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反映了北宋田家生活的痛苦。1040年(康定元年)六月,为了防御西夏,宋仁宗匆匆忙忙地下诏征集乡兵,加强戒备。而官吏们借此胡作非为,致使人民未遭外患,先遇内殃,上下愁怨,情景凄惨。田家的语言,浅显通俗,共二十四句,每四句写一件事,层层进逼,所述被逼租、遭水蝗灾害、征为弓兵、遭鞭扑、卖牛、饥饿等,都饱含血泪,令人惨不忍睹。诗的构思和立意,都直接继承了杜甫的“三吏”、“三别”,焕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开头四句是说,谁讲田家快乐呢?春天的租税,到秋天还未能交足。地保、里长敲打我家的门,正没早没晚地催迫交税呢。这四句写租税的繁重,田家感叹春税到秋都未能交完,而催促又急,痛苦可知。次四句写在水灾、蝗灾的侵袭下,秋收难有指望。盛夏五、六月,内涝成灾,白水比住房还高,豆类、谷类都受到严重的灾害。作者此时在河南襄城县做县令,这里靠近许昌,池临汝河。河水涨时,河岸里面即就形成内涝;河中之水常常高过堤岸下的人家居屋。这四句写灾祸频仍,因而田家处境更加悲惨。接着“前月诏书来”以下八句,是诉说除了租税剥夺和天灾威胁之外,兵役又带来严重的灾难。就在1040年夏天,西夏攻宋,朝廷增置河北、河东、京东西诸路弓手,襄城地处京西路,之前朝廷诏书下来登记人口,三丁抽一壮丁(“三丁籍一壮”,即指三丁抽一),强迫人民操持弓箭。当时州里又下了公文,严紧地催迫,老吏拿着鞭子和敲朴,到乡下来搜索,连老年和幼年,也都在抽兵之列。幸免于役的,只有跛子和瞎子。这八句写官吏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抽丁太滥,造成田家都无壮丁在室,情况倍加凄惨。
下面“田闾敢怨嗟”以后八句,写在兵役、租税、水灾等灾难的煎逼下,田家生活艰难,欲诉无门,走投无路。诗中先写:面临重重追迫,田家哪敢怨嗟,只有父子相持悲哭。种田地哪还再有指望,为了买下弓箭,只好把牛犊卖掉。次写淫雨不止,天意愁怨,锅子里、罐子里连稀粥都装不上了。瞎子和跛子都没有劳动力,不能耕种,死亡只在早晚之间了。这八句总写人祸、天灾给田家带来的苦难。以上各节,全是田家自诉之语。是诗的第一部分。
结尾四句,是作者听了田家语所兴的感慨。也是诗的第二部分。“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作者是地方官,听完田家悲酸的诉说,感到内心的惭愧。他自己身为县令,徒然受到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官俸的供养,却不能为人民解除忧患,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只好吟诵《归去来辞》,学陶渊明弃官归田,回到深山幽谷,砍伐薪柴,自食其力。全诗朴质无华,感情深厚。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者为诗,正是继承了这样的光辉传统。作者论诗以平淡自励,力挽北宋初期西昆体所形成的华而不实的诗风,对于转移诗坛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唐代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诗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作者这首诗的结尾四句,和韦诗同样感人。
这是一首闺词。全词以女主人的口气道出,不作雕饰,自然流畅,一气呵成。
这首词由八句组成,其中有六句使用了比喻。首句“郎如陌上尘”,次句“妾似堤边絮”,并非各以一物为喻,而是互文见意,言妾亦如陌上尘,郎亦如堤边絮。尘与絮悠扬飘荡,无辙可循。尘与尘相遇,絮与絮相逢,聚乃偶然,散亦无法觅其踪迹。把两个人遇合方式的特点,通过尘与絮的“相见两悠扬,踪迹无寻处”体现出来,喻义明确,词篇的表现力因此加强,引人入胜。
在上阕中,一、二句各自设比,三、四句补叙所比的内容,作为比喻,四句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从措意的过程分析,其间的条理十分清晰。此外,最后两句向对方提出“过了别离时,还解相思否”的疑问,这又同上半阕的别时情绪遥相呼应。通过这种呼应,一方面表达了女主人公对情郎的无限忠贞,另一方面又对男方的爱情表示了担心和疑虑。这种“救首救尾”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词篇结构更加谨严,而且揭示主题方面,显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下阕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也是用比喻,不过是暗喻而已。此句“泪”、“雨”并见,以连绵的秋雨喻不断洒落的泪珠,取喻显明,亦足动人。至于“酒面扑春风”,字面本于杜甫《咏怀古迹》诗“画图省识春风面”,而谓女子酒后,脸上绯红,有似春风扑人。像“酒面扑春风”这类比喻,本来喻体和本体的相似点就不甚显著,作者不仅不把相似点说出,反而用叙述式的句子,似乎只在实写两种相关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要想真正理解词人的真实意图,就非得下一番推敲的功夫不可。这种比喻,修辞学上称为“曲喻”,古人称之为“不似之似”或“象外句”。“酒面春风”似乎是即写酒又写风,其实是借春风比酒后脸的情态。
在结构安排上,该词表现为一个严密的有机体,段落层次十分清晰、显明。词篇写别时情景,自然以描写告别场面的“酒面扑春风,泪眼零秋雨”两句为中心,上半阕为别时的感慨,末二句设想别后的情事,篇幅虽不长,却容下了别情离绪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