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下衰交以利，遂使周雅称嘤鸣。
煌煌大都足轩冕，绰有风采为名卿。
高名重位盖当世，退朝归舍宾已盈。
脅肩谄笑不知病，指天报遇如要盟。
一朝势夺德未改，万钧已与毫厘轻。
畏威谀上亦随毁，矧复鼓舌加其评。
逶迤阴拱质气厚，两豆塞耳心无营。
呜呼古人不可见，今人可见谁与明。
章章节义尹师鲁，饬躬佩道为华荣。
希文被罪激人怒，君独欣慕如平生。
抗书轂下自论劾，惟善与恶宜彙征。
削官竄逐虽适楚，一语不挂离骚经。
当年亦有大臣逐，朋邪隐缩无主名。
希文果若事奸险，何此吉士同其声。
高谭本欲悟人主，岂独区区交友情。
世道下衰交以利，遂使周雅称嘤鸣。
煌煌大都足轩冕，绰有风采为名卿。
高名重位盖当世，退朝归舍宾已盈。
脅肩谄笑不知病，指天报遇如要盟。
一朝势夺德未改，万钧已与毫厘轻。
畏威谀上亦随毁，矧复鼓舌加其评。
逶迤阴拱质气厚，两豆塞耳心无营。
呜呼古人不可见，今人可见谁与明。
章章节义尹师鲁，饬躬佩道为华荣。
希文被罪激人怒，君独欣慕如平生。
抗书轂下自论劾，惟善与恶宜彙征。
削官竄逐虽适楚，一语不挂离骚经。
当年亦有大臣逐，朋邪隐缩无主名。
希文果若事奸险，何此吉士同其声。
高谭本欲悟人主，岂独区区交友情。
诗写得曲折，理析得透彻。短短的二十八个字中，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精妙的生命辨证。 南宋诗人姜夔在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经验时，用四个高妙来说明优秀作品：“（1）碍而实通曰理高妙；（2）事出意外曰意高妙；（3）写出幽微，如深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彩，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杜荀鹤的《泾溪》诗正是理高妙的杰作。从表面看，诗的事理是碍而不通的。因为行舟水上，遇险不倾，平流却覆，似乎不合常理。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不通的现象中，潜藏着大通的本质。因为舟是人驾的，舟的载沉，不取决于路的平险，而决定于人的状况。溪险石危时，人人警惕，，自然安如泰山；平流无石处，容易懈怠，往往舟覆人亡。这，正是杜荀鹤《泾溪》诗析理的高妙之处。
推而广之，杜荀鹤在这里绝不仅仅说明行船的道理，他也在比拟人事的成败。欧阳修在《梅圣俞墓志铭》中说：“诗穷而后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列举了文王、孔子、左丘明、屈原、韩非五人遭遇困厄，发愤著书，终成大器的故事。其中的道理，与《泾溪》诗是完全一致的。《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有一句名言：“生于忧患，亡于安乐。”句中的“忧患”正如泾溪的“险”；句中的“安乐”正如泾溪的“平”；句中的“兴”、“亡”正如泾溪的“不闻倾覆”与“沉沦”——水性与人性在此又一次严密吻合。 究其载沉原因，比拟人事成败，有以下四个方面：
（1）懈怠。《吴越春秋》载：吴王夫差兴于忧患之时，励精图治，打败了越王勾践。后来，昧于安乐，怠于治国，最终被越所灭。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兢慎则成，懈怠则败的教训。韩国著名围棋国手曹熏铉对其天才弟子李昌镐进行评价时断言：最容易毁掉弟子前程的是自我管理失败（即盛名之下的懈怠）。结果，李昌镐事事兢慎，如日方中。倒是李昌镐的对手，怠于人事的聂卫平棋圣毁掉了自己的大好河山。这，又是泾溪诗意的精确注解。
（2）麻痹。众所周知，危险的局面使人警惕，平顺的局面促人大意。而失败的毒素，往往存在于大意之中。陈寿《三国志》记载：蜀汉大将关羽统兵伐魏，围困樊城，水淹七军，兵锋所指，无不望风披靡。于是，关羽骄傲起来，放松了对其后路东吴的戒备。结果，吴将吕蒙袭夺荆州，关羽败走麦城，身首异处。这说明了大意与麻痹的危害。需知世上无顺事，事顺则藏险。如果居安不虑危，当然是取败之道。明乎此，也就能洞悉太平洋战争中，美国珍珠港内不可一世的太平洋舰队覆灭的奥秘了。
（3）固步自封。有一位老人说过：“如果和平与繁使人不思进取，固步自封，那么，真正的危险就在其中孕育。”甲午战争，泱泱中华大国竟然被弹丸的日本击败。原因很简单，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力蒸蒸日上；中华自恃地大物博，完全无所作为。两相比较，胜负的天平自然倾斜。同理，固若金汤的马其诺防线，挡不住精勇骠悍的纳粹雄兵；万里长城巨大屏障，挡不住北方草原的强大铁骑；中原汉人的太平梦想，常常被游牧民族搅得满目疮痍。安于现状、固步自封的危险，于此可见。
