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虽称“题农父庐舍”,所写内容却与农舍无关而是反映了农家春耕时节忙碌的生活。春风吹绿了湖边的山野,田家也开始了春耕,平整土地,喂养耕牛,整日不得闲暇。而诗中田家实际上是归耕的隐士,春耕之余闭门谢客,体现了一种隐逸情怀。通篇语言清新自然。
起句看似平易,实具巧思。“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以平易质朴,明白如话的诗句,表现在不知不觉之间,春风悄然而至,带给漫山遍野一片春色盎然的景象。诗句如口头语、家常话,却写出了物候特点和人们的普遍感觉,诗意盎然。特别是一个“绿”字,似漫不经心,信手拈来,实见出作者驾轻就熟的“炼字”功夫。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大概就是受此启发。
紧接下来的四句是写农家春忙。“湖上青既早,田家日不闲”是概括地写。“沟塍流水处,耒耜平芜间”是具体地写。湖色青青,农人们在田间躬耕不辍。这两句字面上虽没写人,但实际上正是写人,写的是农人正在田间渠边劳作的景象。这是一对联语,对仗工整。
结尾两句是写农人结束了一天的劳动,收工回家休息。饭牛就是喂牛。关即门闩,闭关就是闭门。傍晚时分,农人们给勤劳,一天的耕牛喂饮后,关上柴门回到家中休息。结句“归来还闭关”,一方面是写农人劳累了一天,第二天还要早起出工,需要及早休息,这从一个侧面含蓄地写出了春忙;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农人们无事不相往来、互不相扰、闭关自守的心理状态。整首诗生动地展示了在社会安定时期,农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宁静生活。
从诗题和诗的内容看,诗人是以一个旁观者的欣赏态度来赞美农家生活的。他对农民生活作了诗化、美化、理想化,可以说这是一曲“田园牧歌”。从这首诗的情调,读者也可隐约看出诗人与世无争的向往一种宁静闲适的生活的心态。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
此诗先说自己才华平庸,喜欢如孤云般自在,如和尚般清净,表达了一种闲适的生活意趣;然后写自己临上任前对长安的不舍,回望唐太宗的昭陵,表达了想出守外郡为国出力,又不忍离京的忠君爱国之情。全诗以登乐游原起兴,以望昭陵戛止,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在唐人七绝中,也和在整个古典诗歌中一样,以赋、比二体写成的作品较多,兴而比或全属兴体的较少。杜牧这首诗采用了“托事于物”的兴体写法,表达了作者的爱国之情,称得上是一首“言在此而意在彼”、“言已尽而意有余”的名篇。
杜牧不但长于文学,而且具有政治、军事才能,渴望为国家作出贡献。当时他在京城里任吏部员外郎,投闲置散,无法展其抱负,因此请求出守外郡。对于这种被迫无所作为的环境,他当然是很不满意的。诗从安于现实写起,反言见意。武宗、宣宗时期,牛李党争正烈,宦官擅权,中央和藩镇及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都有战斗,根本算不上“清时”。诗的起句不但称其时为“清时”,而且进一步指出,既然如此,没有才能的自己,倒反而可以借此藏拙,这是很有意趣的。次句承上,点明“闲”与“静”就是上句所指之“味”。而以爱孤云之闲见自己之闲,爱和尚之静见自己之静,这就把闲静之味这样一种抽象的感情形象地显示了出来。
