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奈风吹兼日煞。国貌天香无物赛。直须共赏莫轻孤，回首万金何处买。
不奈风吹兼日煞。国貌天香无物赛。直须共赏莫轻孤，回首万金何处买。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虢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此诗描绘的是黄河下游的景致。作者行舟河上，视野开阔，所以诗中多从大处着墨，写出深沉、壮观、气势磅礴的景象。诗歌开篇两句就写出“积水穷天涯”的浩荡气势，表现出黄河的雄壮和开阔的景象。“天波忽开拆”两句写从水天一色开拆的缝中，看波“郡邑千万家”，然后看波城市，接着是城外的农田，读之令人如波如闻。这两句不仅气势雄浑，意境壮美，而且准确地捕捉住诗人坐船时特有的运动感受，落笔自然而有奇致。五六两句写作者沿河所波的盛况。“行复波城市，宛然有桑麻”，一方面说明盛唐时期人口多、集市经济兴盛的状况，另一方面桑麻繁盛也构成了平原以东地带城乡风景的一大特色。结尾两句描写作者回首时，只看波河水连天，看不波故乡了，由此抒思乡之情，情景交融，发人遐思，言已尽而意未穷。
这首诗写出黄河下游的积水淼浩，波光连天，崔嵬峥嵘，黛色葱郁，一派廓大气势，显示出王维前期山水诗歌的明朗风格。诗人看山，是黛色葱郁，气势宏大，仿若一个绿色巨人屹立于天地之间， 崔嵬峥嵘；看水，是波光连天，浩洁瀚瀚，一望无际，又或像一条劈开山峡的巨龙，一泻千里，如此廓大气势，令人心胸开阔。
从思想境界看，此诗表现出来的是作者对客观世界的“静观”，即在社会之外看社会，人生之外看人生，景观之外看景观，充分体现了王维山水诗的深邃、幽静等特点。
好男儿远去从军戍边，他们从小就游历幽燕。个个爱在疆场上逞能，为取胜不把生命依恋。厮杀时顽敌不敢上前，胡须象猬毛直竖满面。陇山黄云笼罩白云纷飞，不曾立过战功怎想回归？有个辽东少妇妙龄十五，一向善弹琵琶又善歌舞。她用羌笛吹奏出塞歌曲，吹得三军将士泪挥如雨。
此诗题为“古意”，标明是一首拟古诗。开始六句，把一个在边疆从军的男儿描写得神形毕肖，栩栩如生，活跃在读者眼前。第一句“男儿”两字先给读者一个大丈夫的印象。第二句“少小幽燕客”，交代从事长征的男儿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幽燕一带人，为下面描写他的刚勇犷悍张本。这两句总领以下四句。他在马蹄之下与伙伴们打赌比输赢，从来就不把七尺之躯看得那么重，所以一上战场就奋勇杀敌，杀得敌人不敢向前。“赌胜马蹄下，由来轻七尺，杀人莫敢前”，这三句把男儿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一个男儿，谁都想见识见识吧！可是诗不可能如画那样，通体写出，只能抓特征。于是抓住胡须来描绘。然而三绺五绺长须，不但年龄不符合，而且风度也太飘逸了，因此诗人塑造了短须的形象。“须如蝟毛磔”五字，写出须又短、又多、又硬的特征，那才显出他勇猛刚烈的气概和杀敌时须蝟怒张的神气，简洁、鲜明而有力地突出了这一从军塞上的男儿的形象。这里为了与诗情协调，诗人采用简短的五言句和短促扎实的入声韵，加强了诗歌的艺术效果。
接下去，诗人又用“黄云陇底白云飞”一句替诗的主人公布置了一幅背景。闭目一想，一个虬髯男儿，胯下是高头战马，手中是雪亮单刀，背后是辽阔的原野，昏黄的云天，这气象是何等的雄伟莽苍。但这一句的妙处，还不仅如此。塞上多风沙，沙卷入云，所以云色是发黄的，而内地的云则是纯白的。这一句中黄云白云表面似乎在写景，实则两两对照，寓情于景，写得极为精细。开首六句写这男儿纯是粗线条、硬作风，可是这远征边塞的男儿，难道竟无一些思乡之念吗？且看男儿在向前看一看那陇上黄云之后，也还不免回首一望故乡。故乡何在？但见一片白云，于是不能不引起思乡之感。这一层意思，诗人以最精炼最含蓄的手法，表达在文字的空隙中，于无文字处见功夫。但如果接下去，写思乡念切，急于求归，那又不象是这样一个男儿的身份了，所以在这欲吐不吐、欲转不转之际，用“未得报恩不得归”七个字一笔拉转，说明这一男儿虽未免偶尔思乡，但因为还没有报答国恩，所以也就坚决不想回去。这两个“得”字，都发自男儿内心，连用在一句之中，更显出他斩钉截铁的决心，同时又有意无意地与上句的连用两个“云”字相互映带。前六句节奏短促，写这两句时，景中含有情韵，所以诗人在这里改用了七言句，又换了平声韵中调门低、尾声飘的五微韵。但由于第八句中意旨还是坚决的，所以插用两个入声的“得”字，使悠扬之中，还有凛烈的劲道。
