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可分五段。第一段从篇首至“飘飘满天地”，从题面叙起，写岁暮深居值雪。这段文字很平，但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突出天气的奇寒：“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二句写为官的作者本人深居简出，朝廷免去五日一上朝的惯例，官署亦不办公，这些都间接表明岁暮天寒的影响。“睡起毛骨寒，窗牅琼花坠”则是通过描写漫天飞扬的大雪直接表达天气的寒冷；二是描述一己的闲逸。既无案牍劳形之苦，复多深日读书之趣，因而往往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一日睡起，忽觉寒气入骨，有玉屑一样的白花飞入窗内，于是“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十个字对雪没有作细致的描绘，却全是一种潇散愉悦的情味。这里写天寒，写闲逸，无不是为后文写边地兵民劳役之苦作铺垫或伏笔。
第二段从“岂敢患贫居”到“相聚歌时瑞”，承接上段，写家人团聚，赏白雪而庆丰年。值得玩味的是从篇首“衡门句到这一段，诗人一再称穷。“贫居”固然是穷，“月俸无余”、“数杯”、“一酌”亦无不意味着穷。其实这倒不是他真的要发什么官微不救贫一类的牢骚，而是别有用意。他虽说“穷”，却不愁薪米、能备酒肴，惠及父母兄弟妻子。在这大雪纷飞的岁暮，他们能共享天伦之乐，共贺“瑞雪丰年”。这里句句流露出一种“知足”之乐，言“贫”倒仿佛成了谦词。所以，诗人实际上是要告诉读者：贫亦有等，从而为后文写真正贫而且困的人们再作地步。晚唐罗隐诗云“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从“相聚歌时瑞”的人们联想到长安贫者，替他们说了一点话。王禹偁这里的写法大致相同，但他想得更远，语意更切。
第三段即以“因思”二字领起，至“阒寂荒陂里”句，转而以想象之笔写“河朔”人民服劳役的苦况。关于北宋时抽民丁运输军粮的情况，李复《兵餽行》写得最详细，可以参看：“人负五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运粮恐俱乏军兴，再符差点催餽军。此户追索丁口绝，县官不敢言无人；尽将妇妻作男子，数少更及羸老身。”第四段则以“又思”二字领起，至“牢落穷沙际”句，进而写兵役的苦况。
这两段所写河朔兵民之苦，与一二段所写身在帝乡的“我”的处境，适成对照。一方是闲逸，而一方是不堪劳碌：服劳役者“车重数十斛，路遥数百里。赢蹄冻不行，死辙冰难曳”，服兵役者“城上卓握旗，楼自望烽隧，弓劲添气力，甲寒侵骨髓”。一方无冻馁之苦，而一方有葬身沟壑沙场之忧：或日宿“荒陂里”，或转辗于“穷沙际”。字里行间，表现出诗人对河朔军民之深厚同情，从而引出一种为官者为强烈责任感，和对自己无力解除民瘼的深切内疚。
从“自念亦何人”到篇终为第五段，作自责之词而寓讽谕之意。看出诗人内疚很深，故出语沉痛。他觉得贪图一己的安逸是可耻的“偷安”，感到自己身为“拾遗”而未能尽到谏官的责任，身“直史馆”而未能尽到史官的责任，不足为“直士”、不足为“良史”。“不耕一亩田”，又无“富人术”，有愧于河朔之民；“不持一只矢”，又乏“安边议”，有负于边塞之兵；更对不住道义之交的热忱期望。所以骂自己为人民的蛀虫－－“深为苍生蠹”。而事实上，王禹偁本人为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已任”，是不当任其咎的。他在此诗以及其他诗中的自责之词，一方面表示他不愿尸位素餐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无功食禄之辈的讽刺。
全诗层次极清楚，主要运用了对比结构，但这不是两个极端的对比，而是通过“良心发现”式的反省语气写出，对比虽不那么惊心动魄，却有一种恳挚感人的力量。全诗语意周详，多用排比句式，乃至段落之间作排比，却毫无拖沓之嫌。其所以“篇无空文”，实在于“语必尽规”。因此，此诗不仅在思想上继承杜甫、白居易系心民瘼的传统，在艺术风格上也深得白诗真传，以平易浅切见长。从诗歌语言的角度看，乃是以单行素笔直抒胸臆，初步表现了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风格待征。
