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菊对芙蓉》,这个词牌华美而清妍。题副是“上元”,由词题看是咏节序。此类诗词是比较难写的,南宋的张炎曾慨叹:“昔人咏节序,不唯不多,付之歌喉者,类是率俗。”后有刘永济在《词论》中言:“咏节序风物之作‘贵能直写我目、我心此时、此际所得。’”容若这篇则是以咏节为蓄,实乃怀人之想,予景于情,清朗自然,婉转流深,情深意切。
上元佳节,本是团圆欢聚的日子,这更让敏感多情的容若黯然神伤。容若思念着见阳,那个可以互诉衷肠把酒言欢的兄长知己,正身处战火纷飞之中。战地太过凶险,随时将有性命之忧,所以,他那细腻盛烈的心意中之深深牵念如何做的到独善其身呢?纵使再多书信,再多诗词,亦消融不了那一刻他心头凝结的悲凉愁绪。那,便是感人千古的义重如山啊。
此词多为短句,句间联系词的省略,使整首词显得松散、堆砌;但仔细分析,词中采取以景衬情、以乐显悲的艺术手法,写美好的春景,华美的环境,柳丝蝴蝶共舞的乐景,反衬美梦难成的悲哀,感人至深。篇末点题,又含不尽之意,耐人寻味。
首起“莺语”四个短句,勾勒出莺啼花摇、细雨霏霏的春日正午景象。黄莺,每于芳春之时双飞和鸣,犹五代词人毛文锡咏物词“芳春景,暖晴烟,香木见莺迁。传枝偎叶语关关……百啭千娇相唤。”(《喜迁莺》)的描写。这里简劲地写出“莺语”二字,即以关关和呜的鸟儿起兴引发以下男女情思的描写,与《诗经》中名篇《关雎》之首起两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用比兴手法相同。“花舞”,谓花枝摇曳,欧阳修《丰乐亭游春》诗之一可作此句注脚。其诗云:“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这“花舞”的意象,即指花摇、花落,孕含着春将归去的惜春、伤春的感怀。一“舞”字,更给人以迷乱之感。“雨霏微”三字,又为词带来了迷蒙霏微的意境,那轻柔飘动的雨丝,隐含着幽细隐微的愁绪,正是“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浣溪纱》)。这样的景物、环境氛围,都为词人以下抒写征妇之怨,作了很好的铺垫。
接下“金带枕”三个短句,由室外莺语花舞雨霏微的自然景色,转至室内床榻陈设的描写。“金带枕,宫锦”,极言枕之华美。是说在闺室卧榻上,放着精制的枕头。这种枕头是用皇宫中才有的宫锦制成的,还配着金线制作的绶带。这漂亮的枕头,原来是心上人留下的,自然会睹物思人。“凤凰帷”,谓床的周围,张挂着用绣有凤凰图案的丝罗制作的帷帐。此处“凤凰”作为无生命的装饰图案,从表层意思看,是在点染女主人公居室内环境的富贵华美;从历代深层意蕴看,与温词中常见的“金鹧鸪”、“绣鸳鸯”、“双鹞办”等鸟类意象相同,都在托物传情。联系全篇看,这里借雌雄偶居不离的鸳鸯,正反衬出思妇的独处、寂寞。因而“金带枕,宫锦,凤凰帷”,三短句依次排出,实际暗示的仍是离人意象。
那么,女主人公的情思、意绪,到底是什么呢?且看,“柳弱蝶交飞。依依。”如果说前五句描写了一个适宜于女主人公昼寝的外部环境,是造成这位女子昼寝晏起的外因,后四句则揭示了其内在原因。这里,词人将笔触集中于庭院中一幕动人的景致上:在嫩绿柔细的柳丝间,对对蝴蝶,上下翻飞,难舍难离。这“依依”恋恋、交互嬉戏的双飞“蝶”意象,寓示寄托的正是女主人公渴盼两情相悦、永不分离的爱情梦想。梦想多么美好,但是,她的梦想能够实现吗?“辽阳音信稀,梦中归。”此结拍二句,意象突变,点出闺中人的梦想只是梦想而已,难以实现。她的丈夫戍边辽阳,已很久没有消息,她只有在梦中才能看见丈夫归来。“梦中归”三字,与“蝶交飞”的意象对比,借美好的意象,衬托孤独女子的忧愁,使思妇怀人的感情更加沉痛。
《触龙说赵太后》一文开篇就描绘了一个气氛极为紧张的局面:赵君新亡,秦兵犯赵赵求齐助,齐要长安君作人质爱子心切的赵太后不肯让儿子去冒这个风险,严词拒绝了大臣们的强谏,并声称“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老妇必唾其面!”。
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情况下,触龙的谏说显然要困难许多。他深知要能说服赵太后,就必须让她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然而,若从正面去讲道理,则将不但无济于事,反而会自取其辱。因此,必须顺着太后溺爱长安君的心理因势利导,巧说妙谏。
在争取到面见太后机会后,触龙先用缓冲法关切地询问太后的起居饮食,并絮絮叨叨地与她谈论养生之道,使本来“盛气而揖之”、戒备心极强的“太后之色少解”。这样,就从感情上消除了太后的逆反心理和敌对情绪,为进谏的成功拆除了第一道屏障。接着,触龙用引诱法恳切地为自己的幼子舒棋请托,以期让太后产生共鸣,从而引出她的心事。果然很快就勾起了太后的爱子之情。在她看来,触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的“知己”了。她不仅“笑曰”了,而且饶有趣味地与触龙争论谁更疼爱幼子的问题,开始毫不掩饰地向触龙袒露心迹了。这就为下一步谈论如何爱子的话题奠定了基础。
