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作于南宋灭亡后，分两个层次。前两句是写宋未亡前，诗人客居临安，每当听到杜鹃啼鸣，便想起了家乡。后两句写宋亡后的，自己被俘到了燕京，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及有家不能归的沉重悲哀。
这首小诗作于南宋灭亡后，分两个层次，成今昔对比。前两句是写宋未亡前，因为北方领土先后被金元所占，宋偏安临安，所以家铉翁住在临安，每当听到杜鹃啼鸣，便想起了家乡。家铉翁是四川人，闻鹃事切合自己，用的是四川典故：相传古代蜀主望帝失国后，他的魂魄化作杜鹃鸟，鸣声悲哀，常啼至口角流血而止。古人常以杜鹃啼血典来寄托家国灭亡之痛。而杜鹃的叫声又如同“不如归去”，家铉翁“闻鹃忆蜀乡”，既是对国土沦陷表示愤慨，又寄托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及有家不能归的沉重悲哀。
后两句写眼前，南宋已经灭亡，自己被俘到了燕京，这时候恢复失土已成画饼，不要说北方，就是南方，包括以前所住的南宋都城临安，也都成了异族统治的天下了。由此，家铉翁无限怅惘地问：今天晚上做梦，是梦蜀地还是梦临安呢？言下之意，两地分别代表家与国，都是那么地使他思恋感伤。
前后二层，后层是前层的延续，前层是为后层预做地步，这就是论诗者所谓的加一倍写法。诗在谋篇手法上显然是参考了贾岛的《渡桑干》诗：“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但贾岛诗只是抒发久客远游的思乡之情，家铉翁诗却表现亡国之恨，更加催人泪下。通过递进，前面本来是很突出的思乡之情，忽然又加入了新的内容，更显得沉痛。家铉翁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在感慨兴亡盛衰的诗中很普遍，典型的可举虞集的《挽文丞相》诗，末联说：“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用晋过江诸人新亭洒泪叹中原沦丧的典故，说那时还有半壁江山，如今连一点残山剩水也没有了。这与家铉翁梦四川、梦钱塘同一机杼。
这首词是写江行采石所见所感的，虽自称“戏作”，其实寄慨遥深。
上片写江行所见。“千丈悬崖”，言采石江岸高峻陡峭；“削翠”，言江岸壁立如削，却草木葱茏。如果说“千丈”句写江岸，而“一川”句则写江水。廖世美《好事近》词说：“落日水镕金。”此句化用廖词，言落日的余辉照射在江面上，一川江水像镕金那样灿烂。落日熔金，悬崖削翠，作者从这两个侧面，表现出采石水光山色之壮美。“白鸥”句写江上的沙鸥；“选甚”句写江上的游人。白鸥在江上自由飞翔，毫无戒心，与人和谐相处；而人则乘舟遨游，任其所之。张志和《渔歌子》说“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还谈什么“今日任风波”，则其江行之安闲可知。
下片写江行所感。“别浦”二句写江行生活。“别浦”句映带开头两句，写长江沿岸水产丰富，鱼蟹肥美，可供享用。“前村”，和“别浦”对应，言前行途中有江村可以沽酒。“重斟”二字，足见其逢酒必饮。苏轼《渔父》词说：“酒无多少醉为期，彼此不论钱数。”又说：“酒醒还醉醉还醒，不论人间今古。”“前村美酒重斟”，似与苏词意近，所不同者，苏写渔父，辛写自己而已。采石为江防要地，历代南北战争，多于此渡江。宋开宝七年（974），曹彬率师攻取南唐，于此渡江不必说了。隋开皇九年（589），韩擒虎灭陈，也是由此济师。至于东汉、晋、梁之师，出入建康，率皆由此。因而，采石成为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见证。“千年”二句，言上述历史的变革，王朝的兴衰，均已成为往事而销声匿迹，为何还去管他？作者借渔父之口出以旷达之语，实质上是反映了他对南宋朝廷的失望和不满。不管兴亡，正是对于兴亡之事的执着，这里不过是故作反语而已。在稼轩词中反映出世思想的作品，有些是出于一时的愤激，有些则的确表达了真情实感，必须根据作者当时的具体处境，结合同时的其他作品，以及这类词篇的本源，来作全面而具体的分析。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
全诗八句可分为两层，都围绕“还”字来写。前四句写还山的原因，后四句设想还山后的情景。
诗的开头两句说山中带出信来，告诉诗人眼下已是耕种时节。“昨日”，不一定是确指，也可能是前些日子。不说故友捎信而说“山有信”，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同时引出下文“还山”。隐居山中，时而读书，时而就种，魏晋以来一些隐居以求其志的士人们常常以这种方式生活，故信中以“耕种时”相告，催还之意自在其中。次两句紧承前两句，直接点出催还之意。“怪我还山迟”，乃是山中故友即“杜陵叟”“遥传”来的意思，用“遥传”，用“怪”，可见山中故友盼归之切，也看出诗人与他的情谊，故而不可不还。以上四句叙述，说自己当从速还山。
以下四句写还山后的情景，为诗人的设想。“独向潭上酌，无人林下期”，“潭上“林下”为高冠潭口的环境，“酌”和“期”为隐居之地的生活内容，说“独”，说“无”，可见诗人别弟还山后的孤独，其中透露出兄弟之间的深情。这两句虽是对别后情景的设想，但诗人也许在以往的山间生活中对此早有体验，因而不忍便与兄弟分别，“还山迟”的原因也许主要在于此。诗的最后两句仍设想还山后思念弟弟时的情景。“忆汝处”的“处”字，有彼时彼地之意。当诗人还山后想起弟弟的时候，既不能与弟弟同去潭边饮酒，又不能与弟弟携手林下同游，只能“闲卧对鸬鹚”，难以排遣的思念，难以割舍的留恋即在这一生活细节中含蓄地表现出来，不忍分别之情也就在其中了。也有人以为这后四句是转述杜陵叟的话，说杜陵里独处山间，如何思念诗人，如果这样理解，那么此篇便主要是写“杜陵叟”，似与别弟的意义不合。
