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怀着愤懑、失望的心情离开了长安。当他登上新平城楼，远望着深秋景象，时值暮秋，天高气爽，落日时分，登楼西望，目极之处，但见落日似比平日遥远；溪水清净，水波起伏，寒意袭人。此情此景，让李白不禁引起了怀归之情。他虽然壮志未遂，但并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多么想重返长安，干一番事业。然而，希望是渺茫的。他望着那“苍苍几万里”的祖国大地，联想起在唐玄宗统治集团的黑暗统治下，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在到来，他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深深忧虑。因此，诗人发出了“极目使人愁”的感叹。
“去国登兹楼，怀归伤暮秋”写诗人通过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情感，用铺叙手法描绘一幅离开长安登新平城楼、时值暮秋想念长安的伤感景致，以“怀”、“归”、“伤”、“暮秋”等诗词烘托气氛，能起到点明题旨、升华主题的作用。
“天长落日远，水净寒波流。秦云起岭落，胡雁飞沙洲””写诗人登新平城楼时所见所闻的叙述，借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如“天”、“日”、“水”、“云”、“落”、“寒”、“流”、“起”、“飞”等，觥筹交错中，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又不失唯美伤感的气势。而“落日”、“寒流”、“秦云”、“胡雁”则勾画出一副凄凉的暮秋景色，这正是诗人怀归忧国，但又无可奈何的渺茫心情的反映。
“苍苍几万里，目极令人愁”写诗人登新平城楼眺望中所见后的感受，借景抒情，情含景中，既暗寓自己极度思念帝都长安的心情，又突显诗人为祖国的前途命运而产生“愁”绪，抒发自己的感叹，把情与景关联得十分紧密。结尾的“令人愁”和第二句的“伤暮秋”，遥相呼应，构成了全诗的统一情调。
诗体在律古之间，李白虽能律，却不是律之所能律。其诗是从古乐府古风一路行来，自成体势，不一定只限于律古。全诗语言精练，不失迅猛阔大的气势，极富韵味，寥寥数笔，却情意深长，流露出诗人壮志未酬、处境困窘的忧伤之情。
诗的前十四句抒写诗人谪居永州后的心境，描绘朝阳岩及西亭的美景。首句的“弃”，点出了诗人谪居的心情。柳宗元来到偏远的永州，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一种遭遗弃的感觉始终折磨着他。诗人“弃”而来到偏远的永州，伯夷、曹父洁身自好，两种心境大相径庭，所以在永州附近登山临水，只求缓解一下忧郁的心情。正如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所云，只是“闷即出游”而已。这次来到朝阳岩，景色果真异常优美：位于潇水西岸悬崖绝壁上的朝阳岩俯怀着奔腾的江水，洞窟幽深，岩口开阔，温暖的阳光在树梢盘旋；岩顶的西亭檐牙高啄，气势不凡，亭后星光点点，亭下却是云雨交替，一亭之上下而气候不齐，这确实是难得的自然景观。如此美景，使诗人情不自禁的发出了“惜非吾乡土”的感叹。眼前的美景虽然赏心悦目，但毕竟不是自己的故乡。“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此情此景，不禁勾起诗人的故乡之思。
于是，诗歌自然而然地转写思乡述旧之情，抒写其抱负与不幸。公元784年（德宗兴元元年），柳宗元曾随父亲移居夏口（今湖北武昌），“羁贯”句指的应该就是这次南迁，这时柳宗元12岁。可历来求仕都只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柳宗元也在16岁那年回到了他出生、成长的长安。当然，诗人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利安元元”的政治理想。他21岁中进士，因父丧耽误了几年，至26岁始任集贤殿正字，此后春风得意，一路青云，33岁时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与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兴利除弊。那是他一生最得意的时期。诗人满怀留恋地描写了他在长安的故居：故居就在沣水边上，那里有肥沃的田地、宽敞的台阁馆舍、碧波荡漾的池塘。如此美好的故居不能不令囚居蛮夷之地的柳宗元思念，更何况那是他施展才华，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地方。诗人虽然是以自嘲的口吻说自己曾迷恋仕途官场，落得贻笑山林的尴尬，说自己太微薄无用，把官场升迁的琐事看得过重，但这自嘲里包含的是万般无奈与满腔忧愤，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巾”的叹惋。实际上，志大才高的柳宗元就是被贬到永州后，也一直没有熄灭他的理想之火，这在他羁永期间的许多诗文中都可以找到明证。
故乡之恋，往事之思，使诗人的心灵备受煎熬。于是诗人又回到现实，写他在永州的囚居生活。“囚居固其宜”自然也是自我解嘲。诗人在《对贺者》中也曾说“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吾又戚戚焉何哉？”但在内心深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在《与许京兆孟容书》里，他曾那样执着地为自己辩解过。“厚羞久已包”则是真实的表白，也正是因为有能包容“厚羞”的胸怀，才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诗人接着描写了他在永州的陋居：院子里种植着蓬艾，狭小的窗户上结满了蜘蛛网。这与他的故居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寄居在龙兴寺，终日与僧人为邻，过着孤寂的幽居生活，所幸常有一些喜好山水的客人来访，于是诗人常与他们结伴而行，登山临水，访寻名胜，饮清流，烹野菜，志趣相投，言谈高妙，醉舞欢歌，其乐也融融。诗人说，这种逍遥的生活驱除了心中的晦气，淡泊的心境隔断了尘世的喧嚣，荒僻的谪居地倒成了他躲风避浪的宁静港弯。于是，当他每天清晨听见鸡鸣嘐嘐的时候，竟萌生了希望这样的日子更多些，或者干脆把家厨也带来过过这种逍遥生活的念头。表面上看，诗人把自己的囚居生活写得充满乐趣，其实不然，他在《与李翰林建书》中给自己的囚居生活打了个比方：譬如常年关在监狱里的囚徒，遇上好天气出来活动一下筋骨，在墙上磨擦搔痒，也感到很舒服，但这样的舒服不是能长久享受的。这才是诗人心灵的真实表白。
柳宗元这首五言古诗，以记游为题，从描绘眼前景物入手，继而写故乡之恋，往事之思，囚居之“趣”，运思缜密，蕴涵深远。他将个人遭际与满怀忧愤含融在山水诗之中，将深沉的忧思隐含在浅淡的微笑之内，“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姜夔），细细吟咏，回味无穷。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