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首联把“扰扰”和“风雨”、“尘埃”放在一起形成鲜明对比，刻画出殷勤来访、奔走于权贵之门的上人形象。“扰扰”表明了诗人无奈而不堪的心情。《诗经·风雨》中有“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表达见到朋友时平静又喜悦的心情。诗人在这句中也暗用“风雨”的典故，却是在委婉表达对广宣上人频频造访的不满。
颔联说到自己辜负了高僧屡屡造访的心意，说的显然是反话，可以理解为是对广宣上人拜访的委婉谢绝。“惭”、“愧”连用，诗人在自谦的同时，表达出他和上人在立身处世问题上的不同见解，他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隔阂。
颈联仍是自谦，说自己读书没有收获。其中的“未能回”可以理解为没有回去，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广宣上人以诗相赠，诗人自谦才疏学浅，整日推敲也无法答复。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对广宣上人的回绝。诗人强调他学习的是儒家圣道，推崇的是孔孟之学，暗含他和上人之间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
尾联提到了“红叶”有几堆，在王维《山中》有“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句，“天寒红叶”的意象刻画出清冷寂寞的初冬景象。诗人化用王维诗意，表达他对上人的微讽之意。广宣上人的住所是寺庙，但他整日在外奔走，以至于很少待在寺庙之中。诗人说红叶堆积，无人打扫，旨在劝这位上人当回到寺庙之中。这仍然是在委婉表达对广宣上人的不满。
韩愈一生以弘扬儒家之道为己任，排斥佛老等学说。但偏偏有所谓高僧广宣上人，频频以诗文讨教。诗人出于礼貌，又不能不略为敷衍，但内心深处对于这种奔走于权贵之门的僧人，是非常无奈而又鄙薄的。诗题中的“频”字已经表达出不耐之情。诗人采用了委婉暗示的手法，向广宣上人说明他的态度。诗人自谦的语气一以贯之，他在暗示广宣，你我之间的过多交往对双方都没有太多益处。最深处的原因是各自坚守的大道不同，各自安身立命的所在不同。诗的结尾用意巧妙，意在讥讽僧人终日不归。诗人说天寒寺冷，红叶堆积，希望点醒广宣上人：既然号称高僧，就应该在寺庙中潜修佛理，弘扬佛法，不必终日奔走在外、踪迹难寻。这首诗还意在传达一种诗人所谓“聪明不及于前时，道德有负于初心”的人生感喟（韩愈《〈五箴〉小序》语）。整首诗平易坦荡，不用事，不屈己徇人，言语之间颇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精神。
这首《九日寄岑参》，属于寄赠之作，相当于一封诗歌体的书信。这一类诗作，应酬性色彩较浓，内容往往比较空泛。然而，这首寄赠诗却大不相同。杜甫的这首诗寄赠岑参，一方面表达重阳节不能共赏秋菊把酒论诗的遗憾与惋惜，一方面对于天灾给苍生带来的苦难抱有一定的关怀和同情。诗中既有寄赠之作的一般特点，对友人表示怀念和问候，又有涉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即因大雨成灾对苍生稼穑表示的关切和忧虑。
这首诗较长，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从开头“出门复入门”，到“难为一相就”，叙述访岑而阻于雨，与岑参的住处曲江虽然不远，但却不能去探访，倍觉思念，表现出了与岑参的深厚友谊。
第二段，从“吁嗟乎苍生”，到“小人困驰骤”，由大雨而联想到这场雨给苍生百姓带来灾害。看起来，这一段似与岑参或杜岑友谊没有直接联系，像是节外生枝。但细想还是有其内在联系的。这倒不仅仅在于都是说大雨，而是他们都是诗人，民间的疾苦是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所以下一段内容，又回到作为诗人的岑参上来。
第三段，从“维南有崇山”到全诗的收尾，归结到岑参的诗歌创作活动。从诗歌本身来说，这里既写出了杜甫与岑参这两大诗人之间的友谊，也表现出杜甫对民间疾苦的关心。然而，过去有的诗论家认为这首诗的内容还不止于此，而是诗中喻指当时的朝政。据考，天宝十三载秋，大雨成灾，宰相杨国忠却取好庄稼来，向玄宗皇帝说：“雨虽多，不害稼也。”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当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无论有无寄托，杜甫对苍生百姓疾苦的关心和同情，则是没有疑问的。
文章论证了史官遭受刑祸是由社会政治状况和史官本身的品行决定的，与鬼神迷信毫无关系。一面批评韩愈畏惧刑祸而不愿冒政治风险；一面激励他要坚持真理，忠于职守，做一个刚直不阿的优秀史官。全文措词尖锐而态度诚恳，严肃批评而寄予厚望，洋溢着韩柳真诚的友情和坚强的战斗精神。
