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1140年5月28日-1207年10月3日),原字坦夫,后改字幼安,中年后别号稼轩,山东东路济南府历城县(今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南宋官员、将领、文学家,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辛弃疾出生时,中原已为金兵所占。21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一生力主抗金。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由于辛弃疾的抗金主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后被弹劾落职,退隐江西带湖。 ▶ 828篇诗文
这是一首写景的小令。它生动地描绘了夕阳照射下秋天江边美丽的景色。
“一抹斜阳沙觜,几点闲鸥草际。”傍晚,夕阳西下,一抹斜阳的余辉照射在沙洲口上。几只闲适的水鸟,点缀在远处的绿草之中。这二句写的是远处的静景。“一抹”与“闲鸥”,突出了景色的幽静,“几点”与“草际”则点出了景色的幽远。接下几句描写的是动景:“乌榜小渔舟,摇过半江秋水。风起,风起,棹人白苹花里。”一只小船,摇过明净的秋水。划着划着,起风了,小船被吹得不能自主,一下划进了白苹花里。这几句,写的是动景,但动中有静,仍给人一种幽静的感觉。
这首小令写水乡秋色。景物的描写,有动有静,有近有远,都联合一体,融为一幅幽静恬淡的图画。意境优美,朴素,清新,使人得到一种很好的审美享受。
这首词是写闺中女子春日的哀愁,是一首典型的春闺怨词。全篇对春日景色和春闺女子形象都进行工笔细描,风格艳丽,含蓄蕴藉,完全是一派清新词风。上片开头五句,以工细的画笔描绘春景。“斗草”二句,由写景转入写人,反映闺中人的倦游情绪。“醉归来”三句,回忆当初男女双方春日相聚的欢乐与温馨。下片写分别之后女方对男方的愁怨相望之情。前半六句,写春末几种花的开放让女主人公痛感光阴之易逝,更加怀念意中人。后半五句,写双方天各一方,音信难通,越发使人整日惆怅,难以为怀。末二句以景结情,更显出女主人公愁怀浩茫。
词的上片着重歌咏“斗草”,以抒发下文的离别之情。“香泥垒燕,密叶巢莺”,作者开头就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环境,初春伊始,燕子,黄莺都忙碌地筑巢。这些鸟儿为什么要忙碌的筑巢呢?不是因为它们是一个人,而是它们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接下来,作者下句“斗草烟欺罗袂薄,秋千影落春游倦。”描写了一个欢快的局面:春天到了,是郊游踏青的时候,人们脱下衣服都欢快的在田野里面玩耍,一些人在草地里面“斗草”,每个人都玩的是如此的开心。在这里开心的背后,接下来作者“醉归来,记宝帐歌慵,锦屏香暖”作者写愉快地玩过之后,男女之间由于过于高兴,都喝醉了,然后晚上一起躺进柔软的温柔乡里面。词的上篇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画面、
词的下片作者着重写分别情景。在词的上篇作者营造了一副和谐的画面,看着都让人羡慕。但是在这令人羡慕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伤痛。“爱的愈深,可是分别之后又会怎么样呢?”作者想象了分别之后,家里的妇人在家里独自生活的画面:牡丹花开,但是没有人陪同一起欣赏。想到了丈夫离家出走,自己本想鸿雁一书,但是提笔又发现信件如此短小很难表达出自己的感情。作者下篇描写了一个妇人与丈夫分别后孤寂的生活画面,由此来表达妇人心中的怨恨。
“午梦初回,卷帘尽放春愁去。”春天的天气,催人欲睡,词人午后醉入梦乡,醒来后,又觉室内异常清静,空气似乎凝滞了一般。这种环境,使人愁闷。于是词人打起帘子,明媚的阳光伴随清新的空气涌入室内,心情为之一畅。“卷帘尽放春愁去”。春愁乃无形之物,帘儿一卷,它竟象鸟儿一样被放了出去。
这句写得富有特色,作者成功地赋予抽象之物以形象的感觉。“昼长无侣,自对黄鹂语”。寂寞的词人,只有与黄鹂相对而语,将寂寞之情绪却写得趣味悠然,恼人春色日初长,在长长的白天里,词人没有诗朋酒侣,极感无聊。黄鹂而可与语,真奇想也。这一是烘托出无侣之孤寂,另外反映出闲愁之仍在,前面所谓“尽放春愁去”,其实并未放尽。词情宛转,妙在含蓄。
由于春愁难排,更由于无人与语,词人遂移舟访友,很自然地过渡到下阕。“絮影苹香,春在无人处。”词人已离开室内,融入大自然的怀抱。暮春时节,柳絮纷飞,在阳光映照下,境界极美。在那飘着絮影、沁着苹香的地方,自然充满了春意。着意寻春春不见,原来春天却在这里。词人一腔喜悦溢于言外。至此,那无尽春愁,才真正被放了出去。
“移舟去。未成新句,一砚梨花雨。”结笔写出访矣氏花园。“移舟去”,写得闲婉。词人只抓住园中一个景物——硕果轩旁的大梨树一株;只写一桩雅事——树下题诗。正当他和园主人酝酿构思,可是诗句未成,突然下起雨来。
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