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赞扬了一位性格豪放、才华横溢的英雄：他具有文韬武略，从不计较穷通得失，入水他能斩杀怪蛟，举手他能射落大雕，筵席上他潇酒挥毫，诗文惊动四座，和那些势利小人迥然不同。
曲子开篇便气势宏大，韵调轩昂：“诗情放，剑气豪，英雄不把穷通较。”作者首先写出了一位英雄人物的胸怀气魄，他能咏诗，会舞剑，可谓是文武双全；此外，他从不计较个人一时的穷困失意或显达得意，思想境界也是不同凡响。
接下来的四五六句鼎足相对，用三个意象，具体描写这位英雄的文武之才：“江中斩蛟，云间射雕，席上挥毫。”他能像勇猛威武的周处那样，无畏地在江上斩杀蛟龙，和北齐的斛律光一样箭法高强，射中云中的大雕，更有超凡的文才，能在大庭广众挥毫写诗作文。至此，一位气概非凡的英雄形象已经塑造出来了。
末尾两句“他得志笑闲人，他失脚闲人笑”是作者对世俗小人的嘲讽，他们得志时嘲笑别人，等到他失脚后别人都笑他。作者塑造一个英雄的形象，目的就是为了讽刺现实生活中的势利小人。那种人一发达就嘲笑别人无能，他却没有想到，当他任途失意甚至身败名裂之时，却被天下人耻笑。这结尾两句，对比强烈，力透纸背。
作者在这首曲子里着意刻画了一位性格豪放，不计穷通得失的旷达之士，武功超凡，文才出众。这与张可久经常描写的隐士稍有不同。这说明张可久心中理想人物，未必全是纵情诗酒、放浪山水型的隐逸之士。这首曲子写出了英雄人物应有的气度和胸怀，感情豪迈旷达，笔力雄健奔放，文辞间尽显英雄本色，在《小山乐府》中独树一帜。
这首词是写秋季女子怀念远方的人的词，“斜阳”、“新月”指出时间是在傍晚时分，“秋江”“画桥”“层楼”则指出此诗的地点，词人从多方面描写词中人物的种种感受，秋感怀人虽是个古老的话题，但是此词之所以不落俗套，魅力不凡，则在于它的流畅、疏朗以及跌宕起伏的笔势，发端以祈使句式领起，以此来警醒读者，芙蓉，即荷花素为人们喜爱，是古人常常吟咏的对象，它具有多种的象征意义。采莲，原是民间妇女特有的劳动情趣，乐府民歌和文人乐府中多有佳作，此词开篇即规劝人们别去采撷，就有一种难言苦衷和一种特别的忧怨之情。次句切题之“秋”，说的是萧条旷阔的江面上，别无所有，只有一片茫茫烟水流淌着，它补充说明“休去”的原因。三、四句写夕阳、鸿雁。这是望中所见。“斜阳”点明时间，切“暮”，递进说明“休去”之原因：“带斜阳，一片征鸿”中的“征鸿”指的是远飞的大雁，切中词的时节“秋季”。因此才能触发种种感慨。梁江淹诗：“远心何所类，云边有征鸿。”陈江总诗：“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候鸟大雁夏去秋来，从北方飞往南方。思妇也盼望远人随着秋雁而南归。因此仰见征鸿，触发思念远人的情感。“心事寄题红。画桥流水东”接写“闲愁”。这愁之所以叫“闲愁”，因为它是作者一种出来的愁绪。“愁著两眉峰”与“万恨在蛾眉”（唐武衙《春日偶作》）意同。“欲斜”两句，贴切形象，富有情致，使不可探寻的心理状态的“愁”有了安置，愁锁双眉，形迹可见。从这首词在句式遣词方面，颇受辛弃疾《摸鱼儿》“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的启发。
陈允平生活在由宋到元的过渡时期，人生无常，国破家亡，出身儒学世家的他无法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暗借此词抒发了他的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如“斜阳”搬江河日下的悲叹和抑郁之愁情，表达了词人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在这一点上，该词看似写思妇怀远的个人情感和羁旅之愁，却实借助婉约的词风表达了故土之恋，与辛弃疾的愁怨十分相似，在思想境界上与辛氏无太大区别。
“心事寄题红”由叙闲愁转入抒心事。“题红”两句，用孟棨《本事诗》红叶题诗。意思是题诗寄情有意，无情之水东流去，可见心事重重。由是引出“断肠人”。“秋浓”指的是深秋，仍照应“秋暮”题意。后世骚人墨客多做悲秋、叹秋、感秋的文章，秋天秋景简直成了“悲”的代名词。断肠人心事重重，面对夕阳西下、烟水空蒙的深秋景象，更是叫人肝肠寸断。“回首层楼归去懒，早新月，挂梧桐”，从户外进入室内，其中“懒”字，就把“断肠人”的情态和精神面貌栩栩如生地刻画出来。“早新月、挂梧桐”，这是在“层楼”中看到的，写得空灵透剔，意象鲜明。一轮新月高悬在稀稀落落衰败凋谢的梧桐树梢上，更增加了心烦意乱的愁思。结尾以景结情，戛然而止，给人无穷的回味。
这首词在表现主题思想时采取事事关联，环环相扣，层层深化的写法，内容联系密切。上片写“因触景所致的闲愁，因”征鸿“而引发怀远之情。下片写”心事“。心事是闲愁的具体说明，它又因秋浓而催人断肠，断肠是由心事所致，而心事又由题红引起，题红则是心事吐露的特殊形式。如此环形往复，层层而深，而产生怀愁的根本原因正是秋浓。这是因物触情，情景交融，物景生情。事事处处切题，是此词另一特色。如芙蓉、秋江、征鸿、秋浓、梧桐、斜阳、新月以及闲愁、心事、题红、断肠人、归去懒，都紧扣”秋暮有感“这个题意和季节。
作者注重修辞从风格看，此词与婉约词派细腻绵绵情思有别，一方面它有对思想活动、情绪变化作精细的刻画，另一方面，又没有对描景状物作过分的渲染，独特之处在于疏朗中见真情，流快中藏细腻绵绵情思。
