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沂孙的艺术风格特长在于咏物。他借用前人诗句,略加点染,榴花风貌就历历在目。把哀感也融入新鲜的审美感中。全词表意清楚,用古事和前人词诗,能消弥其于无痕,这种艺术写法,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玉局歌残,金陵句绝,年年负却熏风”,起笔之处就点出了榴花,并说从苏轼、王安石咏柳花诗词后,便没有续响,任榴花自开自落,年年辜负了夏日熏风。玉局指苏轼。苏轼曾因反“新政”反被贬至海南岛。微宗即位后,他遇赦而还。后被任为提举玉局观,因而后人或称之为苏玉局。他的《贺新凉·夏景》后片,就是写榴花的:“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另一首《南歌子·暮春》,气象更为宏美,词是:“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惟见石榴新蕊一枝开。冰簟堆云髻,金尊滟玉醅。绿阴青子莫相催。留取红巾千点照池台。”“金陵”是指王安石,因其晚年家住金陵而称之。《王直方诗话》有句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谓翰林苑有一枝石榴,叶长而花独一。这段讲述自从苏、王二人赋咏榴花诗词后,后来再无续响,花自落水空流,夏日熏风皆辜负。但是王沂孙感到诗词家久没有这样的描写了,让石榴花寂寞冷落,辜负了初夏时光。这三句既点出了榴花,又已有今昔盛衰哀感。
“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朱熹《榴花》诗云:“窈窕安榴花,乃是西邻村。坠萼可怜人,风吹落幽户。”“坠萼”、“却红”意谓盛后将谢光景,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前度绿阴载酒,枝头色比舞裙同”。这里暗用唐人万楚《五日观妓》“裙红妒杀石榴花”句意。红裙即石榴裙,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诗:“日照石榴裙。”这样就点出石榴花来,并讲它可以同石榴裙媲美。由昔及今,由他人及己,续写对榴花的欣赏。说:“何须拟,蜡珠作蒂,缃彩成丛。”笔力顿挫,反衬石榴花之好。温庭筠《海榴》诗:“蜡珠攒作蒂,缃彩剪成丛。”这里一反温氏之诗意。这里用缃彩花树作比。六朝唐宋立日春剪彩为花,曾有诗云:“白雪剪花朱蜡蒂”。词人认为榴花艳似舞裙,更不须用剪缃彩作的假花相比。
“谁家旧家殿阁”之下由一般榴花突然写到旧时宫殿榴花,他却是据唐朝故事写的。《洪氏杂俎》说杨贵妃曾在骊山遍种石榴。“谁在旧家殿阁?自太真仙去,扫地春空。”借唐玄宗去蜀,贵妃马嵬自缢事,而暗喻宋王朝德佑之难后亡国之事。王沂孙身历亡国情境,借古今兴亡国辙迹,这几句话是假借石榴话古,实则伤今。“朱幡护取,如今应误花工”,典出《西阳杂俎·支诺皋下》。唐玄宗天宝年间,有处士崔玄者在洛阳居住。有一个叫阿措的女郎告诉他:“各位女伴都住在花囿中,每次都被恶风所挠。崔玄依其言,在苑中立了一个朱幡。在东风振地时,苑中繁花无损。石阿措即安石榴。众女伴都是花精。词引入此故事,是说而今却再无花工设幡来护惜石榴。
“颠倒绛英满径,想无车马到山中”由宫中榴花转写山中榴花。这二句,是融化韩愈《榴花》诗“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的诗意,诗中有很浓的山野情趣。写榴花花开花落,无仕女到山里看花。从而赋予榴花以清新洒脱的品格。“西风后,尚余数点,犹胜春浓”三句作结,借“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意,反映了榴花的自然美,不因西风而减,反胜过“五月榴花照眼明”时,表现词人欣赏榴花并不在于一片繁红。结尾从榴花由盛转凋着眼这就和上阕“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何须拟,蜡珠作蒂,湘彩成丛”等句,互相照应,这里自有一种高贵的品格蕴含其中,歌咏了亡国后逸人高士的高贵品质。