一般想法，再写下去，该是根据“未得报恩不得归”而加以发挥了。然而，出乎意外，突然出现了一个年仅十五的“辽东小妇”，面貌身段不必写，人们从她的妙龄和“惯弹琵琶能歌舞”，自可想象得出。随着“辽东小妇”的出场，又给人们带来了动人的“羌笛出塞声”。前十句，有人物，有布景，有色彩，而没有声音：“今为羌笛出塞声”这一句，少妇吹出了笛声，于是乎全诗就有声有色。“羌笛”是边疆上的乐器，“出塞”又是边疆上的乐调，与上文的“幽燕”、“辽东”贯串在一起。这笛声是那样的哀怨、悲凉，勾起征人思乡的无限情思，听了这一曲，不由“使我三军泪如雨”了。这里，诗人实际上要写这一个少年男儿的落泪，可是这样一个硬汉，哪有一听少妇羌笛就会激动的道理？所以诗人不从正面写这个男儿的落泪，而写三军将士落泪，非但落，而且落得如雨一般多。在这样尽人都受感动的情况下，这一男儿自不在例外，这就不用明点了。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含蓄而精炼，功力极深，常人不易做到。此外这四句采用了上声的七麌韵，“五”、“舞”、“雨”三个字，收音都是向下咽的，因而收到了情韵并茂的艺术效果。
全诗十二句，奔腾顿挫而又飘扬含茹。首起六句，一气贯注，到须如蝟毛磔“一句顿住，”黄云陇底白云飞“一句忽然飘宕开去，”未得报恩不得归“一句，又是一个顿挫。以下掷笔凌空，忽现辽东小妇，一连两句似与上文全无干涉，”今为羌笛出塞声“一句用”今“字点醒，”羌笛“、”出塞“又与上文的”幽燕“、”辽东“呼应。最后用”使我三军泪如雨“一句总结，把首句的少年男儿包涵在内，挽住上面的突接，全首血脉豁然贯通。寥寥短章之中，能有这样尺幅千里之势，这在李颀以前的七言古诗中是没有的。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在伦敦任驻英使馆参赞，以乐府杂曲歌辞《今别离》旧题，分别歌咏了火车、轮船、电报、照相等新事物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的自然现象。诗人巧妙地将近代出现的新事物，与传统游子思妇题材融为一体，以别离之苦写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又以新事物和科学技术之昌明，表现出当时人在别离观上的新认识。因此，《今别离》既是乐府旧题，又反映了今人——近代人别离的意识，是当时“诗界革命”和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品。
从结构上看，四诗各自独立成篇：首篇写轮船、火车载人远去；次写抵达异域后，以电报向家人报平安；三写寄相片以慰离愁；四写思妇，欲梦佳期，而东西半球昼夜相反，眠起不同，佳期难梦。但在内在逻辑上，四诗又一线贯穿，首尾相衔，是一组小型组诗，表现了“今别离”的特点和近代人相思别离的全过程。
古、今别离的不同，首先在于别离时所用交通工具的不同。不同的交通工具所激发的离情别绪，就有快慢、浓烈、强度和类型的不同。第一首咏火车、轮船，即以古代车舟反村，以当今火车、轮船的准时、迅速，表现近代人离情别绪的突发与浓烈。全诗的核心是一组对比——
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别离，行止犹自由。
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
