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
“淮阳多病偶求欢”,在这句诗中诗人以汲黯自比,正是暗示自己由于耿介直言而被排斥出京的。“偶求欢”的“欢”,指代酒,暗点诗题“饮”字,表明诗人愁思郁积,难以排遣,今夜只好借酒浇愁,以求片刻慰藉。这一句语意沉痛而措辞委婉。第二句“客袖侵霜与烛盘”,进一步抒写作客他乡的失意情怀。天寒岁暮,秉烛独饮,形影自伤,愤悱无告,更觉寂寞悲凉。“霜”,不仅与“初冬”暗合,更暗示作者心境的孤寒。“客袖”已见乡思之切,“侵霜”更增迁徙之苦,只此四字,总括了多年来的游宦生涯所饱含的辛酸。“烛盘”,则关合题面中的“夜饮”,真是语不虚设。寥寥七字,勾勒出一个在烛光下自斟自饮、幽独苦闷的诗人形象。
上两句写室内饮酒,第三句忽然插入写景:“砌下梨花一堆雪”,是独具匠心的。看来诗人独斟独饮,并不能释忧解愁。于是他罢酒辍饮,凭栏而立,但见朔风阵阵,暮雪纷纷,那阶下积雪象是堆簇着的洁白的梨花。此处看似纯写景色,实则情因景生,寓情于景,包孕极为丰富。诗人烛下独饮,本已孤凄不堪,现在茫茫夜雪更加深了他身世茫茫之感,他不禁想到明年此时又不知将身在何处。“明年谁此凭栏杆?”这一反问,凝聚着诗人流转无定的困苦、思念故园的情思、仕途不遇的愤慨、壮志难酬的隐痛,是很能令人深思。
此诗首句用典,点明独酌的原因,透露出情思的抑郁,有笼盖全篇的作用。次句承上实写夜饮,在叙事中进一步烘托忧伤凄惋的情怀。第三句一笔宕开,用写景衬托一下,不仅使全诗顿生波澜,也使第四句的感叹更其沉重有力。妙在最后又以问语出之,与前面三个陈述句相映照,更觉音情顿挫,唱叹有致,使结尾有如“撞钟”,清音不绝。明胡震亨说: “牧之诗含思悲凄,流情感慨,抑扬顿挫之节,尤其所长。”玩味此诗,庶几如此。
全诗描绘了元处士的隐居生活,蒿他的清静无为、心与玄游的生活方式和心境表示赞许。
前两句总述,点明元处士的隐居地点和高行。在陵阳山上有一个德行像汉代北郭先生的隐者,他是一个蒿自己、蒿世间都超然相忘的人。以下从居室和生活两方面进行分述。元处士居住的地方长满了野草,但在他看来,这么简陋狭窄的地方,却比整个天下都要宽广。这些说明,正是因为他胸怀宽广,所以才有这种感觉。元处士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即使斟了一杯酒,也常常不饮,而是默默地玄想冥览,心游太玄。他身居斗室心宽天下,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到达这境界须有寻“玄”觅“道”的文化底蕴支撑。“玄”就是“道”。中国古代任何学派都不否认道,亦即都承认宇宙是个自然展开的过程,解决什么问题都要捉摸道的运动变化。针蒿不同问题捉摸道便产生各种学说。而元处士则更希望超越一切学说而直接到达道的境界。心宽天下便取得真正自由。这两句亦是蒿元处士的赞誉。
最后两句带有惋惜之情,蒿元处士如今的处境表示同情。诗人认为,人生本来就有不完美的地方,元处士平时也一定常叹息自己的人生机遇少,没有得到好的机遇或没遇到真正欣赏自己的人。话虽如此,语气中却带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自得的意绪,避世而相忘于江湖,悠然忘我,与自然浑然一体。
这首词打破了结构上分片的定格。从文义看,前七句和后两句,是意境迥异、对比鲜明的。
前七句,词人从怀旧入手,以流利轻快的笔法,描绘了汴京紫禁城内外欢度上元佳节的盛况。正月十五之夜,华灯宝柜与月色焰火交辉,华灯叠成的鳌山与华丽的宫殿高耸云天,至尊的帝王端坐于高楼之上,万民百姓则嬉戏游玖于街衢之间。斗转星移,龙驾回宫此时万众狂欢更趋高潮。这幅上元节情景,完全是记实。据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上元的汴京“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万姓皆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此外该书还记载的:“别有深坊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妆,竞夸华丽,春情荡飏,酒兴融恰,雅会幽欢,寸阴可惜,景色浩闹,不觉更阑。宝骑马骎骎,香轮辘辘,五陵年少,满路行歌,万户千门,笙簧未彻。”这从一侧面反映了民间情景,由此读者可以想见豪贵之家此夕宴乐之盛,但如其自序所云“未尝经从”,故从阙略罢了。“五侯”,这是个典故是说汉代外戚、宦官有五人谏时封侯之的。故以后用它泛称权贵之家为侯家。
