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首诗都是想象,前两句写春夜的清冷孤寂,极力描写了其妻独居家中的寂寥,后两句想象其妻醒后想念自己的情景,通过对自己想象中的细节的刻画,描写出其妻期盼与丈夫早些相聚的心情。这首诗写的实际正是诗人思妻心切,可以说诗人是以思夫之心,表思妇之情,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诗的前两句“酴醾香梦怯春寒,翠掩重门燕子闲”,从大处落墨,极写其妻空闺寂寥。酴醾,作者用它来比喻其妻之“香梦”,一方面寄托了自己的相思之情,另一方面也在着重强调:即便是这样甜美的梦,也害怕春寒寂寞的搅扰。更何况“翠掩重门舒,深锁空闰,又增加了几分冷冷清清的气氛。这里的“燕子闲”有两重意思:其一,“闲”表示寂静,思妇“香梦”为“春寒”惊醒后,愁肠婉转,四顾寂寥,无可诉说,其二,“燕子护归巢为“闲”,鸟儿尚能雌雄相守,夜落归果,无形中把人的那种孤寂心情也就衬托得更强烈了。
接下来,作者又用“敲断玉钗红烛冷,计程应说到常山”两句诗写他妻子梦醒后思念丈夫,切盼与丈夫早些团聚的心情。前句诗用了两个细节:“敲断玉钗”和“红烛冷”。玉钗本为女子心爱之物,专用来梳妆打扮的。可是,由于丈夫久出不归,“首如飞蓬,谁为适容”,她竟慵自梳头,懒于打扮了。不仅如此,当她拿起了“玉钗”时,顿然间竟有无限的惆怅之情涌上心头,索性拿它来作为计算丈夫归期的工具,一遍一遍地敲,一遍一遍地想,一遍一遍地算,最后竟把玉钗“敲断”了。在这个细节中,作者虽然丝毫没有提到“思”字,但思妇的那种心情却被刻画得那么突出,使人们仿佛能见到她的一脸愁容。同样,“红烛冷”一方面极言思妇“敲钗”时间之长,甚至燃尽红烛,天将破晓,另一方面还巧妙地暗示了女子红颜已老,青春将逝,由此更加衬托思妇的愁情满怀。
最后,“计程应说到常山”,既是点破思妇何以愁怀不解的句子——因为不管是“香梦”也好,“燕子闲”也好,“敲断玉钗”也好,作者尽管让思妇愁肠婉转,却并役有直说她是为了思夫才受了这样的煎熬,这句却以“计程”轻轻地点了出来,使诗意更加明确;同时,这句话又说明了这一切不过都是作者在常山旅舍中想象的—这不仅因为“应说到常山”是一种猜测的口气,而这“猜测”让夫妇双方不谋而合,更增加了双方的思念之情,而且还因为前文中的厂“香梦”“重门”为女子所特有。至此,读者才真正弄清楚了“题邸间壁”与诗的关系:原来作者是以思夫之心,度思妇之腹。
这首诗即表现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前部分写白发老诗人的自我形象,气韵生动且含蕴丰富,渲染出一种悲凉深沉的抒情氛围;后部分直发议论,直诉胸怀。这两首诗情感深厚执着,风格沉郁顿挫。
从抒情主题上看,同作者晚年的许多类似的作品一样。它无非是说:我虽已到暮年,仍然忧念国事民瘼,不改初衷。但本篇表情达意仍有自己的特色,诗境浑成一气。
但写得精彩的是上半首。“暮年”句看似平淡,实则颇有含意。伛偻溪头的支筇老叟,理当颐养天年,没有什么心事。“暮年心事”与“一枝筇”并列,语句的背后蕴含着多少牢骚与感慨。烈士暮年,忧思难泯,壮志未已。这正是此句的含意所在。第二联是移情于景。山衔落日,野旷天低。鸦起平沙,黑压压一片,蔽空而至。这一景物描写涂上了很浓的主观色彩,是烈士暮年眼中的萧索之境。到第三联,诗人笔锋一转,直抒胸臆,道出了自己暮年的心事。意谓:今日之天下,可忧之事知多少,而自己只是一介书生,虽有耿耿孤忠,却无地自效。不过,我人虽在野,军国大事、民生疾苦仍然萦绕于心,又怎能浮沉酒盏中,对此不闻不问呢。
陆游虽然师事曾几,受过江西派的沾溉,但给予他诗歌创作影响最大的,是杜甫、岑参、白居易诸人。特别是这两首《溪上作》,其高度执着的爱国热情,其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更可见杜甫的影响。
该诗首联叙述下天竺寺与中天竺寺的历史关系;颔联与颈联描述禅师修行之处的风景;尾联阐述禅师的平常道行,随缘真心。全诗浑然天成,禅韵缭绕。
首联写禅寺缘起。一寺分为两寺,而两山相近,进了此山,也就等于进了彼山。
颔联接着细写两寺、两山方位关系,写东西南北相连相近,从流动的云、水写起,正是最好不过,而妙语如珠,一气读来,也恰如行云流水。
颈联仍写两寺关系,而“前台”“后台”“钟声”,已带出第七句“行道处”。前已写尽南北东西,接着又写前后上下,圆转玲珑,无所不到,读来应接不暇。句式与首联固是不同,与颔联也是同中有异,并不犯复,而写花则从后视前,写声则从上到下,丝毫不乱。这六句诗,对仗工整,连续使用叠字,诗味回环。东西南北前后上下,顿拓无限空间,生出十方无界的超然感觉。尤其是颔联与颈联,包含了方位只是相对成立的观点。东涧水流,从更东边来看,就是西涧水。南北山云,前后台花,上下界钟,皆是此意。
尾联归结到禅师身上,佛经中本有天女散花的典故,“天香桂子”,正合身份。尾联要收束全篇,不宜再用对句,而末尾“纷纷”又用叠字,则眼前仍是一片缤纷景象,诗虽至此而尽,余韵却悠然不绝。
这首诗通过对两座天竺寺的历史关系、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描写,以及诗人想象的“天香桂子落纷纷”,表达了诗人对韬光禅师仰慕、钦佩之情。全诗之创格在于章法奇特。诗的前三联,单句为句中对,合句为流水对,即前六句在相同的位置用同字,一句之中前后相对,两句之间上下相对,如珠走玉盘,铿然和鸣,笔势飘逸,流动自然,显示了圆熟的技巧。该诗音节紧凑而活泼,意致连绵而流丽,构思巧妙,语若连珠,有山歌风调,是七律之创格。