第三句一转。汉代制度,郡太守一车两幡。幡即旌麾之类。唐时刺史略等于汉之太守。这句是说,由于在京城抑郁无聊,所以想手持旌麾,远去江海。(湖州北面是太湖和长江,东南是东海,故到湖州可云去江海。)第四句再转。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在长安西边醴泉县的九嵏山。古人离开京城,每每多所眷恋,如曹植诗:“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赠白马王彪》)杜甫诗:“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自京金光门出乾元初有悲往事》)都是传诵人口之句。但此诗写登乐游原不望皇宫、城阙,也不望其他已故皇帝的陵墓,而独望昭陵,则是别有深意的。唐太宗是唐代、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皇帝。他建立了大唐帝国,文治武功,都很煊赫;而知人善任,惟贤是举,则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诗人登高纵目,西望昭陵,就不能不想起当前国家衰败的局势,自己闲静的处境来,而深感生不逢时之可悲可叹了。诗句虽然只是以登乐游原起兴,说到望昭陵,戛然而止,不再多写一字,但其对祖国的热爱,对盛世的追怀,对自己无所施展的悲愤,无不包括在内。写得既深刻,又简练;既沉郁,又含蓄,真所谓“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这是一首描写羁旅他乡凄迷心境的词。蒋捷这首词,字字锤炼,用句精巧,但也平淡,也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
“丝丝杨柳丝丝雨,春在溟蒙处。”杨柳丝丝,细雨绵绵,柳丝轻拂。烟雨笼罩的远处,一派迷蒙缥缈的景象。这二句如一幅精心细琢的工笔画。以“杨柳”、“细雨”绘出江南春雨图。“丝丝”逼真地再现了柳枝的柔姿,描画了春雨连绵不断的形象。也喻指丝丝愁绪。词的起句重复出现了“丝丝”这一叠词,因而产生了特定的渲染效果,加强了词的丰富的内涵。读来琅琅上口,增强了词的艺术美感。
下面转入伤怀的心理描写:“楼儿忒小不藏愁”,北宋末年,国事江河日下。词人对前途感到无穷忧虑。心中的愁苦郁积,遇感而发。乡愁在文人眼里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痛。古人写之多样,蒋捷此句则以“楼儿忒小”藏不下作喻。“藏”字,表现了隐忍、按捺已久。但以其愁太多,楼儿忒小,因而这“愁”摆脱小楼的羁绊。“几度和云飞去觅归舟”了。“几度”一词,渲染了词人思归之情的执着与痴迷。然而幻想只能是暂时的避难所,只能徒增忧愁。
急切盼归却不成之后,词人只好“天怜客子乡关远,借与花消遣”。“天怜”,点明题旨,把客愁乡思表现得更加突出。但“天”怜则怜矣,只能“借与花消遣”。“借”指客居他乡,花非我有,也只能“借”之而已!一“怜”一“借”中,婉转含蓄地表达了他乡孑然之苦,愁苦难消的复杂心理活动。
“海棠红近绿栏杆。才卷朱帘又晚风寒。”承“花消遣”而来,海棠临栏,红绿相映。细雨中的海棠,颜色自非一般。词人在这里写的是雨中海棠。词人羁旅已久,韶华已逝,思乡欲归,心境黯然。然而目触之处却是竞相红艳的红海棠,对比之下,更增添心中伤愁。貌似红绿眼的场景,实际上却暗含了凄凉之意。何况卷帘之际,迎面而来的又是那令人心寒的晚风呢。
这是一首词景交融的佳作。起笔点染景物,写词人凄迷愁苦的心境,使人思归。词中匠心独运,写“愁”多,用“楼”小作衬托。写哀愁,用海棠反衬。恰如王夫之所说,这里是用“乐景写哀”,起到“一倍增其哀乐”之效果。词中语言清新素淡,雕琢之下,不仍平淡之本色,是其艺术之最大特色。
然而,本词的主人公看成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女主人公形象更说得通!