这首咏榴花的词,王沂孙自然流露的是对榴花的鉴赏。词中正面描绘很少,而是用前人咏榴花的诗词和种榴故事来烘托出榴花的美。
这首词写征人思家的心情。开篇一个“断”字一个“无”字将征人漂泊恍惚、没有着落的心态凸现出来了。继而视点由山水转至庭院阶前。词人抓住一个“情”字,落笔处皆是体量对方的宽慰,由自己的思家情重想到妻子的刻骨思念,因而劝慰道“落花须自扫”,寄托了希望对方刚强自持的关切,更有“莫更伤春,同是恹恹多病人”的劝慰,将自己与闺中人摆在相同的位置,同样的多病相思。全词像一封平常家信,但由于情真意长故十分感人。
首先,在主题上仍旧是伤春怀人。伤春题材的诗词是传统诗词主题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写伤春的甚至比悲秋还要多,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陆游《豆叶黄》“一春常是雨和风,风雨晴时春已空”,等等。纳兰容若这首在对伤春这一风格的继承上有他自己的特点。他说“莫更伤春”,他用不伤春来表现自己的伤春,他要走出伤春的情节,然而始终又没能走出,只能是嘴巴上的一句话罢了。试想,他自己能不伤春么,他所思念的恋人能不伤春么。春的事实摆在面前,如同离别一样真实,不伤春,情何以堪。
这首词结构上很有其特色,使用了对话式的结构。全词分上下片,在一首词中创造了异空间中妻子和自己进行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由词人自己去把握,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情感主题两方面的思念,并用对话来缓和由于空间差距造成的交流矛盾。
上片是从妻子的角度来说的。断魂飘忽无定,思量无限,万水千山,天涯海角,伊人何处去,为何一点音信也没有,一纸信笺也没来,整日独立东风,春风吹来,枝叶又绿。
下片是从自己角度来说的,承上对前面的妻子抱怨似的语言进行回答,似乎是在异空间中进行对话似的。怀想故园,想来春色正好,满园浓郁正春风,此时此刻,多想给你一封信啊,我要告诉你,去年一同赏花,一同看春华凋零,一同扫去那谢落满地的花,一同葬花,可惜今年,只你一人,独自赏花,独自面对花的凋零,最后一人扫去满地残红。这何等残忍,何等伤心,我又怎能提笔,如何给你这样的一封信呢。不要再伤春了,春去春又回,春色年年再,不能同在固可惜,你我同是天涯伤心客,同患相思疾。
无论如何,这种对话都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只是词人由于思恋太深而导致的情感爆发。词人无论怎么“解释”,在家中的恋人都不能听见,所以也不会“原谅”他,而这一点是纳兰容若自己也清楚的。所以说这首词的情感基调还是悲哀伤感的。
对话体的结构是这首词的典型特征,词人通过对话形式表达两地相思,事实则是表达了自己对妻子一片的深情。这首词上片立足于妻子的“问”,下片立足于自己的“答”,问答两方面中交点在于自己这一方面,主要是抒发自己对妻子的爱情以及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下的无奈,情感是悲伤、灰色的。
这首诗前三句平平,诗人说自己已经抛开了书籍很久了,腰束干粮袋四处奔波,加上路途上蚊子和苍蝇之扰,其实也无法读书,但他毕竟是一条书蛀虫,读书是他前世欠下的债,为了还这个债,——于是,结句“黄河浪里读书灯”就跳出了!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到过黄河的人们,谁能不被它九曲横空、万浪啸天的气势和力量所震摄?它那狂放无羁的暴烈和雄奇,也似乎只有同样狂放无羁的诗仙李折,才足以挥动如椽巨笔,为之写照传神——“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这就是李白描摹过的那水来“天上”,波颠万里的壮奇黄河。
而今,正是从这一派震荡天地的黄河浪影里,驶出了一艘傲岸不驯的行船,时令正当秋夜,水天一片迷蒙。但在波涌浪叠的船窗前,却可见到我们的诗人宋琬,正须髯飘飘,就着高烧的烛灯,执卷诵读!
