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的第一、二句诗人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宜春苑的现状,第三、四句诗人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山河恢复无望的痛苦之情。诗人借景抒情,用对比的手法抒发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狐冢獾蹊满路隅”,首句实写诗人当时亲眼所见宜春苑的萧条荒凉景象,通过“狐冢”、“獾蹊”写出了昔日繁华无比的汴京皇家禁苑宜春苑今朝的残破荒凉,并以此寄托诗人对北宋政权覆灭的悲哀之情。
“行人犹作御园呼”,次句以行人犹称此地为“御园”,说明昔日北宋故都的汉族百姓虽然生活在金人的残酷统治之下,但心中仍然念念不忘故国。此句充满了故国之思和黍离之悲。
“连昌尚有花临砌”,第三句典出元稹《连昌宫词》,唐代经安史之乱之后,虽从此一蹶不振,但唐玄宗毕竟还能够有机会驾返连昌宫,凭吊昔日遗留下的一切。而赵宋王朝惨遭靖康之难之后,就一直苟安于江南,无心亦无力北伐中原。
“断肠宜春寸草无”,第四句以宜春苑与第三句的连昌宫对比,连昌宫虽废而犹存,可是昔日的宜春苑是何等繁华,何等气派,而今满目凄凉,惟颓垣荒草而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更加使人伤心,令人肝肠寸断,这一对比含意颇为深远。在今昔的对比中,作者想到了当时统治者是怎样将国土拱手让给了金人,铸成空前国耻的。想到了赵宋朝廷南迁几十年之后,朝廷不仅丧失了收复失地的能力,就是现存的城池疆土,也岌岌可危,时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作者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黍离之悲,又有对统治者的谴责。
该诗通过对宜春苑里萧条冷落之景的描写,抒发了故国山河破落零碎的悲伤之情。运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了作者因山河破碎而产生的痛苦之情。点明靖康之难比安史之乱更惨,唐朝的内乱八年平定了,而宋朝外患的消除却是遥遥无期。
这首诗写作者到边地见到壮丽景色,抒发立功报国的壮志。全诗一气呵成,体现了盛唐诗人的昂扬情调。
燕台原为战国时燕昭王所筑的黄金台,这里代称燕地,用以泛指平卢、范阳这一带。“燕台一去”犹说“一到燕台”,四字倒装,固然是诗律中平仄声排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起笔即用一个壮大的地名,能增加全诗的气势。诗人初来闻名已久的边塞重镇,游目纵观,眼前是辽阔的天宇,险要的山川,不禁激情满怀。一个“惊”字,道出他这个远道而来的客子的特有感受。这是前半首主意所在,开出下文三句。
客心因何而惊呢?首先是因为汉家大将营中,吹笳击鼓,喧声重叠。此句运用南朝梁人曹景宗的诗意:“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表现军营中号令之严肃。但仅仅如此,还未足以体现这个“惊”字。三四两句更进一步,写这笳鼓之声,是在严冬初晓之时发出的。冬季本已甚寒,何况又下雪,何况又是多少天来的积雪,何况又不止一处两处的雪,而是连绵千万里的雪;这些雪下得如此之广,又积得如此之厚,不说它是怎样的冷了,就是雪上反映出的寒光,也足以令人两眼生花。“万里寒光生积雪”这一句就这样分作四层,来托出一个“惊”字。这是往远处望。至于向高处望,则见朦胧曙色中,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唯独高悬的旗帜在半空中猎猎飘扬。这种肃穆的景象,暗写出汉将营中庄重的气派和严整的军容。边防地带如此的形势和气氛,自然令诗人心灵震撼了。