结构赏析
蔺相如是战国时赵国人,赵惠文王得到稀有美玉和氏璧,秦昭王诈以十五座城相交换,赵王于是令蔺相如奉璧入秦,见秦王无意兑现诺言,终不辱使命而完璧归赵。文章始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即表示了异议,然后以分析秦、赵时势入手,指出赵国有诸多失策之处,而蔺相如完璧归赵实为“天固曲全之哉”。王世贞此论,言辞咄咄,非纯为凿空之谈。
文章第一段,作者力排众说,对蔺相如“完璧归赵”一事“未敢以为信也”。开门见山,毫无遮拦。接着分述其观点,展开全文。《史记》所载的“完璧归赵”始末,事启端于秦昭王“愿以十五城请易璧”,结束于“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作者据此断言,虽秦强赵弱,但秦“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也就是说秦当时的本意只是想要得到和氏璧,而没有打算以此为借口进攻赵国。作者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和氏璧事件的本质方面,而不去纠缠其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情节,根据史实得出了使人信服的论断。然而作者并没有以事后的认识去苛求古人,而是允许赵国对秦的实情本意有“得”与“不得”的两种选择;对秦的威胁有“畏”与“弗畏”的不同反应。偏执一言,就不近情理;面面俱到,才让人心服口服。赵国的“得”与“不得”,“畏”与“弗畏”都无可非议,作者要批评的是蔺相如“既畏之而复挑其怒”的自相矛盾的做法。换句话说,无论蔺相如如何智勇,而做出可能招致“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的事,也是不足取法的。作者跳出前人只见个人不见大局的窠臼,正本寻源,一新读者耳目。
文章第三段,作者以“得”与“畏”为前提错综组合成四个判断,包罗了赵国的一切可能情况,令人信服地得出了所谓“两言决耳”的必然性结论——“予”或是“弗予”。承认作者的前提就必须承认他的结论,这就是逻辑力量的所在。第三段中作者为蔺相如拟设了一段对秦王的言辞,其所以有力,就是因为其中包含了以城易璧则民怨,不予城而欺赵则失信于天下这样的二难推理。秦王要摆脱这种两难的困境就只有“返璧”这唯一的出路。本文区区不足四百字,却包含了几处严密的逻辑推理。如果说卓越的史识是这篇文章的躯体的话,那么支撑它的正是强有力的逻辑之足。
文章最后一段,作者为了不使读者生疑,作者便用归结于天的说法,含蓄地表示虽然完璧归赵了,可是也不能说明蔺相如的做法正确,恶果没有产生,只是事出偶然罢了。古人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作者此处是反其意而用之。
纵观全文。文章开头一句揭示全文论旨,“人皆称之”与“予未敢以为信”一反一正相对提出,自然地引发下文。文章的主干是第二、三两段。作者先论“情”,后析“理”,双管齐下。论“情”,则由秦及赵丝丝入扣,抓住“得”“畏”二字论清蔺相如“既畏而复挑其怒”的失策。析“理”,则先破后立多方设想,辩清“曲”“直”两字,证明“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的荒悖。“情”“理”两层文有先后,意有轻重,作者思路清晰可见。
文学赏析
中国古代散文的特征很好地在他这篇《蔺相如完璧归赵论》里表现出来。散文特征在语言上是求简与求精相结合的。所谓“求简”,就是字数、篇幅简要;所谓“求精”,就是语言精当,语意精辟。例如首句“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语言上求简与求精相结合,言简意赅地发表了作者的论点。该文是一篇翻案文章。翻案文章独执异议,贵在识见高远,令人信服。该文开篇对世所称誉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这一史实,予以否定,先声夺人。接着,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予以否定的理由。首先,文章分析秦以十五城之空名取璧的真实意图,指责蔺相如之所为是“既畏而复挑其怒”之举,是失于智。接着,文章重点分析了蔺相如的所谓曲直论,先明秦赵“两无所曲直”,后又代蔺相如策划,指出蔺相如“使舍人怀而逃之”是“归直于秦”,是失于信。最后,文章分析相如完璧的后果是族灭国破,是失于利。这样,文章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从而逼出了全文的结论:“蔺相如之获全於璧也,天也。”这里的“天”,是指当时的客观形势。行文至此,文章已可作结,而作者又列出“劲渑池”“柔廉颇”两件事,表面上与上文关系不大,但在“愈出而愈妙于用”一句中,表现出了作者的写作意图。作者认为,蔺相如的所谓“智”“勇”,不是为了赵国,而是为了自己,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纵横家的权谋机巧而已,这,其实是触摸到了纵横家的本质。因而,该文结论之后的余波,决非可有可无的续貂之笔,用意特深。章法上散聚结合,定主宾之序、掌均变之衡,征节奏之美,懂疏密散聚,知大小曲直,驭圆缺参差,见开合呼应,求从顺言自然。审美上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