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十年不上野鸥猜”。钓鱼台,即浙江富春江畔名隐士严子陵之钓鱼台。“野鸥猜”,典出《列子·皇帝》:“海上之人有好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此典本说人若有世俗机巧之心,鸥鸟则不肯与之做伴。此句有自愧之意,自己为了生活,长期寄身官场潜规则的想法,不如酸斋清俊脱俗。“白云来往青山在,对酒开怀”。今日终于重上钓鱼台,只见白云悠悠,青山隐隐,忍不住开怀畅饮。“欠伊周济世才,犯刘阮贪杯戒,还李杜吟诗债。”畅饮过后,张可久审视平生,觉得自己俗心未绝,尚称不上真正的隐士。扪心自问,自己尽管长期寄身官场之中,却并无伊尹、周公那样的安邦济世之才;尽管喜欢饮酒,却又不如刘伶、阮籍那样忘情;尽管终生填词作曲,但那些“清词丽句”早被李白、杜甫用完了,自己仅能拾其牙慧、替其还“债”而已。这三句的“自我检讨”,看似自嘲意味甚浓,实则暴露了张可久内心深处说不出来的酸楚:回首人生,竟无一事可引以自得!
“晚归来,西湖山上野猿哀”。猿啼,声噭噭,又高又急,似哭似号,为哀音。郦道元《三峡》:“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西湖山上,野猿哀啼,声音急切,唤我归去。“二十年多少风流怪,花落花开。”二十年来,多少风流人物辈出。但时间兀自向前,不论是谁,都如花落花开般消长,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因此,生命从来无须固执。“望云霄拜将台。袖星斗安邦策,破烟月迷魂寨。”然而,当目光转向那高耸入云的中兴名将拜将台时,终难抑制内心充溢的壮志。星汉灿烂,皆藏我袖;安邦妙策,皆著我心;而那烟花风月迷魂寨,能奈我何!“酸斋笑我”,酸斋早已体会到退隐之乐,看到我此时既羡慕又扭捏的样子,心领神会,故而不免“笑我”。“我笑酸斋”,这个“笑”字里隐含的情感很复杂。它既是一种畅快的笑,自己受酸斋影响,欲步酸斋之后,自然也就笑出声来。它又是一种羡慕的笑,有多少人能像酸斋那样无忧生活,顺应自己的内心做自己欢喜的事呢?它还是一种含而不露的苦笑,自由是酸斋的,我什么都没有,还必须为了生活继续在宦海淹留。“我笑酸斋”张可久只在笑。不着一言,却胜千书。
这首诗的题目就叫《夜宴谣》,可想而知,是写唐时那种“醉酒歌舞”的夜生活的。王国安先生在《温飞卿诗集》前言里介绍说:
“一般说来,温庭筠的诗好用浓艳的词藻,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存在比较浓厚的形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他的乐府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一段话,在黄子云的《野鸿诗的》中也曾说过:
“飞卿古诗与义山近体相埒,题既无谓,诗亦荒谬;若不论义理而只取姿态,则可矣。”
这样的论点,早成了正统的共识。许多评论者大都是把温庭筠当作一个唯美派的形式主义者,而认为他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不健康的,有的甚至说成是淫秽腐朽的。王安国先生接着说:
“本来在中唐时期,由于白居易的倡导,诗人们‘缘事而发’,竞相创作新乐府,指摘时弊,反映现实,这种良好的风气,在晚唐作家中并未消失。但是温庭筠的乐府诗,反映社会现实较少,而刻意追求的是形式的华美,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充满了珠光宝气、脂粉香泽。他的一部分五七律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这种浮艳轻靡的诗风,是和他长期出入歌场舞榭的放荡生活分不开的。”
很明显,在王国安先生看来,从新乐府来说,是晚唐不及中唐,而温庭筠又是晚唐中之最不济事者。
其实,这恐怕是误解,或者竟是偏见。艺术上的繁复,是成熟的表现;不能以直白粗放为进步,而以艳丽多姿为堕落。单瓣的原菊,当朴素的黄星洒满山峦的时候,也许是秋色宜人的,论野趣可;然于“花”,终少了几许姿色。如果把这满山的黄花,尽换作后人在原菊的基础上用心血和智慧培育出来的、成百上千的名菊,如“主帅红旗”、“西施洗发”、“黄海秋月”、“碧水长天”,还有什么“绿牡丹”、“碧玉簪”等等,等等(仅此名目,就足令人心醉),则那整个大自然都将是充溢着美的发现,使人每见一枝,都大为惊叹,留连忘返,则是比单一的黄花,一目了然,有着更多的情趣和风韵。诗,和所有的艺术一样,也应当如此。就以王先生夸许的白居易的著名的新乐府而论,“满面灰尘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刻画一位烧炭老人,形象当然是鲜明的,诗人的“苦宫市”之情也是明白的。