开头两句用形象而整饬的对仗句式刻画两种鸟儿的活动，为写春耕营造一种正当其时的氛围。布谷鸟即杜鹃，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它在南方春天耕种季节鸣叫，它“播谷播谷”的叫声听上去就像在催人种谷一样，所以叫布谷鸟。一“劝”字，将布谷鸟的叫声人格化，形象生动而富有情味。舂锄即白鹭，它也是江南常见的一种鸟类，全身雪白，两腿细长，喜欢在水田与河边活动。这种鸟在水中起飞，很远就能听到翅膀打水的“扑扑”的声音，当它们成群地在清澈的水边、绿色的山野、湛蓝的碧空飞翔时是很美的，所以杜甫留下了“一行白鹭上青天”千古佳句。该诗中，作者着一“趁”字，同样将舂锄人格化，好像它明白风和日丽的大好春光转瞬即逝似的，因此要抓紧时间一展风姿。可以说，春耕期间山间这两种鸟的活动，既将春天的山乡点染得生机勃勃，又为下文写春耕营造了浓浓的氛围。
第三句写扣题发挥，从仰望的角度写山路之陡峭曲曲。从山下向上望去，只见山路盘旋而上，被层层叠叠的树木和岩石遮断阻隔，有时又露出那么一小段，就这样时断时续，蜿蜒而上，层层盘旋，越盘越高，越高越细。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巧妙的视角，将江南山路的特点形象地表现出来了，也凸显了山乡生活的大背景。同时，又暗扣了一“行”，暗写了诗人沿山路而上，边登山边欣赏的情形，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和回味。如果没有这一句，那么最后通过山田放水声写春耕也就没有依据了。
最后一句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写的是山乡农民放水播谷的繁忙景象。诗人关注的是山乡的春耕，此时终于凸现出来了。这时，诗人已经来到了山上。低头俯瞰，只见山下斜坡上面层层如梯的水田平整如镜，在阳光的反射下，带子似的一道道绕在山间；从梯田方向正传来汩汩的放水声。由放水声可以想见农民们巳开始播种稻谷，繁忙的春耕就此拉开序幕。至此，首句布谷鸟的劝耕得到了呼应，全诗的主旨得到了凸显，诗人山行之始就带有的欣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作者本来就热爱自然，本来就对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农村生活极为欣赏，当自然景物已经和人们生活和谐地融为一体时，诗人怎能不由衷地赞美和歌唱呢？
该诗写山行所见所闻，构思巧妙，剪裁得体，卒章显“志”，语言清新雅丽，没有冗辞赘语。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
《风疾舟中伏枕书杯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仇兆熬定为杜甫的绝笔诗。这首诗是杜甫对自己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总结，也可说是自挽诗。诗云：“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
开头八句，句句切风，发端奇绝，运用在洞庭湖汨罗江口而他处没有的黄帝、虞舜二妃的神话故事，以切成诗之地。
“轩辕休制律”，典出自《汉书·律历志》：“黄帝使泠沦，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之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
“虞舜罢弹琴”。典出《史记·乐书》：“昔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集解》引王肃说：“南风，养育民之诗也。”其辞曰：“可能解吾民之愠兮。”
