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词人回忆了作者与丰真州相聚共饮的情景,然后感叹自己流落江湖的困境。下片具体抒写作者的劝勉,表达自己盼望对方出马挂帅,驰骋疆场,早日抗金复国的迫切心情。全词笔力豪健,气势浑厚,用典巧妙含蓄。作者通过对中原沦丧区的怀念和对友人的勉励,抒发一腔爱国热情。
上片开头三句紧扣词题,回忆与丰真州相聚时用金罍盛酒的深情厚谊,感叹别后自己流落江湖的不幸处境。以“光阴荏苒”来表达自己对光阴虚掷、无所作为的苦闷,再加上别前与别后两样不同的境遇和心情,更有力地反映眼前心境的悲凉。正因长期流落江湖,一生在仕途上又不得意,便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世事不堪”两句便表现他对“世事”的厌恶、看不顺眼,看多了只有使自己“两眉长皱”。这一神色,说明是何等使人难堪,逼真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无穷怨恨,言下也是告诉人们对“世事”应采取否定的态度。因而这里的“世事”就不是一般的生活琐事,而是与时局、与国家前途命运相关的国事;是对南宋王朝主和派推行投降政策,压制、排斥抗战人才,倒行逆施,不图恢复的“大政方针”而言的。表明作者积极抗金复国的鲜明态度。因此,尽管对“世事”否定,对中原沦丧区仍是满怀深情的,这是并不矛盾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后思想是一致的。
所以当他东望故人,眼前是“木落山空天远大,飞鸿北去”的一片凄凉景象时,却使他久久伤怀。由怀念故人,见大雁春天北飞而联想到北方的中原失地,不禁同情、痛苦、愤恨一齐涌上心头。“伤怀久”三字从时间上表现感伤之深。由此也见到作者虽是“江湖宿留人”,但并不是专意纵情山水,真正不关心“世事”,而是殷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命运,惦念着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天下事”。因而才以询问的口气向友人提出“天下事,公知否”的事来。这一方面表达他心里是装着“天下事”的,另一方面也是提醒友人要时刻牢记着“天下事”。展现出以国事为重的宽阔胸怀。
换头三句以眼前景致为南渡前所无法享受作比较,突出杭州、西湖风光的秀丽。言下包含着有容易使人沉醉于湖山之乐而忘怀“天下事”之意。因而“唤起东山”五句便从勉励出发,告诫友人应从哪些方面去努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这里所提及的是不要像谢安那样纵情山水,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要广泛地招揽人才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等。作者认为只要能如此开明,“是英雄尽为公奔走”的。说明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强调了“早晚枢庭开幕府”的重要意义,还必须要有诚意。这都是从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忠告,其侧重点是突出人才的作用,最终的落脚点则是“要整顿封疆如旧”。足见作者对国家和友人的一片赤诚之心,和对抗金复国的英雄的热切希望。在结构上则是对“天下事,公知否”的呼应。结拍两句是上述五句的结果,以进一步激励友人,期待友人,寄予无限希望于友人。表达他抛开个人得失,时刻以国事为重的崇高思想。
全词通过怀念友人,勉励友人,并借景物的衬托来抒发自己的爱国精神,显得强烈而深刻。
文章通过作者与妻妾的对话,用浅显的比喻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指出历代帝王无不屠杀广大人民而掠夺其财富。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君权社会中显然是有进步意义的。全文以日常生活起兴,多用比喻,以浅近渐至深奥,由平缓渐至激烈,亦有孟子辩论的遗风。
题作“室语”,示“小中见大”。一般政论文章都有“严正”标题以揭示论题或意旨,此文则作“室语”,意即在家里说的话,看似闲话家常,实为一篇具有精深政洽思想理论的大文字,足以令世人惊心“骇异”,正是寓大于小,小中见大,而又使人感到平易亲切,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作者的理论观点。
家人团坐,自“食鱼”入题。与一般政论不同,此文先由日常家庭生活入笔,有人物,有闲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由“食鱼”谈起,由近及远,逐步导入。唐子夜饮,家人团坐,一家四口,各有坐向,而夫妻相对,为下文对话作好铺垫。从“食鱼而甘”引出与妾的对话,谈鱼味何以鲜美,为后文伏脉。继而唐子由“饮酒乐甚”忽而“拊几而叹”,再由其妻问故,推出“吾欲有言,未尝以语人,恐人之骇异吾言也。今食是鱼而念及之,是以叹也”一段,先垫以“恐人骇异”,提示将有惊世骇俗之见,引读者注目,而又盘马弯弓,引而不发,以为下文蓄势。其妻“愿子试以语我”一句,便开启下文滔滔滚滚一泻千里之势。
