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岁》,十六句,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六句:“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鳞其尾,虽勤知奈何。”这里用生动的比喻说明守岁无益,从反面入题,跟前两首有所不同。这个比喻不但形象生动,而见辰龙巳蛇,以蛇比岁,不是泛泛设喻。这六句的前四句写岁已将近,后二句写虽欲尽力挽回,但徒劳无益。“鳞其尾”字面虽然用《晋书·贾后传》“鳞狗当鳞颈,今反鳞其尾”的话,但在行文中完全以“赴壑蛇”为喻:到了除夕,已经是末梢了,倒拔蛇已不大可能,何况只抓蛇尾巴梢,哪里能鳞得住呢?以这样六句开头,好像说这个风俗无道理。要写守岁,先写守不住,不必守,这是欲擒故纵,使文字多波澜的手法。
中间六句是第二个层次:“儿童强不睡,相守夜谌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坐久灯烬落,起看北斗斜。”这个层次写守岁的情景。一个“强”字写出儿童过除夕的特点:明明想打磕睡,却还要勉强欢闹。这两句仍然是作者回味故乡的风俗,而不是他在凤翔时的情景。这一年苏轼才二十六岁(虚龄二十七岁),膝下只有一子苏迈,虚龄五岁,不可能有这两句所写的场景。“晨鸡”二句将守岁时的心理状态写得细腻入微,“坐久”两句将守岁时的情景写得很逼真。这两句主要是针对大人守岁所说的。纪昀很欣赏这十个字,说是“真景”。实际上这是人人守岁都有过的感受,他能不费力地写出来,增添不少亲切感。
最后四句是第三个层次:“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这个层次与开头第一个层次的欲擒故纵相对照,表明守岁有理,应该爱惜将逝的时光。正面交代应该守岁到除夕尽头。结尾两句化用白居易“犹有夸张少年处”,意在勉励苏辙。苏辙在京师侍奉父亲,苏轼希望两地守岁,共惜年华。这个结句含有积极奋发的意味,是点睛之笔,使全诗精神陡然振起。
苏轼的《守岁》,诗意明白易懂,旨在勉励自己惜时如金。作者用形象的蛇蜕皮喻时间不可留,暗示要自始至终抓紧时间做事,免得时间过半,虽勤也难补于事。努力应从今日始,不要让志向抱负付诸东流。
这是一首寓言诗。唐柳宗元曾作过一篇《憎王孙文》,对别名王孙的猴子大加挞伐,说它们“窃取人食,皆知自实其嗛。此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故王孙之居此恒蒿然”。王安石这首诗,很可能是受了柳宗元的启发。
诗写得明白如话,说自己在海上看见一座光秃秃的此,一打听,原来此上住着一大群猴子,只知摧残,不知爱惜,更不知收藏播种,却越生越多,以致此上草木都被吃光弄死,生活没有了着落。是寓言诗,自然有它的寓意。王安石没有像白居易写新乐府那样,直接说明自己作诗意图、所讽刺的对象,后世便自己去寻求解释。金性尧先生《宋诗三百首》解释说:“这是一首寓言诗,从首句吏役说开,讽谕大小官吏不顾公家的积累,巧取豪夺,终于使国库一毛不留,成为秃此。”这是从传统的讽刺统治阶级荒淫无耻论上展开,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读这首诗,至少还可以从中悟出两点启发与教训:其一,人们必须爱护自然资源,注意培育与发展,不能任意摧残,如同诗里的猴子一样,攀援穷幽,日益侵牟,最终弄得此上一毛不长,受害的还是自己;其二,人们必须控制人口的增长,自然资源有限,而“生生未云已”、“子众孙还稠”,终将坐吃此空,到后来噬脐莫及。
从艺术上来说,这首诗在王安石的作品中算不上好诗;从思想上来说,它能引起人们在多方面儆戒,是很可贵的。
这是一首讽刺诗,讽刺的对象是东鲁(今山东)的儒生。鲁地有儒者虽皓首穷经,却死守章句,不懂经邦治国之策。李白自视有“经济之才”、“王霸大略”,或曾受到某“鲁儒”的轻视和嘲笑,故以此诗反讥之。
开头四句说,那些白发苍苍的“鲁叟”们,言必称“五经”,他们以毕生的精力,将《诗》、《书》、《礼》、《易》、《春秋》这几部儒家圣贤之书的章句背得滚瓜烂熟,学问可算是很大了。但是,假如向他们请教一下经国济世的方略,就如坠烟雾,茫然不知所对。这里将鲁儒的精通经书和不谙时务相对比,揭示了他们的无能本质。
然而,标志着儒生身分的仪容却是丝毫马虎不得的。诗人接着以漫画笔法,活灵活现地描摹了鲁儒们迂腐可笑的举止:他们脚下穿着文饰考究的远游履,头上戴着平整端重的方山巾,不慌不忙,很有风度地上了大路,宽大的襟袖拖在地上,步子还未迈动,先扬起了一片尘土。鲁儒们故做庄严的神态与其实际上给人的滑稽感构成的对比,产生出一种喜剧效果;同时,鲁儒们外表的矜持与其内里的无能构成的对比,又更加突现了他们的迂阔。