然而,对于统治阶级的揭露,实事求是地说,绝像是一篇新闻报导,毕竟不耐读。原因就在于欠了点韵味和深度。这也难怪,因为正如他自己说的:“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而已。他原本就是写给皇帝看的,所以他只能如此。当然,作为一种写法,原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把它抬得太高,以为只此才是好诗,就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不知“百花齐放”为何物了。毛泽东在总结了唐宋诗的规律以后,指出来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可见用形象思维的诗人,也不能就说比散文化的诗人为低。聪明的说法是:都是时代的花朵,各有各的时代赋予他们的特色。
温庭筠这位艺术家的特色,也就是他倒霉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诗词,几乎是很少用散文式的语言的,绝少直抒胸臆。他只习惯于用形象说话。他的诗艺高超之处,可以这样说,他仿佛早在一千多年以前,就懂得了迟至今日才在电影美学里为电影大师们所掌握的蒙太奇。他只是在逻辑思维的“经”上,去突出作为“纬”而显现的形象,让织出的艳丽的花纹把经掩盖起来,让这些看似跳跃性很大、甚至不大相关的景象,通过它们的分切组合,而显示出作品的意蕴。这种手法即令当初在电影里,也曾经使人大惊小怪的,更何况他早在一千多年前的诗里就出现了。所以说他是形式主义的,虽不合乎事实,但也就是可以谅解的了。就以王先生认为“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的这首《夜宴谣》为例,读着它,让人仿佛感到在这丑恶的现实之中,有一颗能于别人的笑闹中见到泪光的伟大的心,正在因别人的痛苦而颤栗。当然,这是要读者自己去体会,而不是他直接告诉读者的。可见批评,固在衡人,其实也是在称量自己。不能从华丽的外饰下区分出善良和丑恶、伟大和猥琐,而一概认为华丽即放荡,这样草率地断言别人为形式主义,恰好证明这个批评本身,倒真是形式主义的了。
《夜宴谣》不仅形式华美,思想内容也是深刻的。只是它不像《卖炭翁》那样,将要表达的思想明摆在了外面,而就是要人从他的形式后面去细心地探求。这大约是时代到了晚唐,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那种能容纳“补时阙”的胆略,也随之逐渐地衰落了之故。是以这才产生了“温李”这样华丽而隐晦的作品。学者们既在政治和经济上划分出中唐和晚唐,却要求这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风格一致,这本身就已违反了历史的逻辑。其实晚唐的诗,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此诗一开头:“长钗坠发双蜻蜓,碧尽山斜开画屏。”它确实不如“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那样好懂。既然题目写的是“夜宴”,那当然,这儿写的“长钗”指的就是侍姬、歌妓、舞女。当满堂都是“虬须公子五侯客”时,特别是下面点明了这是天子的私宴时,则这些歌舞妓也就绝对不止一个。所以可以把这一句理解为这是一队队这样长钗、坠发,打扮得十分妖艳的绝色女子。能蓄有这样多的技艺高超的绝色妖姬之宫庭,其富贵自是不待言的了。所以胡仔说他善于写“富贵佳致”。这不是主观的代诗人设想,而是内在逻辑的必然联系。是以诗人在此只点到为止;这正是他的笔墨经济之处。如果根据诗人特地圈定的这些景物,把它们串联起来,这就像是电影镜头,一开始从一队队歌舞妓摇了过去,接着,镜头摇到了碧山,只见奇峰叠翠,飞瀑流湍。从脂粉的细腻,一下推到了丛山峻岭的雄奇。读者或许会奇怪:此处哪来如此峻美的山林幽谷?碧山尽了,原来是此处的偌大的画屏。画屏移开,这才出现了酒宴的情景。至此,读者不能不惊喜作者的艺术手法之新奇。在一开头的这一联里,居然悬念丛生,一波三折,遥遥写来,非常引人入胜。没有新奇感,那是谈不上艺术的。何况他这儿的新奇,原不是为了猎奇而节外生枝。它原本就是这儿的典型环境,只不过在介绍时,作了点波折,遂显得别致而已。