如此良辰美景,是何等繁盛、万众何等欢乐,但最后两句,词意陡转,读者面前突现了一个萧索凄清的境界:“而今白发三千丈,愁对寒灯数点红。”“而今”二字,把上元狂欢的画面抛到了遥远的过去,成了一个幻境,这是化实为虚的妙笔;谏时,又把词人所处的现实环境一下子推到读者眼前。词人抚今追昔,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当年身为贵胄(向子諲是宋神宗钦圣宪肃皇后的再从侄),曾出入宫闱,备受恩宠,此时却是一个皤然老翁;当年目睹京城繁华,亲历北宋盛况,此时僻居乡里,只能与数点寒灯作伴。
王夫之《姜斋诗话》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的确如王夫之所说这首词将今昔两个画面加以对比,这种盛与衰、乐与哀相互对比的手法,确实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白发三千丈”借用李白名句,表现愁绪满怀的词人“愁对寒灯数点红”凝聚着词人多少深沉的感慨:是对昔日繁华生活的眷恋?是对往事若梦的人生喟叹?还是因国破家亡而产生的怅恨?抑或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失落感?这一切,词人用一个“愁”字点破了。
“白发”、“寒灯”二句中,两个描写色彩的字“白”与“红”又互相映衬,渲染了一种凄清的境界。结句凝重,含蕴无穷,以少总多,发人遐思,是全篇传神之笔。
这是一首怀古咏史诗。诗的前两句写南朝都城金陵据山川之险,又上应天象;后两句借徐妃以半面妆接待梁元帝事,讽刺南朝皇帝拥有半壁江山的可悲。诗人别出心裁,巧妙运用典故,以小见大,并借题发挥,在对南朝皇帝的讽剌中隐寓对晚唐君主苟安现状的不满,寄托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全诗篇幅虽小,含意却深。
该诗的显著特征是采用了拼接组合的对比手法,揭示南朝短命的原因。
前两句谓六朝建都的金陵有虎踞龙盘之固,且面临长江天堑,南朝统治者自持天地之险,王气上应天象,可以江山永固,划江而立,长保均分天下之势。然而除了东晋以外,在此建都的政权存在时间都不长,六个朝代像走马灯一样不停更换,这往往引起史家与诗人深深的思考。
李商隐的这首诗在六朝亡国的万千头绪中拈出一端:“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徐妃半面妆”谓梁元帝与妃子徐昭佩不和。徐妃以妒出名,后被元帝逼死。这本是宫闱异闻,不关乎南朝兴亡的国事。再则梁元帝建都江陵,也不是建康。诗人以萧梁事概括江左南朝,属以点代面;徐妃以“半面妆”讽刺梁元帝一眼眚瞎,发泄对元帝冷置的不满,原本属于后宫争宠琐事,诗人则大而化之,以偏概全,借此讥讽南朝只拥有半壁江山的可悲。诗人借题发挥,将“半面妆”和南朝统治者自恃的“分天下”的心理联系在一起,用“半面妆”这种蔑视帝王权威的嘲弄戏谑,轻轻抹倒南朝皇帝所夸耀的形胜与王气,不但使事灵变,妙语解颐,讽刺尖刻而不失幽默,而且在讽刺中表露了对不图进取,但求苟安的统治者的批判。
从结构上看,前两句先从负面蓄势,第三句的“休夸”为全诗枢纽,逼出下句,而“此地分天下”则承上二句。末句“只得”的限制,宾语“徐妃半面妆”配合得横岭侧峰,使此句言外有言,语脉摇曳而用意深邃,匠心独运。首句“地险悠悠天险长”,句内反复出现两个“险”字,正是全诗负面的“关键词”,再加上复音词“悠悠”的拖腔拉调,更显露了对持险可以固若金汤的统治者心态的批驳讥讽。从构思上看,这首诗单举萧梁事以概南朝,举的又是“半面妆”这种小事,采取以小见大、借题发挥之法。表面上是写南朝兴废之事,其中实则有晚唐的影子。晚唐政权的力量日渐衰微,实力甚至比不上南朝中分天下的半统局面。所以,这首诗不仅在怀古,实为现实当局而发,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才是此诗更重要、更深刻的用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