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一位出征军人的妻子在明媚的春日里对丈夫梦绕魂牵的思念,以及对战争早日胜利的盼望,表现思妇的思边之苦及其对爱情的坚贞。全诗言辞朴实无华,情景交融,神骨气味高雅浑然,富有民歌特色。
李白有相当数量的诗作描摹思妇的心理,《春思》是其中著名的一篇。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春”字往往语带双关。它既指自然界的春天,又可以比喻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诗题“春思”之“春”,就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
“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开头两句是说,燕地小草像碧丝般青绿,秦地的桑树已经叶翠枝绿。
开头两句,可以视作“兴”。诗中的兴句一般就眼前所见,信手拈起,这两句却以相隔遥远的燕、秦两地的春天景物起兴,颇为别致。“燕草如碧丝”当是出于思妇的悬想;“秦桑低绿枝”,才是思妇所目睹。把目力达不到的远景和眼前的近景配置在一幅画面上,并且都从思妇一边写出,在逻辑上说,似乎有点乖碍,但从写情的角度来看,却是可通的。试想:仲春时节,桑叶繁茂,独处秦地的思妇触景生情,终日盼望在燕地行役屯戍的丈夫早日归来;她根据自己平素和丈夫的恩爱相处,料想远在燕地的丈夫此刻见到碧丝般的春草,也必然会产生思归的念头。见春草而思归,诗人巧妙的把握了思妇复杂的感情活动,用两处春光,兴两地相思,把想象和怀疑和眼前的真景结合起来,据实构虚,造成诗的妙境。所以不仅起到了一般兴句所能起的烘托情感的作用,而且还把思妇对于丈夫的真挚的感情和他们夫妻之间心心相印的亲密关系传写出来,这是一般兴句不容易做到的。两外这两句还运用了谐声双关。“丝”谐“思”,“枝”谐“知”,这恰和下文思归和断肠相关合,增强了诗句的音乐美和含蓄美。
“当君怀归日,是妾断肠时。”三、四句是说,当你怀念家园盼归之日,早就思念你而愁肠百结。
三、四两句直接承接兴句的理路而来,故仍从两地着笔。丈夫及春怀归,按理说,诗中的女主人公应该感到欣喜才是,而下句竟以“断肠”承之,这又似乎违背了一般人的心理。但如果联系上面的兴句细细体会,就会发现,这样写,对表现思妇的感情又进了一层。元代萧士赟注李白集曾加以评述道:“燕北地寒,生草迟。当秦地柔桑低绿之时,燕草方生,兴其夫方萌怀归之志,犹燕草之方生,妾则思君之久,犹秦桑之已低绿也。”这一评述,揭示了兴句与所用之词之间的微妙的关系。诗中看似与理不合之处,正是感情最为浓密的所在。
“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末两句是说,春风啊你与我素不相识,为何吹进罗帐激我愁思?
诗中的最后两句,诗人捕捉了思妇在春风吹入闺房,掀动罗帐的一霎那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她对行役屯戍未归的丈夫的殷殷思念之情。从艺术上说,这两句让多情的思妇对着无情的春风发话,又仿佛是无理的,但用来表现独守春闺的特定环境中的思妇的情态,又令人感到真实可信。春风撩人,春思缠绵,申斥春风,是为了表达孤眠独宿的少妇对丈夫的思情。以此作结,恰到好处。
无理而妙是古典诗歌中一个常见的艺术特征。从李白的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所谓无理而妙,就是指在看似违背常理、常情的描写中,反而更深刻的表现了各种复杂的感情。
这首诗写的是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
诗的前两句,是写诗人在作客他乡的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一个独处他乡的人,白天奔波忙碌,倒还能冲淡离愁,然而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心头就难免泛起阵阵思念故乡的波澜。何况是在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月色如霜的秋夜。“疑是地上霜”中的“疑”字,生动地表达了诗人睡梦初醒,迷离恍惚中将照射在床前的清冷月光误作铺在地面的浓霜。而“霜”字用得更妙,既形容了月光的皎洁,又表达了季节的寒冷,还烘托出诗人飘泊他乡的孤寂凄凉之情。
诗的后两句,则是通过动作神态的刻画,深化思乡之情。“望”字照应了前句的“疑”字,表明诗人已从迷朦转为清醒,他翘首凝望着月亮,不禁想起,此刻他的故乡也正处在这轮明月的照耀下。于是自然引出了“低头思故乡”的结句。“低头”这一动作描画出诗人完全处于沉思之中。而“思”字又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那家乡的父老兄弟、亲朋好友,那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逝去的年华与往事……无不在思念之中。一个“思”字所包涵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明人胡应麟说:“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诗薮·内编》卷六)王世懋认为:“(绝句)盛唐惟青莲(李白)、龙标(王昌龄)二家诣极。李更自然,故居王上。”(《艺圃撷馀》)怎样才算“自然”,才是“无意于工而无不工”呢?这首《静夜思》就是个样榜。所以胡氏特地把它提出来,说是“妙绝古今”。
这首小诗,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
一个作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明月如霜的秋夜!
月白霜清,是清秋夜景;以霜色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歌中所经常看到的。例如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中就有“夜月似秋霜”之句;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用“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月光,给人以立体感,尤见构思之妙。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出现的。这诗的“疑是地上霜”,是叙述,而非摹形拟象的状物之辞,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不难想象,这两句所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床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地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真好象是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定神一看,四周围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不免吸引着他抬头一看,一轮娟娟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此的明净!这时,他完全清醒了。
秋月是分外光明的,然而它又是清冷的。对孤身远客来说,最容易触动旅思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乡的一切,想到家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地低了下去,完全浸入于沉思之中。
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
短短四句诗,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话。它的内容是单纯的,但同时却又是丰富的。它是容易理解的,却又是体味不尽的。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它的构思是细致而深曲的,但却又是脱口吟成、浑然无迹的。从这里,读者不难领会到李白绝句的“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妙境。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是一首歌咏早春景致的词,意在提醒至们及早探春,不要遗忘了之后的梅花。
上片分写梅与柳这两种典型的早春物候。“雪云散尽,放晓晴池院。杨柳于至便青眼。”首二句描写初春天气,积雪融化,天气放晴。“杨柳于至便青眼,”至们喜悦时正目而视,眼多青处,故曰:“青眼”。可见词语语意双关,既写初生的柳叶似眼,又巧用“青眼”一次,以示柳对至的好感。"
“更风流多处,一点梅心,相映远,约略颦轻笑浅。”这首二句便写梅花,词至将梅花拟至化,说它“风流”更多。因梅花花小而粉蕊,故称“一点梅心”。后面两句将梅与柳结合起来描绘,柳与梅一低颦,一浅笑,相映成趣,含无限风致。
下片说理,情理交融。“一年春好处,不在浓芳,小艳疏香最娇软。”用韩愈诗句“最是一年春好处”意,承上启下。“小艳疏香”说柳眼梅心;“疏”指梅花疏影,也指柳条稀疏。“娇软”也一样,只是“娇”偏重写梅,“软”偏写柳。“浓芳”二字则下启。
“到清明时候,百紫千红,花正乱,已失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清明时候,春光烂漫,百花争妍。但百花盛开,反使至感到“无复新意”,况且胜极而衰,春光最盛时,春天也便要逐渐消散了,所以说:“已失去了春风一半。”“早占取韶光共追游,但莫管春寒,醉红自暖。”词至劝至们及早游春,不要坐等美好时光的流逝。
这是一首惜春词,意在让至们及早探春莫留遗憾,也寓意着让至们早抓时机,以期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