第二联:“虬须公子五侯客,一饮千钟如建瓴。”诗人采用了避实就虚,虚实结合的写法。前来赴宴的客人是要点明的,所以“虬须公子五侯客”,毫不含糊。因为不点明就不知他们身份的高贵。其实这宫廷的宴会,只不过是意在指出这就是上层社会的缩影。但他用一“客”字,又躲闪了开去。虬须,当是爱将;公子,是贵裔;而五侯,是借东汉的典故,借指专权的宦官。晚唐之季,宦官之祸到了无比严重的地步。《旧唐书·宦官传序》说:“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畜;蕃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所以温庭筠这样写,绝不会是无所指的。但他用“客”字推了开去,不露君臣的痕迹,以免刺激。但用主客以写君臣,这实际又是最大的刺激。虚虚实实,真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至于客有多少,酒宴如何丰盛,主客们又是如何放浪形骸之外,这在诗里都不好写,于是他采取实物变形的手法,仅用了一句“一饮千钟如建瓴”以尽之。钟,是圆形的大肚壶。“一饮千钟”,正如“白发三千丈”一样,虽实犹虚。因为既可以指他们豪兴方长,饮的酒多,一气可吞下千钟之酒。但也可以是指宾客之众,济济一堂,大家举起杯子时,那数不清的杯子,简直需千钟才斟得满。这儿的虚比实有更大的容量。既然一饮千钟,那倒酒之势,是会像雨从高高的屋脊倾泻而下那样的。这恰似现代电影中的主观镜头,他把倾下的千钟之酒,非常形象地化成了飞流直下的瀑布。则这表象虽虚,却又非常的质实。诗中深刻地写出了奢侈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它所揭露的,将比任何叙述的语言都更为丰富得多的。
看来“虬须公子五侯客”并非是诗人所属意的主人,是以于他们只是虚晃一枪,接着就用非常细腻的笔触,写下了歌姬舞妓的姿容:“鸾咽奼唱圆无节,眉敛湘烟袖回雪。”鸾凤和鸣,古时用来形容声音的美妙。奼,是美女。唐时眉饰有一种含烟眉。着一“湘”字,使人想到了屈原的“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的神态。美音和咽联系在一起,美容和愁联系在一起,使美而生愁,正如人们见着了西子捧心,那是非常容易动人恻隐的心弦。这一联,艺术效果是非常强烈的。当然,如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胡旋女》“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比起来,那以秾丽著称的温八叉,确实不及香山居士之风流酣畅。当她“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时,他这里的舞者和欣赏舞者,在感情上是很融洽的。虽然白居易意在“数唱此歌悟明主”,但对那可怜旋转得“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的舞女,诗人只是欣赏,却全无半点怜悯与同情。他的眼睛是向上看的。他的“指摘时弊”只不过是如鲁迅先生说的,意在招呼他的主子不要把袍子烧了而已。温庭筠这样的诗,看来他反映现实是较少的。他不是新闻报导,是以他看到的不是舞女们的“斗妙争能”,不是“曲终再拜”,而是歌女因哽咽而跑了调,舞女在疾旋时微皱着双眉。温庭筠是精通音律的,正如“曲有误,周郎顾”那样,她们细微的失误,都难逃他那敏锐的神经。然而,这里与音乐的悟性无关,他是用良心在感觉,他是出于伟大的同情,这才能在别人看来是“香衫袖窄裁”、“金丝蹙雾红衫薄”连范文澜先生都说她们“故作媚态,尤为淫靡”的时候,温庭筠看到的却是痛苦的悲咽和愁容。
体贴,也是要有生活基础的,不是平日深谙她们的痛苦,或者竟是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他不可能在欢乐的华林,偏偏有此悲凉之雾的感受。温庭筠只不过写出侍姬们因失去了人格的尊严,过着心灵屈辱生活的痛苦,没有直接去指摘那个社会,指责这种奢靡的生活,如白居易那样,明白的说“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其实白居易在这儿把舞妓和安禄山、杨贵妃等同了起来,姑不论拟于不伦,说穿了也不过是女人是祸水的老调,为唐明皇开脱而已。而温庭筠这里,虽只勾画了豪门夜宴中的这么两个细节,然而作家的进步倾向就寓于这细节之中了。他就是要给这样美妙的生活戳上一个窟窿,而不是弥补它,粉饰它。珠光宝气在他的笔下,无异是套在她们纯洁心灵上的枷锁,粉脂香泽,也不过是给尊严的人格涂上屈辱的标志。他写的是另一种现实。他是眼睛向下的。是以他看到的,不是至高无上的皇帝的脸色,而是压迫在最底层的妓女们的痛楚。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不仅写出了阶级的对立,甚至还写出了压迫的根源。写出了皇王贵族的欢乐,就是建立在她们的痛苦之上的。虽然他当年不可能懂得什么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如果没有反对晚唐这种没落统治的进步思想,是绝对不会与这些“虬须公子五侯客”在感情上是如此绝然对立的。