三段推理,论帝王皆贼。唐子先以“大清有天下,仁矣”推挡一句以杜人口,以便下面畅所欲言。紧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果然石破天惊,令人“骇异”,一针见血,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字字闪耀着民主的光辉。旋以夫妻问答,作形式逻辑三段论法推理:大前提为“杀一人而取其布粟者为贼”,小前提为“凡帝王皆杀天下人而尽取其布粟”,结论是“所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继又举“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汉”,“然高祖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帝屠城三百”,所谓“善”者尚且如此杀人之多,遑论其他!作者紧接着又假设自己“事高帝”、“事光武帝”,那么当他们屠城之始即“必痛哭而去之矣”,表示出极端厌恶和决绝态度。“吾不忍为之臣也”,等于向“忍为之臣”的古今帮凶们也投去一枪。
文势遒劲,斥天子杀人。妻问“当大乱之时,岂能不杀一人而定天下”很有代表性,并将讨论推进一层,文章波澜迭起。唐子先区分“不得已而杀”的情况共两种,一为有罪者,一为临战时,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死于这两种情况以外:“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所过之处,滥杀无辜,简直是嗜杀成性!而这些“大将”、“偏将”、“卒伍”、“官吏”的大肆屠杀,都是为了“天子”一家一姓的政权,所以“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真是一刀见骨。此言无罪而杀。“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此言非战而杀。文章进而通过尖锐的对比,指出一方面是“暴骨未收,哭声未绝,目眦未干”,而一方面则“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因而怒斥:“彼诚何心而忍享之?”充分暴露历代帝王的狠心与残忍!这二小节文字连用排比,文势遒劲,解剖与批判,力透纸背,使历代帝王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昭然若揭!继之,作者又假设“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则将对历代帝王按“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的原则加以百倍的惩罚,因为“天子”本“天下之慈母”,而竟无故杀天下人,则其罪当然“重于匹夫”!这同样代表了人民的正义之声。
回扣“食鱼”,归尧舜本心。此处又以妻问“尧舜之为君何如者”推开一层。作者指“盘中余鱼”继续从“味甘”说起,生动地描述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按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㓾其甲,其尾犹摇”,而煎烹以进则人不忍食,而人比于鱼又“不啻太山之于秋毫”,于是推出“杀一鱼而甘一鱼之味则不忍,杀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则忍之”,这是违反“人之本心”的,而“尧舜之道”恰在“不失其本心而已矣”。这里,作者根据孟子“性善论”的观点,企图讽谏最高统治者不要“失其本心”,表现了他的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殊不知历代帝王为其反动本性所决定,是决不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妇人孺子,皆闻论叹息。文章主旨论列完毕,作者不忘以一小段作首尾呼应:“妾,微者也;女安,童而无知者也。闻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嗟欲泣,若不能自释焉。”说明唐子之论达理而通情,深刻而感人,妇人孺子无不为之感动,而开篇所出四人皆有着落,从而完整地收结,真乃珠联璧合,浑然一体。
由文章可知作者精熟先秦诸子散文,尤受孟子和墨子影响,人性论、行仁政、民贵君轻等思想源于孟子,“非攻”见解则源于墨子。而逻辑推理,层层深入,善作比喻,自眼前浅近事物说明深刻道理,逐层追问,引人入彀以及排句气势等均与孟、墨之文有同样妙境。而此文理论的高度、批判的锋芒均超越前人。从家常谈话来阐明理论高见,以“食鱼”为题而由浅入深,家人四口均介入,论理与叙事描写相结合,使文章亲切有味,富于生活情趣,语言通俗平易,结构谨严,首尾呼应等,又自属唐子文章所特有。