以上四句已将“惊”字写足,五六两句便转。处在条件如此艰苦。责任如此重大的情况下,边防军队却是意气昂扬。笳鼓喧喧已显出军威赫然,而况烽火燃处,紧与胡地月光相连,雪光、月光、火光三者交织成一片,不仅没有塞上苦寒的悲凉景象,而且壮伟异常。这是向前方望。“沙场烽火连胡月”是进攻的态势。诗人又向周围望:“海畔云山拥蓟城”,又是那么稳如磐石。蓟门的南侧是渤海,北翼是燕山山脉,带山襟海,就像天生是来拱卫大唐的边疆重镇的。这是说防守的形势。这两句,一句写攻,一句说守;一句人事,一句地形。在这样有力有利气势的感染下,便从惊转入不惊,于是领出下面两句,写“望”后之感。诗人虽则早年并不如东汉时定远侯班超初为佣书吏(在官府中抄写公文),后来投笔从戎,定西域三十六国,可是见此三边壮气,却也雄心勃勃,要学西汉时济南书生终军,向皇帝请发长缨,缚番王来朝,立一下奇功了。末联连用了两个典故。第一个是"投笔从戎":东汉班超原在官府抄公文,一日,感叹说,大丈夫应该"立功异域",后来果然在处理边事上立了大功。第二个是"终军请缨":终军向皇帝请求出使南越说服归附,为表现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他请皇帝赐给长带子,说是在捆南越王时要用它。祖咏用了这两个典故,意思很明白,更有豪气顿生之感。末二句一反起句的“客心惊”,水到渠成,完满地结束全诗。
这首诗从军事上落笔,着力勾画山川形胜,意象雄伟阔大。全诗紧扣一个“望”字,写望中所见,抒望中所感,格调高昂,感奋人心。诗中多用实字,全然没有堆砌凑泊之感;意转而辞句中却不露转折之痕,于笔仗端凝之中,有气脉空灵之妙。此即骈文家所谓“潜气内转”,亦即古文家所谓“突接”,正是盛唐诗人的绝技。
王梵志的白话诗,大多有感于日常生活琐事,而归结到某种生活真谛,具有禅理式的机趣。
凡袜皆有正反两面,正面即外层,光滑美观,反面即内层,粗糙难看,人们往往把光滑的一面穿在外面,是为美观,而粗糙的一面紧贴肌肤并不舒服,“梵志”把袜子翻过来,把粗糙的一面穿在外面,可能是出于粗心,但也可能是有意为之,但大凡看到的人都说他穿错了。然而正错都是人所言,“人皆道是错”未必就是错。像梵志这样的人却认为宁可让别人看着不舒服,也不能让自己的肌肤受罪,错误的反是众人。
世上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喜欢图慕虚荣,不顾实际效果,可怕的是,他们竟把这种图慕虚荣的行为视为正确的,作为他们行事的原则。
这首小诗一如王梵志的其他诗作,语言质朴、自然,宛如平常话,却能以小见大,反映至真的事理,在古代诗歌中并不多见。从中也能看出诗人任其自然的舒放品性。
禅宗认为“自性本自具足”,主张个性的充分张扬。如《五灯会元》卷八相州天平山从漪禅师的一段公案:“问:‘如何是佛?’师曰:‘不指天地。’问:‘为甚么不指天地?’师曰:‘唯我独尊。’”就是强调个体的意志,主观的情性。也即所谓:“丈夫皆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九)王梵志这首诗中所体现的,正是这种尊重自我,不随流俗的精神。
宋代江西诗派的代表黄庭坚对王梵志“翻着袜”的胆识非常赞赏,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书“梵志翻着袜”诗》一文中提到的黄氏所称道的茅容杀鸡饭母,以草具饭客之事,见于《后汉书·郭太传》,这种毁誉由人,特立独行的精神,与“翻着袜”的王梵志,正是相同的。正如文学史所昭示的,黄庭坚及其他江西派诗人,面对唐诗的丰厚遗产,既没有匍伏其下,也没有亦步亦趋,而是积极实践,大胆创新,终于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目,树立起一块与唐诗一样辉煌的丰碑。这也就是王梵志“翻着袜”法在诗学上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