仅这一点,他便远远胜过许多古人,也远远超过了白居易的乐府水平。这样具有鲜明立场的诗,不能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杰作,而硬要说成是什么“内容腐朽”,“无非是宫体的变形”,这是莫大的冤枉。他虽参加了夜宴,但感情却不同,能有如此用心,根本谈不上什么“放荡”。他不仅看到了这些女奴的痛苦,而且还有勇气在自己的乐府中为她们表达出来,根本不能说这是“形式主义”。当然,正是他的这种立场和表现,是要被封建的士大夫们说为“无行”的;他若“有行”,也就是和他们一个样了。然而对于今人,对于进步的评论家,由于立场的不同,不能和封建主义者同一个腔调。是以跟着前人而不加分析地说温庭筠是什么“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说他“描摹的是醉酒歌舞的奢靡生活”,是没有“反映现实”,没有“指摘时弊”,就未免有乏艺术的真知灼见了。
他正是出于对女奴的同情,因此对于她们的对立面——这里的主客们就不能不感到愤懑。他表面上把主人写得何等的殷勤好客,然而,实际上却正是在揭露他们的贪得无厌。“清夜恩情四座同,莫令沟水东西别。”他要使四座同恩,要作长夜之饮,甚至奢望他们这样的日子地久天长,真格有不散的筵席,好让这些公子王孙们永远陪伴着他,莫要像沟水那样作东西之别。主人的这种希望享尽人间富贵荣华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但既然他们的欢乐是建立在歌舞侍姬们的痛苦之上的,则这一对矛盾的结果,那就必然是:统治者愈长欢,她们的痛苦也就愈深沉。这种对于公子王孙们的“恩情”,就是加在她们头上的罪孽。统治者如此之尽情享乐,她们不得不歌喉裂,舞腰折,不可能如白居易说的那样“不知疲”。在温庭筠的笔下,她们正是心力交瘁的。他用了类似今天蒙太奇的隐喻手法,写出“亭亭蜡泪香珠残,暗露晓风罗幕寒。”当酒酣耳热之际,谁会因残烛而想到泪痕呢?谁又会因拂晓前的寒风而为他人感到了寒冷呢?这绝不会是“一饮千钟如建瓴”的座上客,而只有那些侍姬们的心境才会如此。所以这一联其实是写侍姬们的,但却是写诗人用心感觉到的。同一舞妓,在别人看来是香艳肉感,而他却看到了泪珠和战栗。这的确是巨大的思想差距。
世人一向以温庭筠同情妓女来鄙薄他,殊不知这恰恰使自己站在封建主的立场上去了。这正如《红楼梦》中贾政说的:这样演下去,“明日就要酿到弑君杀父”。而在贾宝玉看来,却是“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温庭筠正是如此。态度之不同,原本就是立场的不同。温庭筠在这儿反封建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
诗人巧妙地利用时空穿插,在这里补叙出主人的身份:“飘飘戟带俨相次,二十四枝龙画竿。”据《典略》载:“天子戟二十有四。”那么温庭筠在这里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的最高统治者了。他用典章制度形象地告诉了人们:原来这儿的主人就是天子,无怪乎是如此之豪华。这象征着天子之威仪的用金描着龙的戟竿,却滑稽地对着轻狂的醉汉;而那戟上显示雍容华贵的缎带,于歌舞妓的寒栗中飘动,构成了穆肃威严而又靡烂悲凉的意境。这真是晚唐极其鲜明而又深刻的写照。
全诗共四绝,他的叙述是采取交叉方式进行的。即在每一绝中,都是把歌舞妓和皇王贵戚们对比着写的,使人产生强烈的印象。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在每一绝中,又总是先在上联写歌舞妓,后在下联再写皇王贵族。这在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制度下,仅这失序就是大逆不道的。所以温庭筠终至没没以终,那倒是与他这种耿介拔俗的气节分不开的。他可以说是一个悲剧的性格。不在封建的没落中找正直,而也随同封建之陈辞烂调以贬抑之,这不能不是当代学者的耻辱。
最后一绝更妙。“裂管萦弦共繁曲,芳尊细浪倾春醁。高楼客散杏花多,脉脉新蟾如瞪目。”“裂管萦弦”,是歌舞者之悲辛;“芳尊细浪”见欢宴者之舒适。诗到这里有点小的变化:他用一联把妓女和主客的苦乐、既矛盾又相关的关系总在了一起,为夜宴作一小结。不像上三绝分两联写,而是并到一联里。但在写法上依然是先妓女而后皇王贵族,腾出下联来发感慨。不过他的感慨也特别,依然是形象而不是议论。是以末联最不好懂;然而也实在是深刻。