其中有发车之准时：“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有马力巨大的“万钧柁”，不畏打头石尤风，决无“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之可能性。其迅疾：“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故其离情，既不似李白“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之缓慢；更无郑谷“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之从容，倏忽之间，人已不见，此时便只能看一个“快乘轻气冲球“（海上飞艇）的愿望而已。
既已别离，辄起相思。相思何以慰——朝寄平安语，暮寄相思字。遂过渡到咏电报的第二首。
“朝寄”、“暮寄”，寻常家书而已。但驰书之快，迅疾如电，又与通常家书不同。其不同处有四：一非君手书；二无君默记；三无亲呢语；四经“三四译”，已难尽如人意——实是近代电报通讯的特点，以思妇的口吻道出，又贴切、自然而有新意。更有甚者，“只有斑斑墨”以下六句，诗人竟以南朝乐府民歌中谐音双关的艺术手法，以斑斑墨、门前树及江南水乡常见的藕与丝，来描写与电报有关的电讯器材和电讯设施。“斑斑墨”，写的是电码；“两行树”，写的是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的是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藕断丝（谐思）连，仅是谐音比喻；而电线丝却真的能传递相思之情，这比借丝之喻又进了一层。整首诗以思妇接到远行丈夫电报来驰骋想像，展开内心独白，把相思之情与电报的特点高度融合在一起，如刘燕勋所说：“结想俱匪夷所思，直入化境矣。”
别离愈久，思念愈切，慰尔相思，除电报外，还寄来照片——开函喜动色，分明是君容。遂又写照片。
古代别离，虽朝思暮想，却不能面见。经过长时间的别离，倘若“今日见君面”，则一定是夫妻重逢，“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时的通讯往来，常常是片言只语，雁字鱼书而已，感情的表现形式也仅是“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或“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虽有“画图省识春风面”的方法，却从不用在“—种相思，两处闲愁”上。近代则不同，因为出现了照相术，故能见照片上的的“君面”，虽然不是真的相逢。不过，即使把“君”的照片与自己的照片悬挂在一起，以便“汝我长相从”，但实际上仍隔着千山万水，别恨无穷。或者不如说，由于收到“对面不解语”的照片，反更易惹起自己一般浓浓的相思离别之情。于是，此首便由“自非梦往来，密意何由通”转入第四首。
思妇收到电报，怨无寻常并坐语，况经三四译；收到照片，恨对面不解语，仍觉忧心忡忡，自觉“密意”难通，于是寄希望于“梦”。忽然，她又想到，由于“君”与“妾”之间“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昼夜既相背，眠起即不同，“恐君魂来日，是妾不寐时。”妾处“举头见明月”，君处“侵晓刚披衣”。彼此既不相闻，故“魂梦难相依”。连梦也做不到一块，这比起以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相思可以“梦佳期”的张九龄，以及自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来，不仅“以至思而抒通情，以新事而合旧格，质古洲茂，隐恻缠绵”，且确是咏古人未见之物，发古人未发之情，“辟古人未曾有之境”（陈三立语）。
这组诗的佳处，自然还不止以上所说，诗人以其深厚的古典诗歌修养，将新事物成功地溶入古典诗歌的氛围中，也是本诗的特点之一。不过，那些弥漫着古色古香的诗句，在本诗中只起着“旧瓶”的作用，未能与其所装的“新酒”媲美，所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