据《宋书·颜延之传》上说,延之初为步兵校尉,好酒疏放,不能苟合当朝权贵,见刘湛、殷景仁等大权独揽,意有不平,曾说道:“天下的事情当公开让天下人知道,一个人的智慧怎能承担呢?”辞意激昂,因而每每触犯当权者,刘湛等很忌恨他,在彭城王义康前诽谤他,于是令其出任永嘉太守,延之内心怨愤,遂作《五君咏》五首,分别歌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和向秀五人,这是第一首,咏阮籍。
阮籍曾做过步兵校尉,所以称他为阮步兵。他外表沉晦,而内心却具有清醒的认识,故诗的第一句就说:“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史传上说阮籍喜怒不形于色,口不臧否人物,有意地隐晦其踪迹,其实,他的识鉴精密,对于时事有极敏锐的洞察力。如曹爽辅政的时候,曾召他为参军,阮籍以疾辞,屏居田里,岁余而曹爽被诛,时人都佩服他的远见,这就足以说明阮籍的缄默与隐沦,只是为了远身避祸。
“沉醉似埋照,寓词类托讽”二句表现了阮籍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饮酒与作诗。《晋书》本传上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这里所举诸事都说明他以醉酒来避免是非与祸害,因而颜延之的诗中说阮籍沉湎于酒只是为了把自己的才识深自敛藏起来。这里的“照”,就是指其才华熠熠闪耀。阮籍既以醉态来掩饰才华,故云“埋照”,“沉醉似埋照”五字之中即将阮氏的许多行迹櫽括其中,揭示了他嗜酒狂饮的真正动机。“寓词”句指出了阮籍文学创作的特点,尤指他八十二首《咏怀诗》,其中阮籍大量地运用了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以隐晦的手法自表心迹,展现了他生活中的各种感慨。颜延之就说过“阮籍在晋文常虑祸患,故发此咏。”(《文选》李善注引)李善也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因而历代文人都以为阮籍的这组诗是托物咏志、寓讽于辞的典型之作,其中表现了他忧时悯乱的深沉哀思。颜延之对此有深切的认识,可以说是最早揭示出《咏怀诗》深意的人。
“长啸若怀人,越礼自惊众”两句也是本于史传对阮籍生平事迹的概括,据《魏氏春秋》上说,阮籍少时曾游苏门山,苏门山有一位隐居的高士,阮籍前往与他“谈太古无为之道,及论五帝三王之义”,然苏门先生却不与他交一言,阮籍于是对他长啸一声,清韵响亮,苏门先生只是淡淡地一笑,至阮籍下山后,只听到山间响起了一种像是凤凰鸣叫的声音,知是苏门先生的回答,这就是“长啸”句的本事。至于阮籍不受礼教束缚的故事也很多,据《世说新语》中说,阮籍的母亲去世后,裴楷前去吊丧,阮籍却还醉熏熏地披着头发箕踞在床上,裴坐在地下哭着吊唁一番以后就走了,有人问裴楷说:“凡是吊丧,主人哭后,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你为什么哭呢?”裴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又如阮籍的嫂嫂曾回娘家去,阮籍与她道别,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社会中这种事情颇受人非议,以为是不合礼法的,阮却说:“礼岂为我辈设也。”故颜延之说阮籍能超越礼法,令众人惊异。
“物故不可论,途穷能无恸”两句即解释阮籍为何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事不加评论的原因,因为时事已到了不可评论的地步,然而,他的感愤与不满却在穷途而哭的事实中表现出来,据《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经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这两句将阮籍不论当世人物与穷途而哭这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起来,指出了其中的内在的关系,遂揭示了阮氏的真正人格和对现实的态度。
这首诗虽然是咏历史人物的,然也寄寓了作者自身的怀抱,特别是在最后两句中,一种对时事不堪细论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据史载,颜延之也性喜饮酒,行为放达。他虽身经晋宋易代的沧桑而出仕新朝,然好肆意直言,于现实多所不满,故于此诗中他通过对阮籍的怀念而表达了自己郁郁不得意的情怀。
此诗运用了史传中关于阮籍的记载,择取了典型的事例,在短短四十字中将阮籍的一生刻画殆尽,并由此而表现出他的精神。其中点化史传之语入诗也能恰到好处,不落理路与言筌,自铸新词,却句句有本,可谓无一字无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