诗末六句,是诗人对鲁儒的评论,并且将自己摆进去与鲁儒加以对比,在这种对比中表达自己的积极用世思想。诗中采用了以古喻今的写法:当年秦始皇曾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天下的《诗》《书》等儒家之书,谁敢违抗,就施以黥刑,并被罚去筑城。当时,那些褒衣博带的儒生确是吃了苦头。李白对鲁儒们说:正像秦代那些儒生们的可悲遭遇一样,你们这些人断然得不到朝廷的器重;我虽然也崇奉儒学,但却要效法叔孙通,干一番辅弼朝廷的事业,绝不与你们为伍。你们既然对时务一窍不通,那么,就请回到老家的汶水边上种田去吧!结尾二句的嘲讽是极其辛辣的,令人如见鲁儒们的窘态,和李白飞扬跋扈的神情,也感受到了他的宏伟理想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在其他题材中,作者用梅花、兰花等来和水仙比较,这首诗却用人物作比。所谓人物,是传说中的洛神。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写洛神飘然行水的姿态。诗篇开头两句:“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用洛神的形象来写水仙,把植立盆中不动的花朵,写成“轻盈”慢步的仙子,化静为动,化物为人,凌空取神,把水仙的姿态写得非常动人。假如把“微月”看成步的补语,即谓缓步于“微月”之下,也是有依据的,《洛神赋》的“步蘅薄而流芳”句,“蘅薄”亦作“步”的补语。这两句直呼“凌波仙子”,未写到花,下面两句:“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就由洛神转到花,点出洛神是用以比花。上两句写姿态,这两句写心灵,进一步把花人格化,表现作者对花有深情,表现出它有一种“楚楚可怜”之态,像美人心中带有“断肠魂”一样,使人为之“愁绝”。“断肠魂”移来状花,但说的还是洛神。洛神的断肠是由于对爱情的伤感,《洛神赋》写她:“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这三个字无论说水仙或说洛神,都是很动人的,因为把其整体概括成为这样的一种“灵魂”是有极大的引起联想和同情的力量的。
前面四句,是扣住水仙本身的描写;下面四句,从水仙引来山矾、梅花,并牵涉到诗人本身,作旁伸横出的议论和抒情,意境和笔调都来个大的变换。“含香体素欲倾城,山矾是弟梅是兄。”上句仍从水仙说,用“倾城”美人比喻花的清香洁白的芳韵;下句则拿山矾、梅花来比较,说水仙在梅花之下而居山矾之上。山矾,这个名字是黄庭坚起的。他在《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二首》的《序》中说到为郑花改名山矾之事。用山矾来比水仙,也始于黄庭坚。表面上,前五句都用美女形容水仙,写得那样幽细秀美,第六句忽作粗犷之笔,把三种花都男性化了,大谈“兄弟”问题;前后不统一,不调和,几乎有点滑稽。实际上,作者正是有意在这种出人意外的地方,表现他写诗的随意所适,抒写自由。这一句,作者有意使读者惊讶于诗句的粗犷,惊讶于与前面描写格调的不统一,不调和,还是第一步;作者还有意要把这种情况引向前进。最后两句:“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被花恼,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甫与黄庭坚,都不是真正“恼花”,恼花是来自爱花。杜甫是恼赏花无人作伴;黄庭坚是恼独坐对花,欣赏太久,感到寂寞难受。诗说赏花之后,想散散心,换换眼界,故走出门外。但作者所写出门后对之欣赏而“一笑”的,却是“横”在面前的“大江”。这个形象,和前面所写的水仙形象相比,“大”得惊人,“壮阔”得惊人;诗笔和前面相比,也是“横”得惊人,“粗犷”得惊人。这两句诗,不但形象、笔调和前面的显得不统一,不调和,而且转接也很奇突。宋代陈长方《步里客谈》说杜甫诗《缚鸡行》结尾从“鸡虫得失无了时”,忽转入“注目寒江倚山阁”,“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黄庭坚此诗,当是仿效。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往往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此小家何由知之?”这些话,点出了此诗出奇的结语的用意和功力所在。
纪昀《书山谷集后》说黄庭坚的七言古诗:“离奇孤矫,骨瘦而韵远,格高而力壮。”这一首诗,从整体看,是“离奇孤矫”;从前半看,是“骨瘦而韵远”;从后半看,是“格高而力壮”。文学作品,千变万化,有以统一、调和为美的,也有以不统一、不调和为美的。从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统一和调和,是欣赏文学作品的关键之一。能够掌握这个关键,就可以从该诗的不统一、不调和中看出它的参差变幻之美。陆游《赠应秀才》诗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问题看得太简单,看得太死,往往就会走上“参死句”的道路,对佳作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