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此诗作于屈原临死前,是诗人的绝命词。此诗历述作者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以及南行的心情,为自己遭遇的不幸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希望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全诗语句简短有力,颇有气促情迫之感,反映了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境,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
诗篇开首先刻画诗人南行时的心情,两句极度表述忧郁、哀伤心理的诗句,一下子扣住了读者的心弦:“伤怀永哀兮”、“郁结纡轸兮”,——表明诗人在初夏时节步向南方时,悲愤的情绪已达到了难以自抑的地步。客观环境对此时人物的心绪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眴兮杳杳,孔静幽默”,唯此“杳杳”“无所见”、“静默”“无所闻”,才更显出“岑僻之境,昏瞀之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
如果诗人在临终前的心态仅仅只停留于这种悲哀的水准上,那么,无论诗篇本身还是诗人的形象,都难以令人产生共鸣和敬慕。诗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将笔墨仅仅诉诸于个人遭遇的不幸与感伤上,而是始终同理想抱负的实现与否相联系,希冀以自身肉体的死亡来最后震撼民心、激励君主,唤起国民、国君精神上的觉醒,因而,诗篇在直抒胸臆之后,笔锋自然转到了对不能见容于时的原因与现状的叙述。
随之出现的是一系列的形象比喻:或富理性色彩——“刓方为圜”、“章画志墨”、“巧倕不斵”——以标明自己坚持直道、不随世俗浮沉的节操;或通俗生动——“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怀瑾握瑜兮”、“邑犬之群吠兮”——用大量生活中习见的例子作譬,以显示自己崇高的志向与追求;这些比喻集中到一点,都旨在表述作者的清白、忠诚却不能见容于时,由此激发起读者的同情、理解与感慨,从而充实了作品丰厚的内在蕴含力,使之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系列感情的铺垫,故而作者发抒临终前的慨叹便有了厚实的基础与前提,诗篇正文末段的“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人们读来也便更觉悲慨而泫然了。
最后部分的“乱辞”,可以说是诗人情感达到高潮的表露。在前面历述现状、原因、心情等以后,诗人至此发出了浩叹与歌唱,它是全诗内容的总结与概括,也是诗人心声的集中倾诉。毫无疑问,在诗人看来,悲哀是悲哀,理想是理想,决不能因为自己行将死去而悲痛至放弃毕生追求的理想,唯有以己身之一死而殉崇高理想,才是最完美、最圆满的结局,人虽会死去,而理想却永远不会消亡。故而诗人最后唱道:“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此篇在语言上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似有别于《九章》其他篇(《橘颂》除外):全诗句子大都不长,显得简短有力,读上去颇有急促感。从首句“滔滔孟夏兮”到篇终“乱辞”,几乎大多是四言句(加“兮”字为五言),——这显然是诗人的精心设计。
作为临终前的绝命词,诗篇这样的处理,完全符合诗人的实际心境,或换言之,正因为面临自我选择的死亡,才会有气促情迫之感,而运用短促句,正是这种真切心境的实剖,既反映了此时此刻诗人的实际感受与心态,也在情感与表达形式上与诗的内涵浑然一体,从而使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诗人高超的艺术功力与匠心于此可见一斑。
诗人在回家途中所乘的船在武昌被大风阻滞,只好暂留武昌。全诗用了委婉曲折的抒情手法,前后两层意思乍看相反相对,实则相辅相成;尤其是后面故作解脱流露的却是更深更沉的愁思。前两句从正面入手,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以水喻情,形象生动。后两句曲折委婉,从反面表达自己的情感。恨不得一步便跨入家门却被滞阻在半路的诗人是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整日间到水边散步的。最后一句同样如此,表面上说自己“贪看”武昌有名的柳絮飞花的景致而忘记了忧愁,事实上却正表明了心中无尽的愁绪。
这首小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就眼前景色取喻。所谓“无穷归思满东流”,是以水流无尽比喻内心的无限归思之情。这种手法并非方泽独创,如李白有“寄情与流水,但有长相思”之喻;李煜则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欧阳修有“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四人皆以流水喻情思,李白喻相思之情,李煜喻愁苦之情,欧阳修喻离愁之情。不过方泽诗也有其独到处,就是即景取喻。人在船上,船在江边,临流凝睇,取水为喻,显得十分自然贴切;这水不是虚指,而是眼前的实物,这种即景取喻,最易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
