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用曲折委婉的笔法,表现了作者被贬谪的怨愤和归期难测的愁情。
首联“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二句点题,首句写自己官职卑微,动辄得咎,言外之意,执政者为所欲为,怨愤之情已溢于言表。当时的执政者是张说,他和太乐令刘贶的父亲刘知几有矛盾,王维是和刘贶同时遭贬的。
颔联“执政方持法,明君照此心”,写得怨而不怒,表面上为唐玄宗开脱,也说执政者是执法办事,其实是托讽。钟惺说:“持法二字周旋感慨,立言甚妙。”谭元春也说这两句表现得“极忠厚,极不忠厚”,都认为是委婉地点出了唐玄宗是听了张说之言,至有此行。
颈联“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作跌宕之气,由眼前的离别悬想济州的风土情况。
尾联“纵有归来日,各愁年鬓侵”则又进一步表示自己负罪不轻,正当年少,却远愁年鬓之改,邈无归期,慨叹转深。
全诗充分反映了王维对此次获罪被贬的打击心有余悸,然而又并非完全心灰意冷的心情。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唐婉是我国历史上常被人们提起的美丽多情的才女之一。她与大诗人陆游喜结良缘,夫妇之间伉俪相得,琴瑟甚和。这实为人间美易。遗憾的是身为婆婆的陆游母亲对这位有才华的儿媳总是看不顺眼,硬要逼着陆游把他相亲相爱的她给休了。陆游对母亲的干预采取了敷衍的态度;把唐婉置于别馆,时时暗暗相会。不幸的是,陆母发现了这个秘密,并采取了断然措施,终于把这对有情人拆散了。有情人未成终生的眷属,唐婉后来改嫁同郡宗人赵士程,但内心仍思念陆游不已。在一次春游之中,恰巧与陆游相遇于沈园。唐婉征得赵士程同意后,派人给陆游送去了酒肴。陆游感念旧情,怅恨不已,写了著名的《钗头凤》词以致意。唐婉则以此词相答。
词的上片交织着十分复杂的感情内容。“世情薄,人情恶”两句,抒写了对于在封建礼教支配下的世故人情的愤恨之情。“世情”所以“薄”,“人情”所以“恶”,皆因“情”受到封建礼教的腐蚀。《礼记·内则》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陆母就是根据这一条礼法,把一对好端端的恩爱夫妻拆散了。用“恶”、“薄”两字来抨击封建礼教的害人本质,极为准确有力,作者对于封建礼教的深恶痛绝之情,也借此两字得到了充分的宣泄。“雨送黄昏花易落”,采用象征的手法,暗喻自己备受摧残的悲惨处境。阴雨黄昏时的花,原是陆游词中爱用的意象。其《卜算子》曾借以自况。唐婉把这一意象吸入己作,不仅有自悲自悼之意,而且还说明了她与陆游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晓风干,泪痕残”,写内心的痛苦,极为深切动人。被黄昏时分的雨水打湿的了花花草草,经晓风一吹,已经干了,而自己流淌了一夜的泪水,至天明时分,犹擦而未干,残痕仍在。这是多么的痛心啊!以雨水喻泪水,在古代诗词中不乏其例,但以晓风吹得干雨水来反衬手帕擦不干泪水,借以表达出内心的永无休止的悲痛,这无疑是唐婉的独创。
“欲笺心易,独语斜阑”两句是说,她想把自己内心的别离相思之情用信笺写下来寄给对方,要不要这样做呢?她在倚栏沉思独语。“难、难、难!”均为独语之词。由此可见,她终于没有这样做。只因封建礼教的残酷不仁。这一叠声的“难”字,由千种愁恨,万种委屈合并而成,因此似简实繁,以少总多,既上承开篇两句而来,以表现出处此衰薄之世做人之难,做女人之更难;又开启下文,以表现出做一个被休以后再嫁的女人之尤其难。