“高楼客散杏花多”,这里点明了时间,繁杏盛开,正是早春时候。新月已高,说明夜已深沉。所以身穿薄纱的歌舞妓们,要感到春寒料峭了。然而要说“客散杏花多”,是因为酒宴已散,王孙公子们各自要回府去了,各府的执事之众,此时皆燃起了灯笼火把,只见一片火光,顿时把个皇宫内苑照得一片通明。于是,原先苑内隐在蒙胧的月色之中的杏花,一下被照得分外的红了。他在另一首诗《走马楼三更曲》中曾这样写过:“玉皇夜入未央宫,长火千条照栖鸟。”黑夜中树上本来看不见的栖鸟,一下就被千条长火照见了,可为此诗的注脚。可见当时场面之大。他的艺术之特色,就在于他不说车马填闉,而偏要说灯红熔杏。这就既写出了客人的执事之多,排场之大,从而也突出了主人的庭院之闳美。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载:“白乐天集第十五卷《宴散诗》云:‘小宴追凉散,平桥步月迟。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残暑蝉催尽,新秋雁载来。将何迎睡兴,临睡举残杯。’此诗殊未睹富贵气象,第二联偶经晏文献公拈出,乃迥然不同。”晏殊之拈出第二联有富贵气的,正是温庭筠这里的意思。然而,白居易只不过直叙其事,而温庭筠则写出了光与人的视觉心理,更妙在他用漫画的笔法,勾勒出“脉脉新蟾如瞪目”,简洁地画上一个初出茅庐的月亮,见了这样豪华的场面,惊得目瞪口呆了。以此作结,这也就足够了。
他没有说月亮瞪目是为了什么,仍然留给大家去想;但这样并不等于他没有说。月亮惊大了眼睛,这形象就是很新奇而意义又非常含蓄隽永的。比僧本真的“夸道客衙好灯火,不知浑尔点膏脂”浑成多了。有意义的是:嫦娥本来是为了长生不老才逃进月宫里去的,然而在诗人笔下,月亮的寿命居然只有三十天;从朔而望,从望而晦,一月一个新月亮。是以刚见世面的“新”蟾,是那样的幼稚,乍一见到这个场面,竟傻了眼;则此处之富丽真足以羞月,使嫦娥也感到了月宫的寒酸。神仙尚且如此,世人的惊讶当然更甚。其实,写神仙的幼稚无知,正是写人间的腐败已到了人神共怒的地步。他只是不用这样叙述的笔法,而采用形象的寓意罢了。那么诗人在这极度的夸饰之中,也是寓有严于斧钺的批判的。
这就是温庭筠。如果说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一幅色彩对比非常鲜明的油画,它以逼真见长,然而也就见画而止。那么温庭筠的这个结尾,就是一幅更饶讽刺意味的漫画。让月亮对着朱门宴散的情景而瞠目相向,这极其富于艺术的讽剌趣味。如此清新幽默,则不是“宫体”所限制得了的。
全诗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他出任永嘉太守的矛盾心情,懊悔自己既不能像潜藏的虬那样安然退隐,又不可能像高飞的鸿那样声震四方,建功立业。第二层写他在病中临窗远眺。第三层写他的思归之情。
前八句为第一层,主要写官场失意后的不满与当时矛盾的处境。魏晋南朝时代权力斗争激烈,仕途风波险恶,因此士族文人既有进取之志,又有企羡隐逸之心,而诗人所面临的,却是两者俱无所得的困境。诗一开头即由此下笔:“潜虬”一句喻深藏不露、孤高自赏的生活,“飞鸿”一句喻奋进高飞、声名动世的境界;下面两句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自己都不能做到,深感惭傀。四句中,第三句紧接第二句,第四句远承第一句,诗意连贯而有变化。以上四句用形象的比喻写出自己的困境,但为何会这样,并未交代清楚,所以又有后四句把前四句加以落实。“进德”谓进取功业,施恩德于世人,与“飞鸿”一句相应。——但虽有此志,却是才智不及。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耿直守正,乃至受人陷害。“退耕”谓退隐田园,以耕作自资,与“潜虬”一句相应。——但徒怀此愿,却是力所未能。以谢氏的富有,当然谈不上“退耕力不任”的问题。这句实际的意思,是说自己颇有退隐之心,只是为形势所格,无法实现。因为当时谢灵运如果拒绝赴任,就是公开表示与当权者对抗,极可能招致更大麻烦。下面进一步写自己于无奈中来到这偏僻的海隅,入冬后久卧病床,所对唯有萧索枯瑟之空林。全诗由虚入实,由远及近,气氛渐渐降到最低点。
自“衾枕”以下八句为第二层,写登楼所见满目春色。“衾枕昧节候”紧承前一句”卧疴对空林”而来,写卧病中不知不觉,已是冬去春来,同时自然而然引出下旬“褰开暂窥临”。“暂”谓短时间,有抱病强起之意。“倾耳”、“举目”两句,写出诗人对自然风光的极度喜爱。池塘水波轻拍,在倾耳细听之际,令人虑澄意解;远山参差耸立,于放眼遥望之中,使人心旷神怡。眼前是一派景色:“初景”即新春的阳光,正在革除“绪风”即残冬的余风,“新阳”即春代替了“故阴”即冬的统治。“初景”、“新阳”写出总体的感受,是虚笔,下面“池塘”、“园柳”两句,转为近景的具体描绘。“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是谢诗中最著名的诗句之一,曾引起很多人的赞赏,甚至引出一些带有神秘性的传说。但也有人提出:这二句实在很平常,没有什么可夸耀的。究竟应如何看待,颇可稍加分析。