（4）分裂。小说《三国演义》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打败了袁绍的主力，袁绍病死了。他的儿子和女婿精诚团结，退据北方。曹操急攻不下，便采用了谋士郭嘉的建议，引兵撤退。危险暂时消失了，曾经并肩战斗的袁家子弟们开始了争权夺利。他们自相残杀起来，结果是两败俱伤。曹军顺势北进，彻底消灭了袁家的残余势力，统一了祖国北方。这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安乐对人性的毒化作用。危险消失了，人心也就散了，曾经有过的齐心协力、共度时艰的局面不复存在。试想同舟不共济，南辕却北辙，能不遭受灭顶之灾吗？
以上四点当然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是，已经具有触目惊心的巨大震撼力。在杜荀鹤《泾溪》诗中，过往船只的倾覆出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绝对和平流中的舟人失去兢慎有关。万事成功都得缘于进取，大凡失败莫不是堕志。水如此，人如此；古如此，今如此。谁也不能例外。
今天，我们的国家渐渐强盛，国民的生活渐渐富足，忧患的日子渐渐远去。但是，歌舞升平的表象里下面，却汹涌着极其险恶的暗流。东有美日，北有强俄，内有台岛，政经隐忧……当此希望与忧患并生的时刻，我们重读《泾溪》诗，其现实的意义不容低估。它能使我们洞察和平背后潜藏的危险，重温“兴于忧患，亡于安乐。”的古训，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岸张力。帮助我们寻找正视挑战，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
这，正是水性与人性的实质，也是杜荀鹤《泾溪》诗的真正价值。寓含的哲理：告诫人们要居安思危，处盈虑亏，枕戈待旦。
这是《咏怀古迹五首》中的最末一篇。当时诗人瞻仰了武侯祠，衷心敬慕，发而为诗。作品以激情昂扬的笔触，对其雄才大略进行了热烈的颂扬，对其壮志未遂叹惋不已!
“诸葛大名垂宇宙”，上下四方为宇，古往今来曰宙，“垂于宙”，将时间空间共说，给人以“名满寰宇，万世不朽”的具体形象之感。首句如异峰突起，笔力雄放。次句“宗臣遗像肃清高”，进入祠堂，瞻望诸葛遗像，不由肃然起敬，遥想一代宗臣，高风亮节，更添敬慕之情。“宗臣”二字，总领全诗。
接下去进一步具体写诸葛亮的才能、功绩。从艺术构思讲，它紧承首联的进庙、瞻像，到看了各种文物后，自然地对其丰功伟绩作出高度的评价：“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纡，屈也。纡策而成三国鼎立之势，此好比鸾凤高翔，独步青云，奇功伟业，历代敬仰。然而诗人用词精微，一“纡”字，突出诸葛亮屈处偏隅，经世怀抱百施其一而已，三分功业，亦只雄凤一羽罢了。“万古云霄”句形象有力，议论达情，情托于形，自是议论中高于人之处。
想及武侯超人的才智和胆略，使人如见其羽扇纶巾，一扫千军万马的潇洒风度。感情所至，诗人不由呼出“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赞语。伊尹是商代开国君主汤的大臣，吕尚辅佐周文王、武王灭商有功，萧何和曹参，都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汉初的名相，诗人盛赞诸葛亮的人品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而胸有成竹，从容镇定的指挥才能却使萧何、曹参为之黯然失色。这，一则表现了对武侯的极度崇尚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不以事业成败持评的高人之见。刘克庄曰：“卧龙没已千载，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佐许之。此诗侪之伊吕伯仲间，而以萧曹为不足道，此论皆自子美发之。”黄生曰：此论出，“区区以成败持评者，皆可废矣。”可见诗人这一论断的深远影响。
最后，“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诗人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武侯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竟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高尚品节的赞歌，也是对英雄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叹惋。
