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险马当。”长江在安徽地界变为南北走向,所以“海潮”不是西去,而是南去。浔阳,即今江西省九江市。白居易的《琵琶行》所写的“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就是这里。牛渚,即采石,历来以地势险峻而闻名,可以用一人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来形容,其险峻远远胜过马当这个地方。“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这两句看似写渡江之险,实则写北上报国之路难行,“风波恶”,是指世事险恶,人心难测,所以才会有一个“愁”字了得。当时诗人避祸江南,也可以说报国无门,这里还没有以酒浇愁,这愁中还存在某种幻想,不似《月下独酌》其四所写的那样“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二十个字中用了三个“愁”字,而且愁到最后,连愁都不来了。
严评本《李杜全集》载明人批此诗:“‘险马当’三字尚觉生硬。后二句语不甚深 ,以无意出之却妙。”
这篇赋先写文同画艺的高超,再写文同画艺高超的原因,最后指出文同画竹合乎大道。全赋语言简洁凝炼,流畅疏宕,准确精到,既形象鲜明,又意义深邃,句式整齐中有变化,音韵节奏跳荡活泼,语言形式与内在意蕴的表达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全赋分三层。第一、第二段为第一层,此层以真衬画,极写文同画艺的熟练高超。此赋起笔扣题,先总写文同所画墨竹的精妙。“与可以墨为竹,视之良竹也”,这里的“良”字,不仅是“好”的意思,也包含着“真”、“美”的意思,是说文同的墨竹,不仅形似,而且神似,所以“客见而惊焉”。然后此赋借客人之口,首先描述了竹子生长的环境条件和成长过程、它的禀性恣态、与众不同的品格神韵,接着笔触一转,如此物生自然、造化难使的竹子,文同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它绘写出来,不仅得其形,而且得其神,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奇,所以客人禁不住要问:“子岂诚有道邪?”这一段作者用了“水涨船高”的写法,先极力铺写竹子的生长、恣态和神韵,目的是为突出文同画艺的高妙服务。第三段为第二层,此层借文同之口,述说文同画艺之所以达到如此境界的原因。首先借文同之口说:“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为下文确立纲领,接着叙写文同痴迷于竹,生活在竹子中间,心无旁鹜,观其形,体其神,察其变,会其德,从而由熟悉竹到喜爱竹,最终达到与竹化而为一。因此,当文同画竹时,便“忽乎忘笔之在手,与纸之在前,勃然而兴,而修竹森然”,达到巧夺天工、与自然争奇的地步。最后两段为第三层,此层总结全文,说明文同之画竹,合于大道。作者首先用庖丁解牛与养生之道相通,轮扁斫轮与读书之道相通两个事例说明“万物一理也,其所从为之者异尔”。接着用设问的方式,说明文同之画竹,同样也合于大道,从而把题旨升华到了“万物一理”的这个社会生活根本的原则上。
在艺术上,此赋除继承了传统的赋体创作手法如主客问答的形式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其一,此赋构思精巧,行文流畅,前后联系密切,结构合理谨严。此赋第一层写文同画艺的高超,第二层写文同画艺高超的原因,第三层指出文同画竹合乎大道。全赋以“道”为贯穿始终的线索,而“道”的含义又随着文章的展开而逐渐丰富和深化。其二,写竹与写人,论画艺与论人品有机结合,人、景、情、理浑融一体,使全赋意蕴丰厚,耐人品味。其三,语言简洁凝炼,流畅疏宕,准确精到,既形象鲜明,又意义深邃。