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此诗前二章以鸳鸯起兴，后二章以马起兴。鸳鸯是成双成对的鸟，马和亲迎之礼有关，故可以认为这是一首同婚姻有关的诗歌。前二章赞美男女双方才貌匹配，爱情忠贞；后二章祝福其生活富足美满。

　　此诗一、二章以鸳鸯匹鸟兴夫妇爱慕之情。两章描绘了一对五彩缤纷的鸳鸯，拍动着羽毛绚丽的翅膀，双双飞翔在辽阔的天空，雌雄相伴，两情相依，情有独钟，心有所许，多么美妙的时刻，多么美好的图画！在遭到捕猎的危险时刻，仍然成双成对，忠贞不渝，并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从同甘到共苦两种境遇的转变，进一步展现了鸳鸯高洁的品格，挖掘了鸳鸯的典型的独特的禀性，较好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为后面对人物的抒写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第二章中，诗人抓住鸳鸯小憩时的一个细节，描摹入微，观察至细。在芳草萋萋的小坝上，一对鸳鸯相依相偎，红艳的嘴巴插入左边的翅膀，闭目养神，恬静悠闲，如一幅明丽淡雅的江南水墨风景图，满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深深眷恋与无限追求。这二章一动一静，描摹毕肖，既是对今后婚姻生活的象征性写照，也是对婚姻的主观要求和美好希望。生活之中，欢乐与痛苦必然并存，既有甜蜜的欣悦，也有凄苦的哀愁，但只要双方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苦乐之中就都有幸福在，即无所畏惧。诗人以鸳鸯比喻夫妻，贴切自然，易于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其形象逐渐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原型，为后世所普遍接受。

　　诗的第三、四章以摧秣乘马，兴结婚亲迎之礼，充满了对婚后生活的美好憧憬。抓住迎亲所用的厩中肥马这一典型细节，引发人对婚礼情景的丰富联想：隆重、热烈、喜庆；并且厩有肥马也反映着生活的富足。这都含蓄地暗示了婚姻美好的客观条件：男女般配，郎才女貌，感情专一，家产丰裕；反映了诗人的婚姻价值观念，也是对理想人生、美好人生的由衷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