诗人在回家途中所乘的船在武昌被大风阻滞,只好暂留武昌。全诗用了委婉曲折的抒情手法,前后两层意思乍看相反相对,实则相辅相成;尤其是后面故作解脱流露的却是更深更沉的愁思。前两句从正面入手,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以水喻情,形象生动。后两句曲折委婉,从反面表达自己的情感。恨不得一步便跨入家门却被滞阻在半路的诗人是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整日间到水边散步的。最后一句同样如此,表面上说自己“贪看”武昌有名的柳絮飞花的景致而忘记了忧愁,事实上却正表明了心中无尽的愁绪。
这首小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就眼前景色取喻。所谓“无穷归思满东流”,是以水流无尽比喻内心的无限归思之情。这种手法并非方泽独创,如李白有“寄情与流水,但有长相思”之喻;李煜则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欧阳修有“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四人皆以流水喻情思,李白喻相思之情,李煜喻愁苦之情,欧阳修喻离愁之情。不过方泽诗也有其独到处,就是即景取喻。人在船上,船在江边,临流凝睇,取水为喻,显得十分自然贴切;这水不是虚指,而是眼前的实物,这种即景取喻,最易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
其实,全诗更“惊人”的妙处还在于委宛曲折的抒情手法。朱熹说,文章“曲折生姿”,这首诗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委宛曲折、波澜起伏的抒情手法。一个人的心情,如果表现得太率直,则一览无遗,索然寡味;如果拐个弯,换个角度,欲擒故纵,欲抑故扬,便比较耐人咀嚼。这首绝句将诗人的心思和盘托出,却又盖上一层纱巾,让人去端详回味。明明是为风所阻,不得不停泊武昌,颇有迁怨于风之意,他却说“江上春风留客舟”,如同春风有意,殷勤劝留。实际是“阻”,却说“留”,这里是一折;明明是因被风所阻,无端惹了一怀愁绪,心烦意乱,他却说“与君尽日闲临水”。“君”是谁,诗人没有说,指船或者同船的友人均说得通。这无关大的主旨。重要的是“闲”字,诗人并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来临流赋诗,这是实“愁”而说“闲”,这里又一折;明明是心中有无穷归思,有无尽乡愁,根本无心欣赏柳絮飞花,他却说“贪看飞花忘却愁”。固然,武昌柳是很有名的,古来诗人都喜欢吟咏,如孟浩然诗说:“行看武昌柳,仿佛映楼台。”但是,诗人此时的漂泊之感,使他无心去欣赏武昌的花柳。无心而说“贪看”,这里再一折。一波三折,委曲尽情,意味深长。大凡故作宽解之语的人,都缘于不解之故。这首诗正是因不解而故作宽解语。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故作解语式的委宛曲折的表现手法,是很合乎心理逻辑的,因而产生较强的艺术魅力。
宋代蔡绦《西清诗话》说,方泽“不以文艺名世”,而《武昌阻风》一绝“诗语惊人如此,殆不可知矣”,对这首诗推崇备至。
此诗从题材上来说属于应酬之作,但是由于诗人与张祜同是怀才不遇,深有感触而发,故而这首和诗写得很有真情与深度。
首联盛赞张祜诗才高绝:他的才华高过建安七子,连曹植与刘桢都不在话下。这显然是杜牧对张祜的过誉之词,但由于是古人赠答诗中常见的客套话,也就无足深怪。
颔联叙述张祜的不平遭遇:他曾得宰相令狐楚的荐举,就像当日孔融推荐祢衡一样;但是他却没有遇着蒯通那样的人为之旁敲侧击说好话,却碰到了说坏话的元稹,以至于终身没有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此处诗人使用正反两个典故,十分含蓄而得当。
颈联表现张祜对朝廷不改其忠贞,隐居乡野之间也不放弃自己的志向:他在梦中还一直牵挂朝廷,他的胸怀就像流经住处的长江一样浩大,有并吞万里长空之势。以“北极”比喻朝廷是诗中所常用的,而下句的“西江”既在形式上与上句的“北极”构成对仗,是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也是张祜胸怀抱负的曲喻,在修辞上十分巧妙。
尾联归结到张祜文才高妙而不得重用的不幸遭遇上:他所作的《宫词》,在皇帝的后宫中被宫女们广泛传唱着,可是又有什么用呢?这并不能对他的身世遭遇有所改变,所以说是“虚唱”;而“故国三千里”,一方面是张祜《宫词》的原句,另一方面也是暗示张祜隐居乡野之间,距离朝廷十分遥远。全诗就在这深沉的慨叹之中戛然终止,给人留下无穷感叹。
此诗使用典故巧妙自然,感情真挚深沉,写得有气势,表现了杜牧对张祜的赞赏。当时的诗人郑谷,故称有诗吟咏此事:“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惟应杜紫微(指杜牧,曾任紫微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