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批评陆机。陆机和潘岳是西晋文坛齐名的代表人物。《世说新语·文学》:“孙兴公云:‘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元好问认为“陆文犹恨冗于潘”,写诗如果争相绮靡、篇幅冗长会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诗歌既然是传达心声与真情,意尽就该言止,不要太多太长,不须摇唇鼓舌,多所铺张。这里也体现了元好问注重诗歌真情实感,反对形式华艳的观点。
“秋草生庭白露时,故园诸弟益相思”,值此白露时节,秋草已生满庭院,更加思念远在长安的亲人。“秋草”、“白露”更加形象的体现出秋天的清冷,为下文抒别情离思定下基调。南朝宋诗人谢惠连有《捣衣》诗,亦写秋景秋意,其中有云“白露滋园菊,秋风落庭槐”,韦诗与之如出一辙。所不同者,谢诗写思念丈夫,韦诗写思念诸弟而已。
唐代草书大家怀素与韦应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年岁也相仿。据说怀素在寺院附近种有一万多株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没日没夜地练,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的故事,在当时就颇为流传。诗人戴叔伦比韦应物大五岁,晚年上表请为道士,他写过一首《赠鹤林上人》绝句:“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可见在芭蕉叶上写字、抄经卷在当时已形成一种风气。据统计,“芭蕉”意象在《全唐诗》中出现过七十次,多与思人有关。诗人于百无聊赖中,乃于芭蕉叶上题诗。“独”字的运用更突现思弟心情之急,更见情深意长。
这首诗并无太高深的思想,也无特别突出的艺术技巧,只是以“芭蕉题诗”一句画龙点睛,表达出一种生活化的细微感触和情怀。其实,中国的古诗,都特别富有这种“琐屑”的韵致。这种“琐屑”,可以是感情上的,也可以是生活上的。感情往往因为平淡而愈显得真实,没有大喜大悲的做作,只是平心静气,节制简洁。不仅如此,在遣词布局上,韦诗也都以淡泊质朴见长。总之,用琐屑细致的描写手法来表达自己深沉的思想情感,没有磅礴的气势,却以微小的细节打动人;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却在平淡中见真知,这是韦应物写诗的一大法宝。与之相比,韩愈喜欢剑走偏锋,用一些怪的字句,不免有逞奇之弊。白居易的诗虽然平易,但在布局上往往过于讲究回环曲折,与韦诗相比,又少了一份古朴温厚之气。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
此词道出了谪贬失意的心情,是题咏岳阳楼的词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篇。全词沉郁悲壮,扣人心弦。
上片起首二句,勾画出一幅洞庭叶落、水空迷蒙的秋月景象,烘托了作者其时的悲凉心境。首句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句意。第三句词笔转向楼内。此时词人正楼内饮宴,因为他的身份是谪降官,又将离此南行,所以席上的气氛显得沉闷。“十分斟酒敛芳颜”,说明歌妓给他斟上了满满的一杯酒,表示了深深的情意,但她脸上没有笑容。“十分”二字,形容酒斟得很满,也说明满杯敬意。“敛芳颜”,即敛眉、敛容。写女子之动情,可谓极宛极真,深得其妙。
四、五两句,凄怆之情,溢于言外;百端愁绪,纷至沓来。《阳关曲》本是唐代王维所作的《送元二使安西》诗,谱入乐府时名《渭城曲》,又名《阳关曲》,送别时歌唱。其辞曰:“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所写情景,与此刻岳阳楼上的饯别有某些相似之处。联系作者的身世来看,他因写了一些所谓反战的“谤诗”,被从与西夏作战的前线撤了下来;此时他不但不能西出阳关,反而南迁郴州。这两句熔自我解嘲与讥讽当局于一炉,正话反说,语直意婉,抒发的就是胸中久抑的悲慨。
过片承“酒”而来,将视界再度收回楼前,写词人带着醉意凭栏独立。仰望天空,只见天淡云闲;回首长安,又觉情牵意萦。浓烈的抒情中插入这笔写景,使感情更为顿宕,深得回旋纡回之妙。“醉袖”二字,用得极工。不言醉脸、醉眼、醉手,而言醉袖,以衣饰代人,是一个非常形象的修辞方法。看到衣着的局部,比看到人物的面部表情,更易引起人们的想象,更易产生美感。从结构来讲,“醉袖”也与前面的“十分斟酒”紧相呼应,针线亦甚绵密。“天淡云闲”四字以淡语、闲语间之,使全词做到了有张有弛,疾徐有致。由于感情上如此一松,下面一句突然扬起,便能激动人心。“何人此路得生还”,完全是口语,但却比人工锻炼的语言更富有表现力。它概括了古往今来多少迁客的命运,也倾吐了词人压胸底的心声,具有悠久的历史感和深刻的现实性,负载着无尽的悲哀与痛楚。
结尾两句笔锋一转,又揭示内心深处的矛盾。这里的结句用的是宋人独创的脱胎换骨法。费衮说此诗用白乐天《题岳阳楼》诗“换骨”。所谓换骨,就是”以妙意取其骨而换之“(释惠洪《天厨禁脔》)。掌故的巧妙化用中,词人对故乡的眷恋,对遭贬的怨愤,对君王的期待,和盘托出,意蕴深厚。
这首词在内容层次上有很大的跳跃,但结构安排自然得体,了无痕迹。全词起伏跌宕,以简洁的语言表达了内心复杂的感情,深沉真切,动人心魄。这是一首格调很高、有较强感染力的好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