其实,全诗更“惊人”的妙处还在于委宛曲折的抒情手法。朱熹说,文章“曲折生姿”,这首诗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委宛曲折、波澜起伏的抒情手法。一个人的心情,如果表现得太率直,则一览无遗,索然寡味;如果拐个弯,换个角度,欲擒故纵,欲抑故扬,便比较耐人咀嚼。这首绝句将诗人的心思和盘托出,却又盖上一层纱巾,让人去端详回味。明明是为风所阻,不得不停泊武昌,颇有迁怨于风之意,他却说“江上春风留客舟”,如同春风有意,殷勤劝留。实际是“阻”,却说“留”,这里是一折;明明是因被风所阻,无端惹了一怀愁绪,心烦意乱,他却说“与君尽日闲临水”。“君”是谁,诗人没有说,指船或者同船的友人均说得通。这无关大的主旨。重要的是“闲”字,诗人并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来临流赋诗,这是实“愁”而说“闲”,这里又一折;明明是心中有无穷归思,有无尽乡愁,根本无心欣赏柳絮飞花,他却说“贪看飞花忘却愁”。固然,武昌柳是很有名的,古来诗人都喜欢吟咏,如孟浩然诗说:“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但是,诗人此时的漂泊之感,使他无心去欣赏武昌的花柳。无心而说“贪看”,这里再一折。一波三折,委曲尽情,意味深长。大凡故作宽解之语的人,都缘于不解之故。这首诗正是因不解而故作宽解语。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故作解语式的委宛曲折的表现手法,是很合乎心理逻辑的,因而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
宋代蔡绦《西清诗话》说,方泽“不以文艺名世”,而《武昌阻风》一绝“诗语惊人如此,殆不可知矣”,对这首诗推崇备至。
首联诗人悲叹自己的难堪。作者一生窘境无限:绍兴中应试为秦桧所黜,积极参与张浚的抗金规划,又被罢斥还乡,此次又放任“难于上青天”的蜀地,如一个被俘的囚犯,处境十分窘迫。犹似“不能与齐优遂客于鲁”的孔仲尼。孔仲尼与“齐优”道不合弃生养自己的鲁国去周游列国。司马贞《索隐》:“齐人归女乐而孔子行,言不能遂容于鲁而去也。”此所谓“齐优”,与放翁行迹,殊不相类。故此句“齐优”二字,实放翁信手拈来,率尔成对,未必真用以自喻。首联所写,全在“局促”、“迁流”四字,若泥于“楚囚”、“齐优”,以为放翁必有所指,反失诗意。
颔联诗人借景鸣心中的不平。黄州位于长江中游,三国争雄之地。杜甫诗:“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八阵图》)颔联出句,即借用杜诗。此句“英雄”,似可指已被长江巨浪淘尽的三国风流人物。但放翁之意,本不在怀古,故此“英雄”实是自道。其恨,正是上联所言“局促”、“迁流”之恨,是岁月蹉跎、壮志未酬之恨。颔联对句从李贺诗“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中化出。人虽多情,天意无私。衰兰送客,秋草迎人,于人倍增伤感,于天却是时之当然。而天之无情,又正衬托出人心之不平。此联文约意深,笔力绝高。
颈联续上联,借眼前之景,反复致意“英雄”之恨。那万里入蜀的羁旅之愁,韶华易逝壮志难酬之恨,使作者双鬓频添银丝。孤舟秋日过黄州,两岸秋声不断,秋草衰萎,霜木知秋疏染,令作者感慨无限。万里羁愁,直接点明“英雄”之恨;频添白发,又与草木摇落相映;一帆寒日,对照两岸秋声;黄州城下,点出兴感之地。放翁于此时、此地、此景,总是无限感慨,不能不吐,但又不欲畅言,故但借眼前景象,反复致意。中间两联,虽所写情景相似,但笔法错综,变化无端。
尾联诗人借景感事言志。赤壁尚在,但英雄不可再世,古战场已成旧址,万事尽付东流,世事成败不足道,因而作者认为“生子不须似仲谋”了。此联中诗人借赤壁陈迹感叹朝廷偏安半壁,强敌入侵,思无英雄与敌抗衡,自己虽似仲谋,志在恢复失地,驱逐强敌,但又得不到不思振作小朝廷的重用,还放外任万里之外的蜀地。只有提笔狂书,遂豪情壮志形诸于诗篇了。长江、汉水流域,有赤壁多处。苏轼谪官黄州,误信其地传说,言“簧周西山簏,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数游其地,作赋填词,语意高妙,堪称古今绝唱。黄州赤壁,却因苏轼之故,声名大振。后人过黄州遂思赤壁,见痴壁又必追忆昔日英雄。特别在偏安半壁,强敌入犯之时,更是思英雄再世,与敌抗衡。放翁于此,却偏道赤壁已成陈迹,万事尽赴东流,世事成败,又何足道,生子何须定似仲谋。放翁一生,志在恢复失地,即使僵卧孤村,犹梦铁马,提笔狂书,思驱敌人,决不会出此消极之言。明王嗣奭评杜甫诗句“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皆尘埃”时“说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杜臆》)此诗末联,也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不平之鸣。
题为《黄州》,诗却非常专咏黄州;看似咏古之诗,实是伤感之作。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珅认为“理解此诗,不可拘泥于题目、文字,当于词意凄怆之处,识其激愤之情;于笔力横绝之处,求其不平之气;于音节顿挫之处,听其深沉之慨。 放翁越人,万里赴蜀,苦为微官所缚,局促如辕下驹。”陆游抒写爱国热情的诗篇,有的高亢激昂,一泻千里,有的则悲痛低沉,哀惋悱恻。这首七律基调低沉,是后一类型的代表。