倘若这是在庐峰月下,对茅窗孤灯,聆松涛千仞,那境界一定将格外清美幽渺吧?倘若这是在西子湖畔,仰修竹千竿,听游鱼唼喋,于执卷吟赏之际,也一定会更添几分韵致吧?但“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句,却把这“读书”的背景,转换在了壮奇雄阔的浪涛之间,而且是在烛照浪影的舱间“灯”下,那境界又岂是上述这境所可比拟?
此刻的舱中当然也是幽清的。幽清得连一只令人憎厌的蚊子苍蝇都没有。然而这幽清,又是以何其惊心动魄的舱外之景为陪衬的啊:浩荡的黄河在夜天下狂暴喧腾;荧荧的船火,还可照见一阵又一阵掀天浊浪崩裂眼前;涛声隆隆,如疾雷碾过船之两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突然推出挑灯抚髯,执卷而诵的诗人近景,那气度和仪态,该带有怎样一种睥睨古今、笑傲万浪的沉静和潇洒!
如果说“黄河浪”所蕴含的,是极大的动荡之境;那么“读书灯”所显示的,则是迥然相异的静谧之境。这两者本来很难相容,诗人却以身临的浪舟读书之兴,将它们奇妙地组接在了一句诗中。大“动”与大“静”由此相反相成,雄奇的“黄河”夜浪之涌,与潇洒的诗人“读书”身影,由此相叠相钱,辉耀了整首诗行。一个为前人不到的崭新诗境,在行舟黄河的诗人宋琬笔底,就这样兴象峥嵘的创生了!
这诗境的创生虽说出于偶然,却是宋琬悲苦生涯中哀愤之情的必然触发。倘若不是在顺治七年、康熙元年“两度系狱”,饱尝过宦海沉浮的险恶“风涛”;倘若不是憎恶于“白鸟(蚊子)苍蝇”式谗人的陷害,厌倦于“久抛青简束行幐”的仕途奔波,而向往着一种放浪无羁的自由生活——那么,宋琬又怎么会觉得,黄河的“掀天浊浪”,并不比“人间”的风涛险恶?又怎么会激发在“黄河浪”中化身“蠧鱼”,挑灯诵书而一“酬夙债”的豪兴?
由此反观此诗之前三句,你便不会因为它们的吐语平平而以为无足轻重了——其实,“久抛青简束行幐”之卑陋,“白鸟苍蝇甚可憎”之烦嚣,恰都是运笔上的一种铺垫和反衬。它们之存在正是为了在结句中造成诗情的巨大逆转,以翻出一个之与截然不同的人生境界。有了这卑陋和烦嚣的反衬,“黄河浪里读书灯”之境,便愈加见得雄奇潇洒,超世脱俗,而令你无限神往了。
此诗起首二句就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从中固然可以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它却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家乡人民克服困难的殷般期待,以及毛泽东藐视困难欲战而胜之的坚强意志。古代湖南盛产木芙蓉,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一般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中“芙蓉国”的出典。但中有一首诗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我以为,娴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它。
因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既寄寓了他的怀乡念旧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于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的明天的展望。如前所述,这首诗是对古典诗歌中友情诗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古人写友情时视野毕竟有限,格局有的比较狭窄,常常限于个人的天地之间,如明代邢昉的“胸前千斛泪如澜,为不逢君未可弹。何日尽情拼一哭,两人相对却成欢”(《寄吴见未》),如明代顾起元的“与君相见倍相亲,忽漫分携更怆神。此夜高歌在燕市,不知肝胆向何人”(《送顾考敷南还》)等等,均是如此。而毛泽东的《答友人》与它们比较起来,不仅可见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而且可见毛泽东作品境界之高远。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