这首诗，由于诗人以自身肝胆情志吊古，故能涤肠荡心，浩气炽情动人肺腑，成为咏古名篇。诗中除了“遗像”是咏古迹外，其余均是议论，不仅议论高妙，而且写得极有情韵。三分霸业，在后人看来已是赫赫功绩了，而对诸葛亮来说，轻若一羽耳；“萧曹”尚不足道，那区区“三分”就更不值挂齿。如此曲折回宕，处处都是抬高了诸葛亮。全诗议而不空，句句含情，层层推选：如果把首联比作一雷乍起，倾盆而下的暴雨，那么，颔联、颈联则如江河奔注，波涛翻卷，愈涨愈高，至尾联蓄势已足，突遇万丈绝壁，瀑布而下，空谷传响──“志决身歼军务劳”──全诗就结于这动人心弦的最强音上。
唐代试律诗一般为六韵，此诗则是一首四韵诗的典例和佳作。毛奇龄《唐人试帖》根据荆冬倩“奉试”诗亦为四韵认为可能是当时官限如此，而直至后来，“奉试”诗才又变为六韵。
此诗寥寥数句就突出了明堂上的火珠明亮耀眼的特点。首两句从明堂入笔点出火珠，接下来四句则写了火珠的来辉。作者以月与星作比，可谓妙绝。“夜来双月满”之“双月”，一实指天上的月亮，一喻指明堂的火珠，两者并举就说明火珠皎洁来白之至与天下月亮无二，仿佛又一轮明月遗落人间，两月同散发出柔和的微来为夜晚增添了不少景趣。夸张、衬托至极致。而“曙后一星孤”句对仗工整，描写的是天亮月亮落下后的景象：虽然月亮消失了，但火珠的来辉不减，就像一颗永挂天边的星星。“天净来难灭，云生望欲无”二句，继续写火珠之来，写出了其珠来闪闪的特点。最后，诗人以颂扬作结。因火珠乃他国所献之宝物，有此盛事正说明国家之强大及时代之太平。结句遣字用词还算颇有气势，只是意义平平，未免落入俗套。
此诗虽有宫体诗味，但取景空阔，清明自然，不失名家气度。诗中“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一联历来受人关注。此联描写的是明堂上的火珠，在夜晚与月来相衬如同一双明月，而曙后天明月亮西沉时，火珠仍然如一颗孤星在明堂屋顶上闪闪发来。后来有人把“曙后一星孤”一句别解为崔曙死后只留下一个名叫星星的女儿。《分门古今类事》“崔曙一星”：“崔曙作《明堂火珠》诗云：‘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时称佳句。未几。曙卒。无子，惟一女，名星星。星，盖其谶也。”在这样的附会之下，“曙后一星孤”竟然成了诗谶。
这首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写得如感如见，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
所以此诗开头一句采用了迂回的构思，从行旅中随手拈来两个比譬。秋天的池水是清冷的，而行人的神情比这池水更清冷。秋天的景色是凄凉淡漠的，而行人的神情比秋景更加凄凉淡漠。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比喻，而是进一步把两类毫不相干的事物作比较，行人的神情可以和秋景较短量长，只因为它们在凄凉冷漠这一点上有共同之处。这一比较，不仅渲染了“行色”的特征，而且让隐隐的写出了这“行色”体会到了行人的内心。
接下去“远陌”一句补充点出了行旅的具体环境。长长的小路，刚走到尽头，却发现到了河边渡口。这具体鲜明的情景，是诗人旅途奔波的概括，它暗示了行人的孤独寂寞，暗示了旅途奔波的辛苦和不知归宿何处的茫然。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更是对“行色”的加重渲染。就全诗的构思而言，这一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点明了诗中所写，乃是羁旅行愁，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内容。有了这一句，上一句才有着落，而后面两句也才有了生发的基础。
诗的后二句，还是从侧面烘托。意思是说，幸好这行色画不出来，若能画出，一定会使人一生发愁。本来，绘画可以画出人的表情，但是在诗人看来，“行色”所反映的内心的凄苦黯淡，无法通过绘画来表现。要注意的是，这里并不是对绘画的功能作判断。
从一方面看，作者认为绘画不能表现这种“行色”，似乎是说绘画之所短；而从另一方面看，诗人的意图却是借绘画之所长来渲染行愁之重。绘画形象具体直观，假如把这行愁再现出来，将使人不胜其愁。这是以形式上的否定，来肯定行愁之重。简单两句中包含了形式与内涵，否定与肯定相反相成的妙趣，留下驰骋想象的空间，避免了正面用笔的重拙滞涩，足见构思之巧妙。
这首诗全从侧面用笔，实处让人体会到行人心情的凄凉冷漠，感受到行愁之沉重，虚处则含蓄不尽，余意悠长。空灵而不空虚，正是其艺术魅力之所在。此诗在宋代享有很高声誉，先是被司马光载入《温公续诗话》，诗人张耒认为此诗“甚工”，以致司马光“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后来司马池之孙司马宏又把此诗刻于石上，张耒为作记，又借梅尧臣论诗句名评云：“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张右史文集》卷四十八《记行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