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元好问针对元稹评论杜甫的言论的再评论。元稹在为杜甫所写的墓志铭中特别推重杜甫晚年所写的长篇排律诗“铺陈始终,排比声律”,认为这方面李白连它的门墙也达不到。的确,杜甫在诗歌语言艺术上是很下功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誓不休”。杜诗格律严谨,对仗工稳,尤其是晚年的长篇排律更为精细,“晚节渐于诗律细”。这是优点,但是另一方面也会产生过于雕琢和堆砌的副作用。如,后来宋代的江西诗派也杜甫为宗,但侧重于杜甫诗歌炼字造句方面的形式技巧,而忽略了杜甫诗歌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即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和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忽略了杜诗多样化的风格和艺术上全面的成就。因而,元好问对元稹的批评是有现实意义的。
杜甫的晚年的长篇排律固然功力深厚,但多投赠之作,也非最精粹部分。元好问认为杜甫的排比铺张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元稹过分称颂这种手法,单把“排比铺张”当作不可逾越的藩篱,是错把似玉的石块当成连城璧了。这也体现了元好问反对过分讲求声律对偶以及对诗歌社会现实内容的关注。
人们常爱用“多义性”来解说诗意,这其实并不准确。“诗言志,歌永言”(《尚书·尧典》)。当诗人作诗以抒写情志之时,其表达意向应该是明确的,不可能存在迥然不同的多种含义。但是,诗人用以表达情志的词语,却往往是多义的。倘若在诗之上下文中,那多种含义均可贯通,说诗者就很难判断,究竟何义为作者所欲表达的“原意”了。为了不至过于武断,人们只好承认:那首诗本有着“多种含义”。对于《葛覃》,遇到的也正是这样一个难题。这首诗的主旨,全在末章点示的“归宁父母”一句。然而“归”在古代,既可指称女子之出嫁,如《桃夭》的“之子于归”;又可指称出嫁女子的回返娘家,如《左传·庄公二十七年》记“冬,杞伯姬来,归宁也”。所以,《毛诗序》定此诗为赞美“后妃”出嫁前“志在女工之事,躬俭节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师傅”的美德,其出嫁可以“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而今人余冠英等则以为,这是抒写一贵族女子准备归宁(回娘家)之情的诗。二者对主旨的判断相去甚远,但在诗意上又均可圆通。究竟取“出嫁”说好呢,还是“回娘家”说好,也实在无法与诗人对证,只能留下一个悬案。
不管抒情主人公是待嫁女还是新嫁娘,她此刻正处在喜悦而急切的企盼之中却毫无疑问。诗分三章,展出的是跳跃相接的三幅画境。首章似乎无人,眼间只见一派清碧如染的葛藤,蔓延在幽静的山沟;然而这幽静的清碧,又立即为一阵“喈喈”的鸣啭打破,抬眼一看,原来是美丽的黄雀,在灌木丛上啁哳。这“无人”的境界只是作者营造的一种画境,在那绿葛、黄雀背后,还有一位喜悦的女主人公,在那里顾盼、聆听。次章终于让女主人公走进了诗中,但那身影却是飘忽的:刚看到她弯腰“刈”藤的情景,转眼间又见她在家中“濩”葛、织作了。于是那萋萋满谷的葛藤,又幻化成一匹匹飘拂的葛布;而女主人公,则已在铜镜前披着这“絺綌”,正喜孜孜试身。那一句“服之无斁”,透露着辛勤劳作后无限的快慰和自豪。三章的境界却又一变,诗行中多了位慈祥的“师氏”。她似乎在倾听,又似乎在指点,因为她的女主人,此刻正央求她告知急需澣洗的衣物。“害澣?害否?归宁父母”——那便是情急的女主人公,带着羞涩和抑制不住的喜悦,终于向师氏透露的内心的秘密。这里终于透露出,这位女主人公,原来是一位急切待“归”(出嫁或者回娘家)的新人。这样,前两章的似断似续,山谷中葛藤、黄雀的美好春景,和“刈濩”、织作的繁忙劳动,就不仅传达着女主人公期盼中的喜悦,而且表现着一种熟习女工、勤劳能干的自夸自赞了。这样的女子,无论是嫁到夫家还是回返娘家,都是足以令夫家爱怜并带给父母莫大安慰的。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昭,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昭”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昭”二句谓背弃法昭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昭”起,以“背法昭”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昭起头,以背法昭结尾,中间以'无昭’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昭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昭明,贞臣疏则法昭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