看起来,这一联诗(特别是前一句)确实很平常,毫无锤炼之功,所写景色亦并无特别之处.但应该注意到,它很好地表现了初春之特征及诗人当时的心情。池塘周围(尤其是向阳处)的草,因为得池水滋润,又有坡地挡住寒风,故复苏得早,生长得快,其青青之色也特别的鲜嫩,有欣欣向荣的生气。但它委实太平常,一般人都注意不到。谢灵运久病初起,这平时不太引人注意的景色突然触动了他,使之感受到春天万物勃发的生机,于是很自然地得到这一清新之句。“园柳变鸣禽”,写柳枝上已有刚刚迁徙来的鸟儿在鸣叫,这同样是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变化。两句诗表现了诗人敏锐的感觉,以及忧郁的心情在春的节律中发生的振荡。再有,宋初诗坛,以谢灵运其人为代表,有一种追求佳句的风气,而通常的佳句,都以反复雕琢、精于刻画取胜。在这样的风气中,此种自然生动而富有韵味的诗句,更显得特出。总之,放在特定的文学环境和具体的诗篇之中来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的确不失为佳句,单独抽出来加以评论,就没有多少意义了。从全诗来看,写到这里,情绪渐渐转向开朗欣喜的暖色调。
第二层是全诗最精彩的部份。诗人在病榻上度过了一个冬天,现已是初春时节了。他凭窗而坐,倾耳细听远处波涛拍岸之声;举目远望群山起伏之影。而近处所见的景致则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人从冬去春回的众多景象中选择了一个细小而典型的镜头:不知不觉间楼外枯草瑟瑟的池塘里竟然春草繁生了;小园垂柳丛中禽鸟鸣声也已变换。正是从池塘小园的变化中,久病的诗人突然意识到,外面已是一派浓郁的春意。这里写景,有声有色,远近交错,充满了蓬勃生气。“池塘”二句为历来诗论家交口赞赏。它的妙处就在于自然清新,不假绳削。
最后六句为第三层。开头两句由登楼观春联想到古代描写春景的诗,借用典故表示自己的感慨,情绪又转向感伤。“祁祁伤豳歌”的“豳歌”,指《诗经·豳风·七月》一篇,诗中有“采蘩祁祁”等描写春景之句。“伤豳歌”,按照《毛诗序》《诗谱》等传统的解释,《七月》是周公在遭受流言、出居东都以避谗害时作的,谢灵运用此典故,带有暗喻的意思。“萋萋感楚吟”的“楚吟”,指《楚辞·招隐士》一篇,其中有“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所谓“感楚吟”,是说有感于隐士的生活。这两句回复到第一层的内容,但并非单纯的重复,而是表示要从困窘的处境中摆脱出来,决心走隐居的道路。接着“索居”“离群”两句,写隐居生活令人难以接受的一面,意思是:离群索居的生活,使人容易感到岁月漫长,枯索无味,难以安心。这两句从诗意上说,是指一般人的想法,并非说自己。但在潜在心理上,这种被否定的想法,也隐约透露了他自己的某种疑虑。谢灵运出身华胄,为世人所重,且骄纵自负,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对于他确非易事。但不管怎祥,他归隐的决心已下。全诗结束两句说:“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无闷”语出《周易·乾卦》,意谓大德之人,避世而无所烦忧。这两句意思是:坚持节操岂止古人能够做到,《周易》所谓“遁世无闷”在今人身上同样可以得到征验!这样,诗的情绪便从进退维谷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以高亢的声调收结全篇。也就在这大约半年之后,谢灵运终于称疾辞职,归隐到始宁的祖居。
在这首诗中,诗人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郁闷,或是比兴,用虬和鸿的进退得所来说明自己进退失据;或是直抒胸臆,诉说独居异乡的孤苦;或是以景写情,用生趣盎然的江南春景,来衬托诗人内心的抑郁。
此诗以登池上楼为中心,抒发了种种复杂的情绪。这里有孤芳自赏的情调,政治失意的牢骚,进退不得的苦闷,对政敌含而不露的怨愤,归隐的志趣等等,虽然语言颇觉隐晦,却是真实地表现了内心活动的过程。诗中写景部分与抒情结合得相当密切,并且成为诗中情绪变化的枢纽。对景物的描绘,也体现出诗人对自然的喜爱和敏感,而这正是他能够开创山水诗一派的条件。只是,语言过于深奥、句式缺少变化,因求对仗而造成某些重复,也是显著的弱点。这些都有待于诗歌的发展来纠正。
这首诗,以女性的口吻抒写爱情心理,在悲伤、痛苦之中,寓有灼热的渴望和坚忍的执着精神,感情境界深微绵邈,极为丰富。