触龙抓住契机,引出太后爱燕后的话题。女儿远嫁,长期不见,而出於一个君主的威严又不能提起,这是一个母亲埋在内心的隐痛。有人提起,对太后是个释放郁结的机会,当然也愿意听了。左师说起燕后远嫁,太后曾为她“泣”“哀”“思”,可每到祭祀却祝:“必勿使反。”借此提出“父母一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命题。然后把太后为燕后长远打算的爱与为長安君短浅计议的爱作比较,并由远及近的提出帝王的子孙不是都不好,而祸及其身是因为“位尊而无功,俸厚而無勞”所致。最后直指“今媪尊长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与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国。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赵。”话说到这里,太后已心服口服了。左师劝谏的使命圆满完成。他俩在長安君质齐问题上达成共识,心与心在同心点上重合了。
触龙的谏说自始至终未有一语提及“令长安君为质”,而太后情不自禁地说出“恣君之所使之”,同样没有直接说穿派长安君入质于齐的话,与触龙的精彩说辞彼此配合,相映成趣。双方心照不宣,达成默契,丝毫不显尴尬。文末用“于是为长安君约车百乘,质于齐,齐兵乃出”作结,使首尾圆合,结构谨严,同时也增强了故事的喜剧色彩,彰显了触龙谏说的卓著成效。
触龙的攻心术,使趙太后从抵触到对撞再到接纳最后到契合,始终未提長安君质齐这个话题。可听了触龙一席话后,太后主动要求触龙派遣長安君使齐为质。看似无心插柳,实是以情一动人,这就是智者的风采与魅力。
此诗前七句叙述了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功业,赞颂了他们开国拓疆的丰功伟绩,祈求他们保佑后代子孙福寿安康,永远昌盛。在祖先的神主面前,祭者不由追忆起武王创业开国的艰难,眼前浮现出几代祖先英武睿智的形象:击灭商纣,开邦立国的武王,东征西讨,开拓疆土的成王、康王。既有对祖先的缅怀、崇敬、赞美,也是吹捧祖先、炫耀门庭、沾沾自喜的一种心理反映。
接着此诗又以四件典型的乐器,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渲染、烘托了祭祀场所的环境氛围:钟声当当,鼓响咚咚,磬音嘹亮,管乐悠扬,一派其乐融融的升平景象。通过这四种乐器奏出的音乐,触发了人们丰富的联想:在平坦广阔的大地上,矗立着巍峨的祖庙群(天子九庙),像天上诸神的圣殿,高屋深墙,宫阙衔连;在祭祀的内堂,分列着各个祖先的神主,前面的供台上陈列着各种精心准备的祭品,或牛或羊或豕或粢盛或秬鬯,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两旁直立着许多随祭的臣仆,屏神静气,主祭者周王一丝不苟地行着祭祀大礼。钟鼓齐鸣,乐声和谐,吟诵的祭辞,虽然平直简约,但是在祭祖这一特定的场所,抚今忆昔,浮想联翩,仍可体味出理性的文字后面掩藏的那一缕幽思。
此诗在文学技巧上运用了赋的艺术手法,“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朱熹语),叙说简明,直道其事,以简古的语言为祖先歌功颂德,祈求福庇。诗意虽然略显浅易,但因是与古乐相合而诵,又在“穆清”“肃雍”的庙堂使用,有着超出单纯文字所表达的功能,即特定的环境氛围、特定的心理感受会产生特殊的欣赏效果。远古诗歌,研究者多以为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颂诗也是如此,不单是具有文学性一个方面,因此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其内涵、风神,就不能只局限于文字上的表面理解,而应以文字为契机,从庙堂文化这个大范围的角度进行整体的品味、把握,结合对音乐、舞蹈、建筑艺术特点的联想,作全方位的审美观照,才能领会包括此诗在内的颂诗那种庄严、高贵、古穆、雍容的艺术内涵。因为颂诗的功用在于“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毛诗序》),这一目的决定了它的形式、内容、语言风格的特点,也决定了它的使用范围仅仅是王公贵族,也就是说颂诗的审美趣味与它的使用价值是相互统一,互为因果的。
此诗是昭王时代的祭歌,比起早一些的颂诗,在用韵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祭祀仪式隆重尤其是乐器齐奏进行了形象生动斩描述。“喤喤”“将将”“穰穰”“简简”“反反”等叠字词的连续使用,语气舒缓深长,庄严肃穆,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体现出庙堂文化深厚的底蕴。
颂诗的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现代研究者对它的文学价值多有贬斥。固然颂诗是仅供统治阶级玩赏的庙堂文学,缺乏文学意味;但它那种古穆肃雍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仪式化的官方文学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