过片“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这三句艺术概括力极强。“人成各”是就空间角度而言的。作者从陆游与自己两方面设想:自己在横遭离异之后固然感到孤独,而深深爱着自己的陆游不也感到形单影只吗?“今非昨”是就时间角度而言的。其间包含着多重不幸。从昨日的美满婚烟到今天的两地相思,从昨日的被迫离异到今天的被迫改嫁,这是多么不幸!但不幸的易儿还在继续:“病魂常似秋千索。”说“病魂”而不说“梦魂”,显然是经过考虑的。梦魂夜驰,积劳成疾,终于成了“病魂”。昨日方有梦魂,至今日却只剩“病魂”。这也是“今非昨”的不幸。更为不幸的是,改嫁以后,竟连悲哀和流泪的自由也丧失殆尽,只能在晚上暗自伤心。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四句,具体倾诉出了这种苦境。“寒”字状角声之凄凉怨慕,“阑珊”状长夜之将尽。这是彻夜难眠的人方能感受得如此之真切。大凡长夜失眠,愈近天明,心情愈感烦躁,而此词中的女主人公不仅无暇烦躁,反而还要咽下泪水,强颜欢笑。其心境之苦痛可想而知。结句以三个“瞒”字作结,再次与开头相呼应。既然可恶的封建礼教不允许纯洁高尚的爱情存在,那就把它珍藏在心底吧!因此愈瞒,愈能见出她对陆游的一往情深和矢志不渝的忠诚。
与陆游的原词比较而言,陆游把眼前景、见在易融为一体,又灌之以悔恨交加的心情,着力描绘出一幅凄怆酸楚的感情画面,故颇能以特有的声情见称于后世。而唐婉则不同,她的处境比陆游更悲惨。自古“愁思之声要妙”,而“穷苦之言易好也”(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她只要把自己所遭受的愁苦真切地写出来,就是一首好词。因此,此词纯属自怨自泣、独言独语的感情倾诉,主要以缠绵执着的感情和悲惨的遭遇感动古今。两词所采用的艺术手段虽然不同,但都切合各自的性格、遭遇和身分。可谓各造其极,俱臻至境。合而读之,颇有珠联璧合、相映生辉之妙。
世传唐婉的这首词,在宋人的记载中只有“世情薄,人情恶”两句,并说当时已“惜不得其全阕”(详陈鹄《耆旧续闻》卷十)。此词最早见于明代卓人月所编《古今词统》卷十及清代沈辰垣奉敕编之《历代诗余》卷一一八所引夸娥斋主人说。由于时代略晚,故俞平伯怀疑这是后人依据残存的两句补写而成。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诗的首句简要地介绍了主人公的姓名、性别和大概年龄。“雍容”用在句中,既指主人公的名字,也暗示了她的气质,有助于形象地层现李波小妹坚定自信、遇事从容镇静,应付裕如的性格。
诗文以“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短短两句,将李波小妹的英姿栩栩如生地显现在读者面前。李波小妹撩起衣服飞身上马,骏马奔驰,迅捷而轻快,衣衫在马上飞动,好似被风卷起来的蓬草,她以百步穿杨之能,左右开弓,每箭能够射中两个猎物。在这里,“褰裳”、“逐马”的行动描写精细、准确,它与“如卷蓬”的生动比喻巧妙地融为一体,形象地表现了李波小妹高超的骑术。“左射右射必叠双”,则一方面赞扬了李波小妹神奇的射猎本领,另一方面,显示了她非凡的战斗业绩。
最后两句,诗的笔势一转,面对能骑善射,英气逼人的李波小妹发出这样的感慨:李波家的妇女尚且武艺卓越,那么,李波家男子的武艺一定更加高超,无法抵挡。该诗把李波小妹作为衬托和铺垫,通过赞美她的骑射本领,从而颂扬李波一伙的人马精良、武力强大,所向无敌。
在诗尾点出题旨,收结颇为得体。可以看到,对于以李波为首的这支民间武装力量,官府和地主豪绅引以为患,而老百姓却非常拥护,并高度地加以颂扬。
全诗运用了叙述、描写、议论三种表达方式,把李波小妹盘马弯弓、勇敢善战的形象塑造得丰满生动,精神气概表现得鲜明突出,达到了“字立纸上”的艺术高度。诗的格调刚健豪放,与南朝民歌的纡回宛转,大异其趣,充分显示了北朝民歌独特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