开头两句,写爱情的不幸遭遇和抒情主人公的心境:由于受到某种力量的阻隔,一对情人已经难以相会,分离的痛苦使她不堪忍受。首句的“别”字,不是说当下正在话别,而是指既成的被迫分离。两个“难”字,第一个指相会困难,第二个是痛苦难堪的意思。前人诗中曾有“别日何易会日难”(曹丕《燕歌行》)“别易会难得”(宋武帝《丁都护歌》)等句,都是以强调重聚之难而感叹离别之苦。李商隐从这里推进一步,表明因为“相见时难”所以“别亦难”——难以割舍、痛苦得难以禁受。诗人在一句之中两次使用“难”字,第二个“难”字的出现,因重复而给人以轻微的突兀感,造成了诗句的绵联纤曲之势,使相见无期的离别之痛因表达方式的低回婉转而显得分外的深沉和缠绵;这样的缠绵情态,在“别易会难得”等平直叙述中是不易体会的。这位抒情主人公既已伤怀如此,恰又面对着暮春景物,当然更使她悲怀难遣。暮春时节,东风无力,百花纷谢,美好的春光即将逝去,人力对此是无可奈何的,而自己的境遇之不幸,和心灵的创痛,也同眼前这随着春天的流逝而凋残的花朵一样,因为美的事物受到摧残,岂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怅惘与惋惜!“东风无力百花残”一句,既写自然环境,也是抒情者心境的反映,物我交融,心灵与自然取得了精微的契合。这种借景物反映人的境遇和感情的描写,在李商隐的笔底是常见的。例如《夜雨寄北》的前两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次句不仅象征诗人留滞巴蜀,而且反映了客子离人的百无聊赖,同“东风无力百花残”一样,写实与象征融为一体,赋予感情以可以感触的外在形态,也就是通常说的寓情于景的抒情方式。
三、四句,接着写因为“相见时难”而“别亦难”的感情,表现得更为曲折入微。“春蚕到死丝方尽”中的“丝”字与“思”谐音,全句是说,自己对于对方的思念,如同春蚕吐丝,到死方休。“蜡炬成灰泪始干”是比喻自己为不能相聚而痛苦,无尽无休,仿佛蜡泪直到蜡烛烧成了灰方始流尽一样。思念不止,表现着眷恋之深,但是终其一生都将处于思念中,却又表明相会无期,前途是无望的,因此,自己的痛苦也将终生以随。可是,虽然前途无望,她却至死靡它,一辈子都要眷恋着;尽管痛苦,也只有忍受。所以,在这两句里,既有失望的悲伤与痛苦,也有缠绵、灼热的执着与追求。追求是无望的,无望中仍要追求,因此这追求也着有悲观色彩。这些感情,好象在无穷地循环,难以求其端绪;又仿佛组成一个多面的立体,光从一个角度是不能见其全貌的。诗人只用两个比喻就圆满地表现了如此复杂的心理状态,表明他的联想是很丰富的。“春蚕”句首先是人的眷恋感情之缠绵同春蚕吐丝绵绵不尽之间的联想,又从蚕吐丝到“死”方止而推移到人的感情之生死不渝,因此写出了“到死丝方尽”,使这一形象具有了多种比喻的意义。南朝乐府西曲歌《作蚕丝》:“春蚕不应老(不应,这里是“不顾”的意思),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造意与《无题》的“春蚕”句相近。不过,这里的春蚕“何惜微躯尽”,是在料定“缠绵自有时”、前途颇有希望的情况下产生的意念。《无题》“春蚕”句则不然,就其表现追求精神而言,它表现的追求是无望的,却又是不计希望之有无的,感情境界有差异,联想也更为曲折。以蜡烛的燃烧比喻痛苦的煎熬,在李商隐以前的南朝乐府中,也不少见。如“思君如明烛,中宵空自煎”(王融《自君之出矣》),“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陈叔达,同题)等皆是。“蜡炬成灰泪始干”同样是用蜡烛作比喻,却不是单一地以蜡泪比拟痛苦,而是还进一步以“成灰始干”反映痛苦的感情终生以随,联想比前人深微复杂得多,形象的底蕴也因此而丰富得多了。
以上四句着重揭示内心的感情活动,使难以言说的复杂感情具体化,写得很精彩。五六句转入写外向的意念活动。上句写自己,次句想象对方。“云鬓改”,是说自己因为痛苦的折磨,夜晚辗转不能成眠,以至于鬓发斑白,容颜憔悴,亦即六朝诗人吴均所说“绿鬓愁中改,红颜啼里灭”(《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的意思。但是,《无题》“晓镜”句说的是清晨照镜时为“云鬓改”而愁苦,并且是“但愁”——只为此而愁。这就生动地描写了纡折婉曲的精神活动,而不再是单纯地叙述青春被痛苦所消磨这件事了。自己于夜间因痛苦而憔悴,清晨又为憔悴而痛苦。夜间的痛苦,是因为爱情的追求不得实现;次日为憔悴而愁,是为了爱情而希望长葆青春,总之,为爱情而憔悴,而痛苦,而郁悒。这种昼夜廻环、缠绵往复的感情,仍然表现着痛苦而执着的心曲。“夜吟”句是推己及人,想象对方和自己一样痛苦。他揣想对方大概也将夜不成寐,常常吟诗遣怀,但是愁怀深重,无从排遣,所以愈发感到环境凄清,月光寒冷,心情也随之更趋暗淡。月下的色调是冷色调,“应觉月光寒”是借生理上冷的感觉反映心理上的凄凉之感。“应”字是揣度、料想的口气,表明这一切都是自己对于对方的想象。想象如此生动,体现了她对于情人的思念之切和了解之深。