此词上片是“追昔”。作者的抗金生涯开始于金主完颜亮发动南侵时期,词亦从此写起。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常在秋高马肥的时节南犯中原,“胡骑猎清秋”即指完颜亮1161年率军南侵事。前一句“落日塞尘起”是先造气氛。从意象看:战尘遮天,本来无光的落日,便显得更其惨淡。准确渲染出敌寇甚嚣尘上的气焰。紧接二句则写宋方抗金部队坚守大江。以“汉家”与“胡骑”对举,自然造成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战争气氛。写对方行动以“起”、“猎”等字,是属于动态的;写宋方部署以“列”、“耸”等字,偏于静态的。相形之下,益见前者嚣张,后者镇定。“组练十万”、“列舰”“层楼”,均极形宋军阵容严整盛大,有一种必势的信心与气势。前四句对比有力,烘托出两军对垒的紧张气氛,同时也使人感觉正义战争前途光明,以下三句进一步回忆当年完颜亮南进溃败被杀事。完颜亮南侵期间,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军事上屡受挫折,士气动摇军心离散。当完颜亮迫令金军三日内渡江南下时,被部下所杀,这场战争就此结束。
“谁道投鞭飞渡”三句即书其事。句中隐含三个典故:《晋书·符坚载记》载前秦苻坚率大军南侵东晋,曾不可一世地说“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结果一败涂地,丧师北还。《史记·匈奴传》载匈奴头曼单于之太子冒顿作鸣镝(即“鸣髇”,响箭),命令部下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后在一次出猎时,冒顿以鸣镝射头曼,他的部下也跟着发箭,头曼遂被射杀。“佛狸”,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他南侵中原受挫,被太监所杀,作者融此三事以写完颜亮发动南侵,但丧于内乱,事与愿违的史实,不仅切贴,三事连用,更觉有化用自然之妙。宋朝军民,军容严整同仇敌忾而金国外强中干且有“离合之衅”可乘,这正是恢复河山的大好时机。当年,作者二十出头以义军掌书记策马南来,使义军与南宋政府取得联系,希望协同作战,大举反击。“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正是作者当年飒爽英姿的写照。苏秦字“季子”,乃战国时著名策士,以合纵游说诸候佩而后佩六国相印。他年轻时曾穿黑貂裘“西入秦。作者以”季子“自拟乃是突出自己以天下为已任的少年锐进之气。于是,在战争风云的时代背景上,这样一个“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的少年英雄,义气风发,虎虎有生气,与下片搔白首而长吟的今“我”判若两人。
过片笔锋所及转为“抚今”。上片结句才说到“年少”,这里却继以“今老矣”一声长叹,其间掠过了近二十年的时间跨度。老少,对比强烈叹中之愁闷顿显突出。这里的叹老又不同一般文人叹老嗟卑的心理,而是类乎“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属于深忧时不我待、老大无成的志士之愁苦。南渡以来,作者长期被投闲置散,志不得伸,此时翘首西北,“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真有不胜今昔有别之感。
过片三短句,情绪够悲怆的,似乎就要言及政局国事,但是“欲说还休”。接下来只讲对来日的安排,分两层。第一层说自己,因为倦于宦游,想要归隐田无,植橘置产。三国时吴丹阳太守李衡在龙阳县汜洲种柑橘,临死时对儿子说:“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见《三国志》)颇具风趣又故意模仿一种善治产业、谋衣食的精明人口吻。只要联想作者“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的词句,不难体味这里隐含的无奈、自嘲及悲愤的复杂情绪。作者一心为国,希望能效力沙场,而朝廷无能、力不能伸,想解甲而去但终心系祖国,说“欲去”而而又不忍去,正表现出作者内心的矛盾。为将来打算第二层是劝友人。杨济翁原唱云:“忽醒然,成感慨,望神州。可怜报国无路,空白一分头。都把平生意气,只做如今憔悴,岁晚若为谋?”其彷徨无奈可谓与弃疾相通。作者故而劝道:“您们二位(二客)乃东南名流,腹藏万卷,胸怀大志,自不应打算像我一样归隐。但有一言还想与君等商议一下:且莫效李广那样南山习射,只可取‘富民侯’谋个安逸轻闲。”《史记·李将军列传》载,李广曾“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汉书·食货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李广生不逢高祖之世,空有一身武力,未得封侯,而“富民侯”却能不以战功而取。二句暗指朝廷“偃武修文”。放弃北伐,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其意不言自明。要之,无论说自己“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也好,劝友人“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也好,都属激愤语。如果说前一层讲得较好平淡隐忍,后一层“莫射”“直觅”云云,语意则相当激烈。分两步走,便把一腔愤懑不满尽情发泄出来。
此词上阕颇类英雄史诗的开端,然而其雄壮气势到后半却陡然一转,反添落寞之感,通过这种跳跃性很强的分片,有力表现出作者失意和对时政不满而更多无奈气愤的心情。下片写壮志销磨,全推在“今老矣”三字上,行文腾挪,用意含蓄,个中酸楚愤激,耐人寻味,愤语、反语的运用,也有强化感情色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