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从他做南唐国君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北方强大的赵宋政权的威慑下过着朝不虑夕的日子,随时都有灭国为虏的危险,这在南唐君臣的心中投下了很深的暗影。大臣徐锴临终时就说:“吾今乃免为俘虏矣!”庆幸自己逃过了做亡国俘虏的下场。然而亡国的一天终于来了,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金陵为宋兵占领,李煜肉袒出降。作为俘虏,他与子弟四十五人被宋兵押往北方,从此开始了他忍辱含垢的生活。三年之后,宋太宗毕竟容不下这个亡国之君,将他毒死在汴京,时仅四十二岁。此词便写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南唐开国已有四十年历史,幅员辽阔。
南唐自先主李昪于公元938年立国,至975年后主亡国,计三十八年,称四十年是举成数言。版图共有三十五州,方圆三千里,定都金陵,当时堪称大国。
“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这三句是说,宫殿高大雄伟,可与天际相接,宫苑内珍贵的草木茂盛,就像罩在烟雾里的女萝。在这种奢侈的生活里,我哪里知道有战争这回事呢?
宫中危楼高阁,栖凤盘龙,上迫云霄;御园内遍布名花奇树、草木葳蕤,烟聚萝缠,一派豪华浓艳的景象。据宋人笔记中载,南唐宫中以销金红罗罩壁,以绿钿刷隔眼,糊以红罗,外种梅花;梁栋、窗壁、柱栱、阶砌等都作隔筩,密插杂花,可见其豪奢。所以此词的上片可视为实录,而且写得词意沉雄,气象宏大,与当时盛行于词坛的花间派词风格迥异,已开后来宋人豪放一路。上片结拍:“几曾识干戈?”顺着前面豪华安逸的宫廷生活而来,峰回路转,承上启下,生出下片屈为臣虏的情景,转折之妙全在于自然流走,绝无拗折痕迹。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这两句是说,自从做了俘虏,我因为在忧虑伤痛的折磨中过日子而腰肢减瘦、鬓发斑白。“沈腰”暗喻自己像沈约一样,腰瘦得使皮革腰带常常移孔,而“潘鬓”则暗喻词人自己像潘岳一样,年纪不到四十就出现了鬓边的白发。连着这两个典故,描写词人内心的愁苦凄楚,人憔悴消瘦,鬓边也开始变白,从外貌变化写出了内心的极度痛苦。古人说忧能伤人,亡国之痛,臣虏之辱,使得这个本来工愁善感的国君身心俱敝。李煜被俘之后,日夕以眼泪洗面,过着含悲饮恨的生活。这两个典故即是他被虏到汴京后的辛酸写照。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后三句是说,最使我记得的是慌张的辞别宗庙的时候,宫中的乐工还吹奏起别离的歌曲,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令我悲伤欲绝,只能面对宫娥们垂泪而已。教坊的音乐是李煜平日所钟爱的,他前期的不少词中都有听乐的记载,然而此时笙歌已不复能给人带来欢乐,却加深了别离的悲凉。从一国之主骤然沦为阶下之囚,李煜的感受自然是深沉悲痛的,然而千愁百感从何说起,况且面对着这些幽居深宫的宫女,于是只能挥泪而别。
此词上片写繁华,下片写亡国,由建国写到亡国,极盛转而极衰,极喜而后极悲。中间用“几曾”“一旦”二词贯穿转折,转得不露痕迹,却有千钧之力,悔恨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以阶下囚的身份对亡国往事作痛定思痛之想,自然不胜感慨系之。此词回顾事国时的繁华逸乐:那四十年来的家国基业;三千里地的辽阔疆域,竟都沉浸在一片享乐安逸之中。“几曾识干戈”既是其不知珍惜的结果,同时也是沦为臣虏的原因。记叙离别故国时哭辞宗庙的情景,写来尤为沉痛惨怛。其事虽见载于《东坡志林》但出自后主之手,更觉凄惨苦涩,不失为一个丧国之君内心的痛苦自白。
此诗通过描写一场突如其来的春雪,侧面写出了富人们在屋内赏雪以美酒相伴,穷人们却在雪天流落街头,形成鲜明对比,表达了对洛阳城中那班达官贵人只图自己享乐的讽刺。此诗是一首讽刺诗,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悯寒诗或讽谕诗,诗中既无直呼,诗人用曲折的笔法,就自己特殊的观照角度,从写景中微示暗讽,发人深思。
“飞雪带春风”首句不说春风吹雪,却道是飞雪“带”春风。“带”字很普通,但用得突兀而精劲。飞雪先行,春风随后,可知是严冬刚过,春风初度,余寒犹厉的季节。第二句具写飞雪情状,字字都与写风糅合。“徘徊”写出雪片在风里轻缓地旋舞,又似乎冬寒还恋恋不肯即逝;“绕空”显出气流回荡中雪的整体动态,再用一个“乱”字,更给人纷繁迷茫之感,显然这初春的风雪也并不存心要给人间装点什么美景吧。从画面看诗情,作者此际没有沉浸于自然美的享受,心情似乎是低回、怅惘而烦乱的。
