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四十句,每八句用一韵,为一层诗意,共五层诗意。声韵随情而变。平仄互换。诗中描绘清漳政通民和,风俗淳古,礼乐之乡,歌颂贤吏李聿。全唐诗有李聿小传,曾作清漳令,后为尚书郎。从全诗中反映了李白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并形象地描绘出理想的社会蓝图。充满着自信和豪情。
诗从开端到“惠与清漳流”为第一段,紧扣诗题,概略介绍李聿的才识、气质、治邑的惠政,预示其是前途远大,无可限量的青云人物。开端两句概述李氏家族,传宗百万代(夸张说法),宗干支脉,遍布中州大地。这种介绍法,因始祖为道圣李耳,当今又是李氏天下,颇引以为自豪和荣耀。用以衬托下面对李聿的介绍。李聿是天赋与的才识和美德,作为县令,日日为苍生忧患。这四句以树木的繁盛比喻李氏繁衍百代,而遍布全国。又以天开青云比况其才能德性,正因如此,李聿才日日替百姓着想。为百姓生活能幸福安居,日夜思虑谋画。这是李白理想中的贤吏形象,对于现实的李聿,可能更富于理想化了。接着又用四句诗,概括其政绩。前两句化用孔子的话。孔子观子游治武城,闻弦歌声,曾感慨地说:“割鸡焉用牛刀。”李白用此典故是说李聿是治国的大才,治理清漳小邑,如同用宰牛刀割鸡,将来前途如大刀宰牛,必有大用。因其大德大才治邑,德政如雷声响遍四境之内,其给与百姓的好处,又如清漳水流滋润着全县百姓。这就使“青云器”、“苍生忧”形象而具体化了,开花结果了。李聿不愧为李氏的后代,为李氏又争了光。
接着诗人又用八句诗写李聿以礼乐治邑,邑清民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让太古之风。前两句写李聿如同孔子弟子子游治理武城邑,以礼制教化百姓,以歌声感化百姓,音乐之声,唐尧之曲,深入人心。而县令李聿却是不拘礼法,脱略官服而不顾,颇似隐士。县令风度惠及百姓,民心和而得天真之性,民风淳朴如上古三皇之世。白日牛羊散在田间南北通行的道路上,而入夜,家家不闭户,不担心被盗。中间这四句描绘出一个理想社会图景,人性天真疏放,淳朴自然,礼让谦和,不争不贪,无贫无富之分。正因如此、诗人以惊异之情,询问百姓,探竟其原因,得到了“贤人宰吾土”的满意回答,点逗出诗眼。吏治非常重要,德教也是非常重要。这就具体点明李聿治政思想和个性。
接着诗人再用八句诗,写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民无游闲好逸之徒,吏无苛政繁扰。县人遍植桃李树,树树垂荫,散发芳香。河堤绕着渌水,桑柘树连排,远及青云。美女不打扮妖冶之容,白天成群结队,提笼采桑。夜间缲丝织布,机杼和鸣,百里之内,声息相闻。八句诗状出百姓,男耕女织,各安其业,社会繁荣,发达兴旺,民富可知。这正是礼乐弦歌教化的结果。从百姓这个侧面颂扬李聿德政治绩。照应“为苍生忧”句。再次证明治政美过于安民,感化人心。唯此才能“我无为而民自化”,李聿正是这样的官吏。惠及百姓后,而心自安无忧。
接着诗人用八句诗,写邑内政治安定,民无诉讼,贤吏逸豫。诗人形象地描写官衙内无讼事,群鸟落在官衙台阶上,而县令却依然高卧北窗下,翻阅着道家书籍。官衙檐边挂着用蒲草编的鞭子,用来对犯罪人行刑,表示羞辱之意罢了。在皓月当空,月光入户之时,琴声清悠。人息静寂,风吹入室,此时县令李聿长啸抒心,无言高卧,如上古的伏羲皇帝,和乐安详。“讼息”一句化用谢灵运的“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之意,以示政通民和,民绝诉讼。“高卧”句又用陶渊明为彭泽令,高卧北窗下,翻阅书籍,自称是羲皇上人,抚无弦之琴以自乐。“蒲鞭”二句,又用东汉南阳太守刘宽的典故,人有过失,但用蒲鞭捶打,而不用苦刑,表示羞辱之意,令其知耻而改过。李白在这八句诗中频用典故,赞美李聿如陶潜、刘宽治邑以德,而不唯刑。民知礼而耻过,政治清明。这是百姓乐业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是诗意的深化。
诗中结尾八句,集中笔墨赞美李聿为官清廉,洞察民情,明辨是非,公正无私。诗的前四句,化用鲍照“清如玉壶冰”的诗意,进而比较李聿官清如水,玉壶冰水,清澈见底。清光可见毫发,白亮透明可照群人之情。这四句诗喻人至美,本质圣洁,光采照人,是一位内外一致彻底透明的人物,为官自然清如水,明如镜,为民造福。这就是诗人所称赞的“贤人”。接着诗人再用四句赞美李聿的佳政:燕赵百姓,同颂其嘉政,共传其美名,而我李白这位过客,观赏行人歌谣,因为这个缘故,歌诵你的德政与美好声誉。这八句诗采取比较与间接写法,刻画李聿的形神美,超出清漳,越及燕赵,传名当世,流芳百世。总结全诗,照应开端。收结有力,余音绕梁,回味无尽。
李白所颂扬的清漳县令李聿,体现出他的贤能政治理想。同时对现实中信谗任佞,贪官鱼肉人民,是一个否定。他更希望李氏子弟不辱李氏宗祖,不辱李氏王朝,无愧于百姓的父母官,如李聿一样,治理好地方,惠及百姓。这就是李白以饱满的热情歌颂李聿的原因,也是李白所追求的作人价值。然而李白为社会开出这一良方,没有被当时统治集团所接受。同前贤一样,只能存在古代所谓圣贤的头脑里、口头上、文字中,只是空想而已。李白也不例外,这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所决定的。
李白这首五言古诗写得高古淡远,纵横变化,开唐代五古格高意远,神情横逸,变化神奇的正风,是唐人五古中的佳作。
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卫风·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
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此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这一点是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之情的基础。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卫风·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
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