这首诗写得极为平淡自然，很适于表达山问闲居情趣。而平淡自然中义含不尽之情。诗的前半写不得不归，后半写不忍便归，把故友之情、兄弟之情都表现得很含蓄，很真切。
该文是王安石阐述自己文论观点的信。信虽主要针对书、序、原、说一类理论文的作意而言，但从中也可窥见王安石基本的文学观点。在对文章本质的认识上，王安石是个“政教论”者。
他开门见山，提出要义：“文者，礼教治政云尔”，即认为文章的实质应是反映礼教政治，并为它们服务。在《与祖择之书》中，他也重复过这个意思：“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书诸策而传之人。”王安石认为，当初文章产生，就是因为古代圣贤对于治理世事有了个人的见解，于是写下来，传示当代及后人，这就是文章了。所以文章实际上就是礼教政治。以此为前提，该文集中阐释了“作文之本意”，即写文章到底为了什么。作者指出，作文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有补于世”，“适于实用”。从这个根本点出发，王安石重点讨论了文和辞的关系，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章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统一的，但二者又有主次之分。韩愈、柳宗元是作文章的行家里手，成就很高，可惜他们没有重视作文的目的，只告诉人们一些作文的形式技巧。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的一段话却不只是告诉人们如何作文章，还可借以比喻写文章的终极目的。孟子的本义是说，君子探求学问，目的在于自己要有真正的心得，有了自己的心得，就能专心研究下去；专心研究，就会掌握住深厚的道理；掌握的道理多了，运用起来就能左右逢源、头头是道。写文章也是如此，首先要有明确的实用目的，目的明确，你就会认真思考，获得自己的见解；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写起来就能得心应手，驱遣自然。所以写文章，目的、内容是根本。他拿器物作比，说明文章“以适用为本”的道理。以为言辞形式之美有如器物的外饰，虽不可完全废止，但总不能摆在首位。一件器物只要适用，不一定非要华丽巧妙不可，而不适于实用者，装饰再华巧，也失去了它作为器物的本来意义。
在北宋，对于“道”与“文”的关系，争论非常激烈，不少人执论偏颇，王安石认为“彼陋者”，“非流焉则泥，非过焉则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当后者反先之，无一焉不悖于极。”（《与祖择之书》）有的人虽夸谈“文以明道”，而其真心却只重文不重道。所以他特别指出在强调“作文之本意”方面，韩、柳也还作得不够。同时，他也看到了道学家矫枉过正，重道轻文的弊病，因此也不完全否认“巧且华”的修饰作用。于是，他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容亦未可少也，勿先之”，即要求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表现形式放在其次。如果读者对此不作机械的理解，二者位置的摆法无疑是正确的。然而，王安石所讲的思想内容，仅仅指礼教政治，这种认识就过于拘狭。但是，在那个历史时期，王安石能从文章的社会功用出发探讨其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这样独到而较为深刻的见解，是非常可贵的。
从王安石的写作实践看，他确是“挟此说以自治”的，即如此文，所论虽关宏旨，说理却透辟而简洁，毫无巧饰刻画之痕。起手即明确道出自己对“文”的基本看法，语气斩钉截铁，显得理足气盛。紧接着一言论定孔子“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本意并非倚重修辞，这就否定了某些人片面强调文饰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关于圣人作文的本意，作者引用孟子之言作了回答，指出作文必须“以适用为本”，以思想内容为主，并用比喻对此展开了充分而生动的论说。信从作文之本意提起，而最后落脚在如何处理“文”、“辞”关系上，几经推演，但却中心突出，观点鲜明，作者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文笔既简练劲峭，又不失华采生动，语言极富表现力。
由于王安石从礼教政治出发，过于强调实用精神，使得他的文学观念带上了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人们又往往把仅适用于理论文章的“适用为本”的观点赋予普遍的意义，推广于一切文学，等而下之，其末流就将文学和政治宣传等同了起来，轻视乃至否定了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愉悦作用。这也许是王安石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