韩愈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严重歪曲历代史官不幸遭遇，并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直、不得中道”，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柳宗元认为“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韩愈说为史有天刑不过是借口j柳宗元痛惜因此““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的损失。这封信鲜明地表现了柳宗元是一位反天命的唯物论者。他主张弘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鄙视“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的卑劣行为。他不因为和韩愈有私交而放弃原则，表明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为人正直的品德。
这封信具有鲜明的驳论特征。抓住对方要害，逐层予以批驳。既驳对方论点又驳对方论据，反驳中推理严密，不乏形象性，时有讽刺，是一篇理晰情笃的论辩作品。如，驳韩愈“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的谬论，就采用设比，对照其言行不一的表现层层推理，深刻地揭露韩愈恐惧的实质是“荣其号，利其禄”。推理步骤是，如果说为史不敢为褒贬，那么做了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尤其不敢为了。如果说这种逻辑成立的话，那么掌握生杀、升黜大权的宰相，“其敌益众”，岂不更不敢为？那还要政治法律有何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其中连用三个反诘句，“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邪？”， “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邪？”“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把向上爬者和不为史者对比起来，揭露他们“荣其号利其禄”的本质，有力地戳穿韩愈“有志于道”的虚伪性，笔力充满咄咄逼人的气势。
韩愈在给刘秀才的信中提到一系列历史人物，加以歪曲，做为他“天刑论”的论据。论据是支持论点的根据，只有把论据驳倒了，受其支持的论点才能彻底动摇，以至不攻自破。柳宗元据此采用枚举例证法，针锋相对地逐一批驳韩愈的论据。指出孔子、范晔、司马迁、班固、崔浩、左丘明、子夏等都不是因作史而遭不幸的，各有其原因，跟为史无关，驳得韩愈体无完肤。
文章结尾语重心长，饱含深情，寄以厚望。先指出“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的有力事实激励韩愈勇敢地担起修史的任务，又责备韩愈“谋引”而不去的犹豫态度，催其自决，最后劝诫韩愈不要“不勉己而欲勉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徇私情的原则性，求真理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也体现了柳文说理深透、气势恢宏、感情质朴的特点。
这首诗表面上如诗题所明，是写离思，主要抒写别后相思的煎熬苦况，怨恨离人的不通音讯，写得情调悲怆。
首联即写情人离去后主人公的心酵气绝。《前溪舞》和《子夜曲》皆为悲伤的作品，是被遗弃者的哀怨之作。这里引入诗中，即是离思之苦，心里有担心被遗弃之痛。颔联仍化用典故，写难以寻觅爱人踪影、东西分离相隔如沟水东西分流而无可奈河的痛苦心理。此联运用典故和即实写景巧妙融合，不露痕迹，从字句看就是写实景，是看不出用典的，这是李商隐诗用典得心应手的表现。颈联写书信断绝。和主人公的以泪度日，化用湘妃竹的典故渲染伤心痛苦至极。结联仍作希冀之词，一片深情希望通过江水给恋人捎去自己的问候。
此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是李商隐借失恋女子寄意而为，前六句极写自己的凄苦，第七句一转，第八句仍作希冀之词，希望令狐绹能加以提拔。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读来荡气回肠，久久不能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