三、四句以“君看”一转,着笔于洛阳城东的雪景。作者只用“似花”一语状美。用花拟雪或用雪拟花,诗中常见,春雪尤其容易引起人们对春花的联想和期待,韩愈的同名诗篇中就有“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好句。但作者此时却无意于“似花”之美,而专注于似花之“处”。与其说他产生了“似花”的美感,更不如说他是按审美经验设想着他人的赏雪快感——洛阳城东的阔人们正在把春雪当春花观赏作乐哩!两句写景是虚,抒感是实。用“君看”这个呼语力转,也正为此“君看”和“君不见”在旧体诗中常用来引起人们注某一含有深意的事物或景象,起提醒和强调的作用。如“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李白《丁都护歌》),“君看一叶舟,出入风波里”(范仲淹《上渔者》)。
刘方平所触目动心之处的“洛城东”,是唐代东都洛阳贵族豪门的第宅园林集中的所在。初唐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里“公子王孙芳树下”的赏花典型环境就是“洛城东”。春雪只有在这样的大片园林亭榭才能装点出奇艳的景观,也只有权豪贵眷才能金炉香兽,华筵美酒,无虞春寒,尽情观赏。第四句中一个“偏”字就着力点到了这种特殊条件和特有的兴致。“偏”字又与第二句的“乱”字关合:春雪本自乱绕乱落于人间,也竟如同专为豪贵作美,正是特殊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得以偏享,长期隐居,“不乐仕进”的刘方平,以他较多的平民意识颇触着了人间不平的深处。
然而《春雪》又不同于一般的悯寒诗或讽谕诗。诗中既无“长安有贫者”(罗隐《雪》)那种直呼,也不作朱门白屋的对比,诗人只就自己特殊的观照角度,从写景中微示暗讽,发人深思。
诗中写到春“眠”、“莺啼”、“花落”、“宿雨”,与孟浩然的五绝《春晓》相似。两首诗写的生活内容有那么多相类之处,而意境却很不相同。彼此相较,最易见出王维此诗的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绘形绘色,诗中有画。这并不等于说孟诗就无画,只不过孟诗重在写意,虽然也提到花鸟风雨,但并不细致描绘,它的境是让读者从诗意间接悟到的。王维此诗可完全不同,它不但有大的构图,而且有具体鲜明的设色和细节描画。写桃花、柳丝、莺啼,捕捉住春天富于特征的景物,这里,桃、柳、莺都是确指,比孟诗一般地提到花、鸟更具体,更容易唤起直观印象。通过“宿雨”、“朝烟”来写“夜来风雨”,也有同样的艺术效果。在勾勒景物基础上,进而有着色,“红”、“绿”两个颜色字的运用,使景物鲜明怡目。读者眼前会展现一派柳暗花明的图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加上“杨柳依依”,景物宜人。着色之后还有进一层渲染:深红浅红的花瓣上略带隔夜的雨滴,色泽更柔和可爱,雨后空气澄鲜,弥散着冉冉花香;碧绿的柳丝笼在一片若有若无的水烟中,更袅娜迷人。经过层层渲染、细致描绘,诗境自成一幅工笔重彩的图画;相比之下,孟诗则似不着色的写意画。一个妙在有色,一个妙在无色。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先见人,后入境。王诗正好相反,在入境后才见到人。因为有“宿雨”,所以有“花落”。花落就该打扫,然而“家童未扫”。未扫非不扫,乃是因为清晨人尚未起的缘故。无人过问满地落花的情景,别有一番清幽的意趣。这正是王维所偏爱的境界。“未扫”二字有意无意得之,毫不着力,浑然无迹。末了写到“莺啼”,莺啼却不惊梦,山客犹自酣睡,这正是一幅“春眠不觉晓”的入神图画。但与孟诗又有微妙的差异,孟诗从“春眠不觉晓”写起,其实人已醒了,所以有“处处闻啼鸟”的愉快和“花落知多少”的悬念,其意境可用“春意闹”的“闹”字概括。此诗最后才写到春眠,人睡得酣恬安稳,于身外之境一无所知。花落莺啼虽有动静有声响,只衬托得“山客”的居处与心境越见宁静,所以其意境主在“静”字上。王维之“乐”也就在这里。崇尚静寂的思想固有消极的一面,然而,王维诗难能可贵在它的静境与寂灭到底有不同。他能通过动静相成,写出静中的生趣,给人的感觉仍是清新明朗的美。唐诗有意境浑成的特点,但具体表现时仍有两类,一种偏于意,如孟诗《春晓》就是;另一种偏于境,如此诗就是。而由境生情,诗中有画。是此诗最显著优点。
第二个特点是对仗工致,音韵铿锵。孟诗《春晓》是古体五言绝句,在格律和音律上都很自由。由于孟诗散行,意脉一贯,有行云流水之妙。此诗则另有一工,因属近体六言绝句,格律极精严。从骈偶上看,不但“桃红”与“柳绿”、“宿雨”与“朝烟”等实词对仗工稳,连虚字的对仗也很经心。如“复”与“更”相对,在句中都有递进诗意的作用;“未”与“犹”对,在句中都有转折诗意的作用。“含”与“带”两个动词在词义上都有主动色彩,使客观景物染上主观色彩,十分生动。且对仗精工,看去一句一景,彼此却又呼应联络,浑成一体。“桃红”、“柳绿”,“宿雨”、“朝烟”,彼此相关,而“花落”句承“桃”而来,“莺啼”句承“柳”而来,“家童未扫”与“山客犹眠”也都是呼应着的。这里表现出的是人工剪裁经营的艺术匠心,画家构图之完美。对仗之工加上音律之美,使诗句念来铿锵上口。中国古代诗歌以五、七言为主体,六言绝句在历代并不发达,佳作尤少,王维的几首可以算是凤毛麟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