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赠之岭上云，出入无心疑似君，
何为自比阳城逐，边老日高快便腹。
次山曲爱道州民，昔日乱离今太平。
后来宾光无短瘠，帐里先生犹七尺。
何以赠之岭上云，出入无心疑似君，
何为自比阳城逐，边老日高快便腹。
次山曲爱道州民，昔日乱离今太平。
后来宾光无短瘠，帐里先生犹七尺。
开头两句用形象而整饬的对仗句式刻画两种鸟儿的活动，为写春耕营造一种正当其时的氛围。布谷鸟即杜鹃，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它在南方春天耕种季节鸣叫，它“播谷播谷”的叫声听上去就像在催人种谷一样，所以叫布谷鸟。一“劝”字，将布谷鸟的叫声人格化，形象生动而富有情味。舂锄即白鹭，它也是江南常见的一种鸟类，全身雪白，两腿细长，喜欢在水田与河边活动。这种鸟在水中起飞，很远就能听到翅膀打水的“扑扑”的声音，当它们成群地在清澈的水边、绿色的山野、湛蓝的碧空飞翔时是很美的，所以杜甫留下了“一行白鹭上青天”千古佳句。该诗中，作者着一“趁”字，同样将舂锄人格化，好像它明白风和日丽的大好春光转瞬即逝似的，因此要抓紧时间一展风姿。可以说，春耕期间山间这两种鸟的活动，既将春天的山乡点染得生机勃勃，又为下文写春耕营造了浓浓的氛围。
第三句写扣题发挥，从仰望的角度写山路之陡峭曲曲。从山下向上望去，只见山路盘旋而上，被层层叠叠的树木和岩石遮断阻隔，有时又露出那么一小段，就这样时断时续，蜿蜒而上，层层盘旋，越盘越高，越高越细。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巧妙的视角，将江南山路的特点形象地表现出来了，也凸显了山乡生活的大背景。同时，又暗扣了一“行”，暗写了诗人沿山路而上，边登山边欣赏的情形，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和回味。如果没有这一句，那么最后通过山田放水声写春耕也就没有依据了。
最后一句是全诗的主旨所在，写的是山乡农民放水播谷的繁忙景象。诗人关注的是山乡的春耕，此时终于凸现出来了。这时，诗人已经来到了山上。低头俯瞰，只见山下斜坡上面层层如梯的水田平整如镜，在阳光的反射下，带子似的一道道绕在山间；从梯田方向正传来汩汩的放水声。由放水声可以想见农民们巳开始播种稻谷，繁忙的春耕就此拉开序幕。至此，首句布谷鸟的劝耕得到了呼应，全诗的主旨得到了凸显，诗人山行之始就带有的欣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作者本来就热爱自然，本来就对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农村生活极为欣赏，当自然景物已经和人们生活和谐地融为一体时，诗人怎能不由衷地赞美和歌唱呢？
该诗写山行所见所闻，构思巧妙，剪裁得体，卒章显“志”，语言清新雅丽，没有冗辞赘语。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这首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叙说澶渊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后八句为第二部分，写澶渊之盟以后，朝廷软弱无能，使边民的生活更加艰苦。这首诗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国长期对峙，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朝夕”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须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蔑如”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渊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这次议和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朝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表面上“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是真正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就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本来是中原故土，此时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末两句极为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这首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渊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得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为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1043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这首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