其四,句式以散句为主,骈散结合,整齐中有变化,音韵节奏跳荡活泼,语言形式与内在意蕴的表达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这首诗作于江淹被贬为建安吴兴令期间。黄蘖山的地点据旧注说在“吴兴府城”(今浙江吴兴)附近,这不足为信。因为诗中称“闽云连越边”,是在今福建和浙江交界之地,而吴兴则在江浙二省交界处,古人称之为“吴地”,与诗的地望不符。按:《宋书·谢方明传》记谢方明在东晋末孙恩、卢循起义中,从浙东取道“黄蘖峤”经今江西一带,逃到建康。可见“黄蘖峤”在今闽浙赣三省交界处,这地方离江淹被贬的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不远。此诗当是被贬在建安吴兴后作。此诗写作时间,当比《渡泉峤道出诸山之顶》、《迁阳亭》诸作稍晚。这时他的心情已较迁谪之初稍为平静,所以不像那些诗有明显的怨愤之情而倾向于游仙诗的情调。
江淹的诗风在南朝比较特殊,他的诗一般较具古气,和谢朓、沈约为代表的永明诗人不同。但较之刘宋初年的谢灵运、颜延之又显得略见平易。但他有一些写景诗则用了一些古奥的辞语,似与谢灵运、鲍照等人相近。这首《游黄蘖山》亦属此类。诗中“残杌千代木,廧崒万古烟”二句就很古奥费解。“残杌”当指枝叶已尽的枯树干,“廧崒”据余冠英先生说:“疑‘廧’作‘崷’,‘崷崒’,高峻貌”(《汉魏六朝诗选》)。这两句是借此形容黄蘖山是一个人迹罕到的险僻幽静之地。从全诗看来,作者是到了一个高峻的深山之中,为那里的景色所打动而兴起了求仙的想法。在诗中,作者以形象的语言写出了山势的险峻:“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这“金”、“铜”都是形容南方闽、赣诸省山区的红黄色土壤,“金峰亏日”、“铜石临天”无非形容山石的高峻。“阳岫”、“阴溪”则写面临日光的山峰和背阴的溪谷。山峰在日光下五色缤纷,而溪谷中又有泉水喷流,这一景色也引人入胜。“残杌”两句既写出了这里的偏僻,因此“禽鸣”、“猿啸”二句更突出了深山的特点。这两句诗原是化用鲍照《登庐山望石门》中的“鸡鸣清涧中,猿啸白云里”二句。但江淹这两句所展现的景色与鲍诗颇为不同。“鸡鸣清涧中”仍为人境,只是高山中才为猿猴所居的深山。因为这是庐山,而江淹所写的黄蘖山则不同,在当时,这里是人口稀少的深山。所以这两句诗虽有禽鸣、猿啸,却适见其僻静。正因为这黄蘖山是如此幽僻、险峻之处,就自然而然地给人以一种幻觉即这里是神仙出没之处。因为从西汉司马相如以来,人们总以为神仙是居“山泽间”的。因为想到神仙,作者又联想起了历史上秦皇、汉武这些曾热衷于求仙的帝王。作者说这些人“皆负雄豪威,弃剑为名山”,似乎这些威震一时的帝王尚且求仙,自己当然更有理由持这种观念了。
当然,秦皇、汉武求仙,到头来仍不免一死。求仙的无成,江淹当然不是不知道。他所以要求仙,和他早期的不得志有关。无可否认的是,在江淹的诗文中,有不少篇讲到过求仙,如《丹砂可学赋》、《赠炼丹法和殷长史》和《与交友论隐书》等。这是因为江淹在当时虽对仕途颇有企冀,但又备受压抑,颇知官场的险恶。特别是在建平王刘景素幕下,他深知景素的密谋,屡谏不听,未免产生悲观,而幻想在求仙中找寻解脱。这种情绪,早在贬官以前就有所表现,而谪居建安吴兴以后之作像《采石上菖蒲》等作,亦然如此。但当齐高帝萧道成掌握政权,并拔他为自己的参军,并委以重任之后,这种游仙之作就很少出现了。
江淹这首诗的风格,是继承了元嘉诗人颜延之、谢灵运“极貌写物”的传统,而且在写景时,又并有鲍照那种“不避险仄”的作风。所以风格显得还较古朴。但这种诗风发展到江淹已近尾声,到了齐代永明(483-493)年间,初开唐音的谢朓等人出来,诗风为之一变。于是就有了江淹“才尽”的故事。其实所谓“才尽”并非指他真的不能写作,而是他那种奇险古奥的诗体,已不再适合当时文坛的风气。当然,从江淹自身来说,入齐以后,他在仕途上日益显贵,不再呕心镂骨于文艺创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