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落魄·丙寅中秋》是宋代郭应祥的一首词,这首词上片写景,借用月夜之间,描写普天下人渴望的团圆。
下片联想,由曲子想到人,是对人的一种思念。
《诗品》的作者司空图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苏东坡讲:“言有尽而意无穷。”《说诗粹语》的作者沈德潜也说:“诗要讲弦外音,味外味。”都是说诗要含蓄蕴藉,要有言外之意,才能使人读了感到诗意深厚,有无穷的意味。这首诗就有这个特点。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写的是失幸的官女怨恨君王的无情,然而仔细读来,却大有深意。诗人把准备应试的考生比作望幸的宫女,把主考官比作君王,把“美人”比做因主考官询私情而得中者。诗中含而不露,却又无情地讽刺了唐代科举制度中拘私舞弊的情形。
诗人一开笔,便描绘了一个登上高台而无心打扮愁眉紧锁愤慈难平的官女形象。第一句是写失幸官女怨恨之情态。第二句则进一步描写这个官女愁怨的面容。上一句是对官女体态的勾勒,下一句是对宫女的面容表情工笔细描。二者互相补充,相互映衬、便将望幸官女的情态、心绪,由表及里地合盘托出。既有表情的愁怨、又有内心的愤慈。作者匠心独运,借宫女之情,官女之态含而不露地将当时考生情态真实地表现出来。从宫女的“懒修珠翠”“眉······不开”,可以看到考生恨怨之看到考生愤慈之意。宫女对皇帝的恨怨正是考生对主考的恨怨。两句诗未着考生一字,考生的音容,表情与情怨内心的活动便悄然表露。可见诗人含蓄的笔法运用得十分纯熟。
第三句在全诗结构上又掀波澜,在前两句的基础上,诗人又宕开一笔:即使将皇帝望来,也全然无益。这一笔使诗情更深,使诗味更浓。乍看“纵使东巡”四字,会为望幸的宫女庆幸,皇帝还算有情,终于来了,为之一喜,可是再读“也无益”三字,会为之一惊,这样一喜一惊,更引人深思,使诗在跌宕中上升至理性高度,悟出一条道理。紧接第四句,一语道破:“君王自领美人来。”君王已经有了心上人了。这句如定音的锣鼓,既点明了“懒修珠翠”、“眉月连娟恨不开”的原因,又总括地指出“也无益”的道理,也说明了美丽的宫女失宠的原因是由于皇帝的偏爱。而考生寒窗十年不得中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原来是由于主考官的狗私舞弊,他们早就有了“意中人”。该诗语言锐利泼辣,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要害所在,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
全诗文情自然,比拟切至,妙用隐喻,而能使人心领神会,感到含蓄有味。诗的语言也颇有特色。三、四两句自然流畅,犹如口语。一、二两句瑰丽多姿,雕饰工巧。“懒修珠翠”、“眉月连娟”等寥寥几字,把宫女姣美的形貌和懒洋洋的情态描绘得惟妙惟肖。愈写出宫女之美,愈显出“君王”之恶,是富有表现力的。诗中形象优美,除别有寓意外,仍然具有作为宫怨诗的完整的意境。方干《赠进士章碣》诗云:“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这首小诗用的虽是传统的比兴手法,却写得新颖别致,也可以说是“用旧机”织出的新“锦”。
“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亿阆州。”起笔扣题,突出“别”字。诗人站在望喜楼上,注目嘉陵江水滔滔东流,不禁油然升起依依不舍的心情。诗人极目望去,又忆起那远在中游的阆州,思绪为之一顿。
“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嘉陵江经阆州后继续向东南流去,到重庆汇入长江,最终流入东海,故曰“赴海”。“应更”是肯定句,前行匆匆,无暇游赏,而此行又不经此,当然不可能再到阆州的“高楼”眺望嘉陵江水了。“阆州”也是写实,而不是未曾涉足的想象,从而更增强了“别”的韵味。
第一首重在远眺嘉陵江,从宏观着笔,第二首重在写嘉陵江水之澄碧,于细微处见精神。