古来，在汨罗江畔有神鼎山，山上有轩辕台，据清康熙《神居莲池谱》载：“神鼎山，以黄帝铸鼎，故名”。明清时期的《湘阴县志》《岳州府志》《洞庭湖志》，也有这样的记载：“轩辕皇帝南巡，张乐洞庭之野，朝登磊石岭（在汨罗江入洞庭湖处），暮上凤凰台（位于汨罗江口）”。又据明代的《名胜志》记载：“黄陵山（邻近汨罗江口），有二妃墓在其上，历古传记发此。是舜南巡，旧迹实在湖湘之间。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见参”记载了诗人的行迹，是坐船北归的。船行在湖面。“依震”的“震”字，按照《易经》解释“东方也”。所提到的“湖”字，当然是指洞庭湖。汨罗江的位置正在洞庭湖的东南方。即汨罗江下游，因湖平而常于早晨望见参星。
凡此种种，都充分说明，杜甫《疾风舟中》诗，是在北返途中，重临湘水、洞庭湖、汨罗江交汇之处，到了磊石岭、凤凰台、黄陵山、二妃暮等处之后，因想到了黄帝、虞舜的“至治”之德，有感而作，不仅是诗人自己吊古伤今之情的自然流露，更是汨罗江一带风土人情，行船的地理位置的真实记述。
“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水乡霾白屋，枫岸叠清岑。郁郁冬炎瘅，蒙蒙雨滞淫”。
诗人进一步点明舟行湖湘泽国及在船中所见。船是靠近湖岸而行，岸畔青山枫林叠叠，历历在目，进令已是（大历五年）冬季岁未而且是汨罗江一带湘阴、平江山区的敢候特征。
“春草封归根，源花费独寻。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瘗夭追潘岳，持危觅邓林。蹉跎翻学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苏寿舌，高夸周宋镡”。
杜甫本是满情信心地北归，但终因经不起寒风的吹指，家贫的困境，旧病的复发，逼得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中止北进。“转蓬”“行药”，这便是杜埔有感于归计不成，远行不复，羁旅病侵，幼女又已夭亡于路侧（人衡州诗中曾提到此女尚在儇乳，有“犹乳女在房”之句），自己的病情已十分沉重而伤心悲恨的流露。但他却并未忘情于国家所遭之灾难，而借用陶渊明“源费独寻”一词，寄幻念于唐王朝的中兴，给贞观之治以理想化，幻想唐太宗解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异地相投知音，凭着“却假苏秦舌，高夸周宋镡”的三寸不烂之舌，觅邓林，寻找山区来养息，以寄病躯。
“转蓬”的主要原因是“行药病涔涔”，“乌几重重缚，鹑衣寸寸针”。“感激在知音”。此时此际，诗人的病已具有暴发性，满头大汗，知将不起。当时洞庭湖一带甚为荒凉，无处可以求医，湖面风大，于病体不利。而家境呢？已穷得一家老小穿的是“寸寸针”的鹑衣，一张桌子破烂得要绳子捆了又捆。因此，只得投奔、拜访他的远亲昌江县令和知音。大历四年春，诗人离开岳阳至潭州、郴州等地时是由白马潭（今湘阴境内）裴隐宅出发的，曾写有《陪裴使君登岳阳楼》一诗，“礼加徐孺子，诗接谢宣城”。写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东汉时的名贤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礼贤下士的陈蕃，可知杜甫在岳阳的数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谢宣城指南北朝齐时的诗人谢眺。他文章清丽，善长五言诗，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谢宣城之称。杜甫在此处，把裴使君比为谢眺，甚为赞誉。“诗接”一语杜甫对裴使君诗歌的唱对。裴使君如此礼遇款待，一同登楼共赏湖光山冈以。此时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动。杜甫到岳阳对裴使君说，也是十分高兴的。当看到饥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给以温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阳时行到了精神和物质上的安慰。故有“雪岸丛梅发，春泥百草生。敢违渔父问，从此更南征”的诗唏。裴使君在昌江也有草堂。李白诗中几处提到，并曾专程登鸭拦驿到白马矶（在今湘阴县境内）去访问过裴隐（名隐行九，在白马矶有居所，还在昌江有草堂）。