更深更阔处开拓。岁岁有重阳，秋去又秋来，“一年一度秋风劲”，这个“劲”字，力度极强，写出秋风摧枯拉朽、驱陈除腐的凌厉威猛之势，笔力雄悍，极有刚健劲道之美。此情豪迈异于东风骀荡、桃红柳绿、莺语燕歌、温柔旖旎的春日风光。但劲烈的西风、肃杀的秋气在作者心中引起的不是哀伤，而是振奋。诗人的感情、战士的气质决定了他的审美选择：“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天朗气清，江澄水碧；满山彩霞，遍野云锦，一望无际，铺向天边，极写景色之瑰丽。
整首词有情有景，有色有香，熔诗情画意、野趣、哲理于一炉，形成生机盎然的诗境，既歌颂了土地革命战争，又显示了作者诗人兼战士的豪迈旷放的情怀。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