抒情诗多是缘情之作，在唐人孟棨（qǐ）的《本事诗·情感第一》中，详细描述了崔护《题都城南庄》的传奇故事。诗人崔护，进士不第。清明日独游城南，来到一处花木掩映的庄院，但见花木丛萃，寂寂无人，扣门久之，有一妙龄女子自门隙窥之，崔护“酒渴求饮”，女子赠以杯水，“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女子不以言对而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旧地重游，门墙如故，大门紧锁。崔护失望之余，题诗于左扉曰：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显然，元好问这首《杨柳》隐括着崔护的《题都城南庄》诗中故事。“杨柳青青沟水流”，在桃红柳绿的春天，沟边杨柳青青，沟边流水汩汩，杨柳傍着野外沟渠而生，自是郊野之景。“莺儿调舌弄娇柔”，这里绿柳成行，柳丛中黄莺呖呖啼转，好似与诗人相识一般，有意在调转着它那如簧巧舌、逞弄着美妙娇柔的歌喉。
在这春天的郊野大自然里，与诗人似曾相识的何止莺儿，作为当年故事的见证物桃花，对旧地重游的昔日题诗客可记得很清楚，“桃花记得题诗客”，“记得”二字仍这首《杨柳》诗的“诗眼”，它把大家从时间的隧道中带到一个令人难忘的一幕：一个极偶然的机会，与一位面若桃花的女子相遇，却又失之交臂。那女子脉脉含情地“斜倚小桃柯伫立”，可时不待人，机不再来，人面桃花不知何处去了，门上题诗又有何用！ “斜倚春风笑不休”，是直接从崔护的“桃花依旧笑春风”中脱化而出的，只是情绪、意蕴更显深沉了。诗人在借此感叹世上有多少崔护式的题诗客，连通晓世情的桃花也感到这些人太可笑了，每当年复一年的前来寻找自己那遗落的青春梦想时，不由得“斜倚春风笑不休”了。
元好问这首诗的意蕴与崔护《题都城南庄》完全一样，只是诗中描写的主角换了，崔护的诗突现在面前的是一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女子，而元好问的《杨柳》让大家看到的却是男主角“题诗客”，这样的变换显然在表明今日的题诗客已不同于唐代的崔护，他更多地在思考人生，有更多的觉醒与自责，因而在心灵深处也就有了一种更深沉的终生遗恨。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鸿雁南飞的哀唳。诗人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本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诗人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当诗人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不过令诗人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诗人的平生，很琐碎，很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诗人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更充实、更富足。这一节的行文，正如诗人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尽。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表明了诗人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诗人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诗人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诗人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诗人显得格外平静。诗人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诗人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此文写到结尾，诗人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诗人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但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诗人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诗人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诗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然而，诗人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诗人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何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诗人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结语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诗人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诗人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诗人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诗人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