贾至谪贬岳州时，与之亦有交往，依其《赠裴九待卸昌江草堂弹琴》诗所写的情况看，他是到过昌江草亲自听过裴隐弹琴的。李白、贾至、裴隐与杜甫都是诗人友好和知音。又据明清诸朝《平江县志》及该县的徐、刘、白、陈、李诸姓族谱记载：“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七五年）发生安史之乱后，被黜的检校工部尚书兼理兵部侍郎，事荣银青光禄大夫的徐安贞与侍郎刘光谦、白琪、陈希烈、陆善经、李安甫等六个臣相，携眷属避乱，潜迹南游，至豫章黄龙寺，经超慧禅师介绍指点，谈及平江山清水秀，风光艳丽，景物宜人，遂先后流寓来平，一齐隐居平江。徐居下台，在县北五十华里的三墩建回台寺；刘居上台，在县北九十华里的幕阜山麓长庆建长庆寺；白居聚台，在县南六十里的白水，建白水寺；陈居就台，在县东的长寿岭，建惠果寺；陆在县西六十华里的芭蕉村，建芭蕉寺；李虑坐其兄林甫，累改姓孟安甫居下西乡，建九峰寺。死后在这六个地方，均有墓葬和塔牌。这就是唐六相隐平江，四乡建六寺的历史事迹。杜甫与六相，皆为同僚，曾同朝在京工合，此际病情恶化，遂转往昌江投裴隐和他的远亲昌江县令以及这
些知音同僚好友。“转蓬忧悄悄，行药病涔涔”，正是这种心情和原因。
“纳流迷浩汗，峻址得钦山。城府开清旭，松筠起碧浔”。
“纳流”容纳细流，“浩汗”，水深广貌；“峻址”地势高。这就进一步指出了杜甫乘船进入了东洞庭湖的一条支流。杜甫进入的哪一条支流呢？诗中“峻址”一句，说明支流沿岸的绵绵的高山峻岭，有一个风景清旭的城市和官署之地。这个“城府”有着“松筠起碧浔”的秀丽景色。东洞庭湖，没有连绵的高山峻岭，湘江是主流不是支流。因此，杜甫舟泊的城府不可是湘阴县城。巴陵在洞庭湖之北，也不是山区，更没有支流。东洞庭湖有支流可纳的只有昌江（平江）。故杜甫是在大历五年暮秋溯汨罗江而上，于岁暮到达昌江城府附近的，当时昌江县城是在中县坪。位于汨罗江的中上游地段。北有幕阜山，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与江西黄龙山相连，山顶有晋代葛洪炼丹修身尸解得仙之，“葛洪仙坛”遗址。东南部有连云山，主峰海拔一千六百米。从东洞庭湖转入汨罗江，直驶昌江，山峦起伏，丘陵连绵，峰涧密布，溪流纵横，风景秀丽；杜甫来到这个“城府开清旭”的世外桃源养息，在这里呆了下来。但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自知病将不起，生命难延。伤垂死而事无所成，只能以涕泪作霖雨罢了。
最后，“披颜争倩倩，逸足况骎骎。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问谷九洲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决，无成涕作霖”等句；其中“许靖”，“家事”等词语，就是说：不能像许靖那样安顿好家属，一身莫保，家人难安，不能不用悲伤表达胸中的无可奈何的痛苦与垂危的生命仍然和国家的不幸，人民灾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还在警醒人民：“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候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来表达诗人忧国忧民，一心系念的是国计民生的真挚情怀。奉呈湖南亲友的目的在于诗代讣托孤托葬。此诗之后，即葬于离县城不远的小田天井湖。所生长子宗文早逝，次子宗武，年仅十七岁，尚未婚配成家。因家境贫穷，又处于战乱时期，只得留在平江，成家立业，世代繁衍，至今杜家洞一带，裔孙犹有谱谍，可资参考。
宋王朝得臣（麈史）谓：“予熙宁初调官（熙宁元年，系公元一零六八年）泊报恩寺，同院阳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为诗，见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风致不能传抄。”其过工部坟一诗云：“水与汨罗接，天心深在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