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送别诗，不能不想起著名的阳关曲。阳关在今天甘肃敦煌西南一百三十里，是唐代出西域的门户，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这首动人的送别诗，写成后广泛流传，被谱成歌曲演唱，称作“渭城曲”；唱时还要把结尾一句反复重复三遍，所以又称“阳关三叠”。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写舟中回望之景。三、四句转到言情上，将无情之物说成有情，而把有情的人，偏说成是无情，就形成了更为曲折也更耐人寻思的情景关系，在艺术表现上是颇为新奇的。
诗前两句承题写离家。晚上，诗人出行，亲友们聚集江边相送，唱着离别的的阳关曲；诗人登上一叶小舟，顺流东下。诗组合了各种离别的意象，深沉地表达离别时的情感。“水东流”是写他乘舟出行，引出下句“一钓舟”，但因它紧接“阳关一曲”送别歌后，就暗示是以东流水表达深长的离情别绪。对句中的“旌阳”是指明离别场所，“灯火”是从水中看岸上，暗示船已离岸渐渐远去。“灯火旌阳一钓舟”，使人仿佛见到沉沉夜幕中，一只小船驶离了岸边，在众人的唏嘘中渐渐远去，渲染出浓重的伤感氛围。乘夜离乡别土，情景如此，人的思想又是如何呢？三、四句因而转到言情上。诗人在诗中一反常态，故作轻松语，说自己也不过是和平常一样，喝酒喝醉了，没有别离应有的伤悲，倒是满川的风月在替自己愁。这两句很别致，说自己不愁是假的，诗人离家次数多了，是不是“如今识尽愁滋味”，不想做出愁态来呢？“我自只如常日醉”，多多品味，不难发现其中含有许多苦涩味。末句的风月替自己愁，这愁就无限扩大，漫延到整个自然界，比写人的愁怨范围和深度增展许多；把多情的风月与浑然沉醉的自身作对比，更为曲折地反映了自己复杂的心理。
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诗话》对这首诗的后两句很不满意。他认为诗只有写“人有意而物无情”才是，像黄庭坚另一首《题阳关图》“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行人作许悲”这样写就很好；这首离别家乡的诗把人写成无情而物有情，就不合情理，“此复何理也”。王若虚所说的“人有意而物无情”，是大多数诗歌表现的手法，如岑参《山房春事》：“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韦庄《台城》：“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黄庭坚作诗，喜欢翻过一层，“化臭腐为神奇”；宋张戒《岁寒堂诗话》说他“只知奇语之为诗”。因为他不肯作寻常语，所以在这首诗中，有意不把“满川风月”写成无情的东西来衬托自己的离情别愁，偏说自己无情而“满川风月替人愁”。如此措笔，加深了层次，把无情物说成有情，是把自己的感情移入物中；而自己“只如常日醉”貌以无情，实质上成为有意的掩饰，是情到深处反无情的表现，比直接说有情要深沉含蓄得多。这样的表现手法，前人也多次用过，如刘禹锡《杨柳枝词》：“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杜牧《赠别》：“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张泌《寄人》：“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只是前人总是说了人有情而次及景物亦有情，黄庭坚再作变化，说成人无情而物有情而已。
黄庭坚这首诗意新语工，但也有迹可寻。在此前欧阳修曾有首《别滁》诗云：“花光浓烂柳阴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黄诗也许参考过欧诗。
此诗兴由“苏台览古”而起，抒发古今异变，昔非今比的感慨，则今日所见之苑囿台榭，已非昔日之苑囿台榭；今日苑囿台榭的杨柳青青，无边春色，不仅令人想起它曾有过的繁华，更令人想起它曾经历过的落寞。起句的“旧苑荒台”，以极衰飒之景象，引出极感伤的心境；而“杨柳新”，又以极清丽的物色，逗引起极愉悦的兴会。前者包含着属于历史的巨大伤痛，让人不由去作深沉的反省；后者又显示出大自然无私的赐予，召唤着人们去追求、去享受、及时行乐。第二句，继续对这种感受作进一步烘托。由柳岸湖中传来一曲曲悠扬悦耳的江南小调，更为这人世间不尽的春花春月增添了无限的柔情蜜意。不胜，犹不尽。“不胜春”三字，似乎将人们的欢乐推向了极致。但此时此刻，正是这些歌声，勾引起诗人的无限怅惘：昔日的春柳春花，吴王的骄奢，西子的明艳，以及他们花前月下的歌舞追欢，馆娃宫中的长夜之饮，都不断在诗人的脑海中盘旋浮动，使诗人躁动不安。由此，引出了三四两句。这是经由“旧苑荒台”逗引起的情感体验的进一步升华。人间没有不散的筵席，物是人非、江山依旧，昔日苏台富丽堂皇，歌舞升平，今天只剩下那斜挂在西江之上的一轮明月了。这两句景色凄清，情感古今，以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使读者的情感体验产生了新的飞跃。永恒的西江明月和薄命的宫中美人，作为一组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语境，旨意遥深，感人肺腑。
此诗一上来就写吴苑的残破，苏台的荒凉，而人事的变化，兴废的无常，自在其中。后面紧接以杨柳在春天又发新芽，柳色青青，年年如旧，岁岁常新，以“新”与“旧”不变，不变的景物与变化的人事，做鲜明的对照，更加深了凭吊古迹的感慨。一句之中，以两种不同的事物来对比，写出古今盛衰之感，用意遣词，精练而自然。次句接写当前景色，而昔日的帝王宫殿，美女笙歌，却一切都已化为乌有。所以后两句便点出，只有悬挂在从西方流来的大江上的那轮明月，是亘古不变的；只有她，才照见过吴宫的繁华，看见过像夫差、西施这样的当时人物，可以做历史的见证人罢了。
这首诗所表述的不仅有古今盛衰的历史喟叹，而且有执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因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总是在不断追求着自由自在，追求着超越解脱。但是，这种渴望与追求常常难以实现，人就常常难免陷入一种痛苦绝望的境地。古今贤愚，莫不如此，英雄美人，无一例外。
这首词是为七夕念远之作。词的上片描写织女不得相见牵牛的悲剧，应七夕之景，还写出了作者对远方亲友的深切思念之情态；下片转写眼前景象，反映出了作者的处境凄凉孤独以及内心的悲凉。此词情中写景，以景衬情，含蓄委婉。
上阙开篇化用《古诗十九首》其十：“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描写织女不得相见牵牛的悲剧，应七夕之景，引出下文别情的抒发。“望断碧云空日暮”，写遥望碧空，神思遐想的情状。“望断”二字，刻画出作者对远方亲友的深切思念之情态。“无寻处”两句，言昔日亲友相聚，吟诗缀词，宴饮唱合，欢洽情深；如今各散五方，无处寻觅，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下阙两句，承上片末“梦回”句，转写眼前景象。以“鸟散馀花”“日洲蘋老”暗喻亲友离散、自己日渐衰老，处境凄凉孤独。着末三句，以景结，回应篇首。这时，作者感到，在这七夕之夜，只有“明月多情”，伴随他度过这寂寞的漫漫长夜，他要揽取明月清光，让它送自己归去。“明月多情”，这是作者的移情。月本无知无情，但在此时此境的作者，感到只有明月才有情，它与自己相依相伴，让自己温存在它的清辉之中，得到关爱。这里作者使用曲笔，不直接说出内心惆怅，而用“明月多情来照户”反衬出处境的孤寂和内心的悲凉。
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