“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诗人把视线收回,注目脚下的江水;江天一色,千里嘉陵,烟波浩渺,它象皓月那样洁白,又比纯蓝还碧。诗人尽情描摹江水之美,以增加不忍“别”之情。
“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这里把江水人格化了,也就是把自然人格化。江水变成了有生命力的东西了,这样也遂使诗的意境得到了升华。“犹”,有不忍之意,“更向南”意谓前途渺茫。诗人尽管受柳仲郢之邀,但此行如何,还未可预料,故尔发出“犹自驱车更向南”,以收束全篇。
这两首绝句通过赞美嘉陵江水,抒发了自己对大自然的依恋,从而也反衬了人世间的倾轧、污浊。诗曾有自注:“此情别寄。”当指另有所寄,这或许就是人情冷暖,世风日下,李商隐虽有才华和政治抱负,但时时受到猜忌、排挤。王氏卒后,他更觉无所依托,人生飘泊,内心矛盾也偶尔流露。他渴望得到知音,但现实社会知音难觅,只好钟情于嘉陵江水,聊以片刻的自慰。
这两首绝句是联章体,紧紧围绕嘉陵江来抒发情感。前者重虚写,以想象嘉陵江壮阔景象,但虚中含实;后者重写实,以细腻的笔触,抒发自己的无尽山水之情,但实中寓虚。这组诗以江水为核心,从不同侧面加以描摹。从其过程上看,写其上游、中游、下游,淡淡勾渤几笔,写出江水的博大;从其特色上看,写其“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芝,极富画意;从其人格化上看,有“相送”,人送江,江送人,生动活泼。
本文是一篇跋文,是苏轼读完黄子思诗集后写下的。文章用书法来比喻和评论诗歌,指出那些疏淡朴雅之中寓意深远的诗才是好诗。作者对苏武、李陵的“天成”、曹刘的“自得”、陶谢的“超然”、李杜的才气,以及柳宗元、韦应物“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都做出了高度评价。尤其对自然天成、“美在咸酸之外”的诗,苏轼似乎更加推崇。他认为艺术的法度应符合自然原则,文理自然,这样才会姿态横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韵外之致。全文言简意丰,洗练明畅。
首先,苏轼认为:书法艺术以“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为在最高境界。尽管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能够集古今笔法的大成,成为天下人师法的宗师,但还是未能恢复钟繇、王羲之书法的艺术神韵。接着,苏轼运用类比推理,认为诗歌艺术与书法相通。诗歌最高的艺术境界也是自然天成,富于神韵,像苏武、李陵、曹植、刘祯、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歌那样,出于性情的真切流露,超然物外,淡泊远神,富有韵味。
尽管李白、杜甫取得了“凌跨百代”的集大成成就,但是,李杜诗歌还是缺少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韵味。此后的诗人尽管追求远韵,但是才不逮意。这就自然过渡到对韦应物、柳宗元山水诗的经典评价。苏轼认为他们的诗歌“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于此相应,晚唐司空图又提出了妙在咸酸之外的“神韵”说。最后,苏轼将黄子思的诗歌接在追求远韵神味的诗歌艺术传统上,发现并赞扬了黄子思诗歌艺术成就。
这篇短跋的价值,并不在于评价了黄子思诗歌,而在于苏轼提出的新的诗歌理想。与当时复古思潮不同的是苏轼要求诗歌恢复汉魏古诗的萧散简远境界,并不是欧阳修等人追求的古朴苍劲的格调。值得指出的是,苏轼自己的诗歌创作并没有实践这一艺术理想,即使那些刻意模仿陶渊明的和陶诗,也没有陶渊明诗歌那种冲淡闲适的风格,而是“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如适如其意中所欲岀”(沈德潜《说诗晬语》),显露的仍然是他豪迈洒脱的个性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