想象愈具体,思念愈深切,便愈会燃起会面的渴望。既然会面无望,于是只好请使者为自己殷勤致意,替自己去看望他。这就是结尾两句的内容。诗词中常以仙侣比喻情侣,青鸟是一位女性仙人西王母的使者,蓬山是神话、传说中的一座仙山,所以这里即以蓬山用为对方居处的象征,而以青鸟作为抒情主人公的使者出现。这个寄希望于使者的结尾,并没有改变“相见时难”的痛苦境遇,不过是无望中的希望,前途依旧渺茫。诗已经结束了,抒情主人公的痛苦与追求还将继续下去。
这首诗,从头至尾都融铸着痛苦、失望而又缠绵、执着的感情,诗中每一联都是这种感情状态的反映,但是各联的具体意境又彼此有别。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复表现着融贯全诗的复杂感情,同时又以彼此之间的密切衔接而纵向地反映以这种复杂感情为内容的心理过程。这样的抒情,联绵往复,细微精深,成功地再现了心底的绵邈深情。
诗中一、三、四、五各句,都可以从李商隐以前的诗歌创作中发现相似的描写。在前人创作的薰陶和启发下,诗人有所继承和借鉴。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模仿前人,而是以很高的创造性,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把原来比较朴素的表现手段改造得更曲折、生动,用以反映更为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实际上已经脱去旧的形迹,成为新的创造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人丰富的文学修养与他对于意境和表现手段的探索,是这首诗取得成就的重要条件。
据《本草纲目》载:蘘荷有赤白二种,“白者入药,赤者堪噉”。主治“中蛊及疟”、“溪毒,沙蝨,蛇毒”,“诸恶疮”。从诗的字面上看,种白蘘荷是防中蛊的。首四句写蛊毒之毒,人之制蛊是为了谋取不义之财。“谋富不为仁”是诗眼,既是恶人制蛊之由,又是诗人疑惧之本,更是种白蘘荷以防中蛊的直接根源。中间十句叙述诗人的见闻与感受。“蔬果自远至”,往来客商多,有谋取黑钱的机会,因此,有人将“蛊”奉若神灵。看到酒铺老板殷勤劝客,诗人便联想到古训:甜言蜜语里有毒药,光华的外表包臧祸机。自己是中州贬谪来的罪人,更需警觉,因而心怀恐惧,害怕银钱买来灾祸,所以越是饥饿越要小心。最后八句是果,诗人自己殷勤种植白蘘荷是“托以全余身”。全诗平直如话,然而见情见志,而又尖锐地抨击了贪鄙之徒。
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太子监国,宦官又得势,韦执谊为相,见风使舵,过河拆桥,永贞革新失败。诗人是王叔文集团的重要成员,贬谪为永州司马,“日无治事,时恐惧”(《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序》),“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对贺者》)。诗人借怕中蛊毒而描述了这种恐惧心理,“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一语破的,往事不堪回首,前途更觉渺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诗人面对的是腐败的朝政,朝政如制蛊一般。诗人借人之制蛊而不仁不义为喻,直刺朝政当值者之贪鄙。诗人对这帮人是不吝笔墨的,在《设渔者对智伯》一文中,曾借渔者之口,以“五卿相吞食”为例,对贪鄙之徒作了十分形象的描写,“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对宦场作了深刻的讽喻。在《杜兼对》中,直斥“兼,凶狡人也。”诗人在诗中托“夷族”制蛊,“杯酒盈肆陈”的描述,指斥那些甜言蜜语、表面光华的人,其本质在于“谋富为不仁”,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面对严酷的现实,诗人理想的追求如故,纯真的情操依旧,诗人喻之为“种白蘘荷”。防中蛊不靠祭神,而植之以“嘉草”,以嘉草而治中蛊是神农黄帝嘉誉的,诗人孜孜以求,精心培植,而终于“纷敷碧树阴”。诗人以借喻手法,表现了自己有坚定的理论信仰和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品格。诗人曾经说过:“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为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送萧錬登第后南归序》)诗人坚持唯物论,在“出”“处”“屈”“伸”的不同境遇中,养成端正精一的志向,坚守“利安元元”的本性,诗中“种白蘘荷”正是这种固本养正的最形象最精炼的概括。固本养正而治“中蛊”正是此诗的主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