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琨是西晋末年的爱国将领，也是诗人。现存刘琨诗仅《扶风歌》、《答卢谌》等三首，都写于他后期同少数民族入侵者的斗争中，反映的是他立志报国的雄心及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说他的诗“雅壮而多风。”强烈的报国愿望与严酷的现实环境使刘琨诗呈现出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在当时诗坛上，他的诗是独树一帜的。江淹这首拟作试图再现刘琨的这一风格特征。
诗题为“伤乱”，这正是刘琨后期诗歌常见的题材。诗开首四句点明了诗题中的乱：大晋王朝遭逢厄运，外族入侵，天下纷乱。北方秦、赵、幽、并等地灾祸不断，战乱频仍，处于分裂状态之中。这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形势的概括。刘琨《答卢谌》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厄运初遘，阳爻在六，乾象栋倾，坤仪舟覆，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江淹拟作开首四句就是从这里化出的。
紧接着“伊余”二句表明了刘琨报效国家的决心：承受着晋朝的恩宠，国家遭受厄运时，自然要感奋而起，为国奔走献身。为了从战乱中拯救国家，刘琨艰苦转战，备尝艰辛，甚至遇害前仍念念不忘抗击入侵之敌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为了国家，他确实做到了奋不顾身。
刘琨年轻时就被人目为豪杰，他自己也有远大的志向，在他自己的《重赠卢谌》诗中，他列举了姜尚、管仲、陈平、张良等古代辅佐君王建立功业的人，表明自己的志向是像他们那样建立功名。江淹这首拟作也选择了类似典故来表现刘琨的志向：“六奇术”指陈平为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张良、韩信是刘邦重要的谋臣武将。“冀与张韩遇”和刘琨自己说的“想与数子游”（《重赠卢谌》）是一个意思，表明他希望建立古人那样的业绩。宁戚是春秋卫人，因家贫给人挽车，至齐，扣牛角而歌，齐桓公见了，认为他非常人，立即任用了他。用这个典故可以说明刘琨羡慕古人有机会施展才能。荀息是晋献公儿子奚齐的师傅，曾说臣当以忠贞事君。献公死后奚齐为君，奚齐被杀后，荀息即以死实践自己的诺言。江淹用这个典故很能体现刘琨的献身精神，并且充满了悲壮色彩。国家的动乱、古人的事迹激励着刘琨。诗至此在情绪上是激昂慷慨的。
然而从“空令”二句起，诗的情绪转入了低沉悲凉，紧扣了题中的“伤”字。刘琨诗中立志报国的雄心与壮志难酬的悲愤是交织在一起的，江淹这首拟作也如此。事实上，刘琨未能实现理想并不是他没有古人那样的才干，而是时势使他难以施展才干。眼看岁月无情流逝，内心的痛苦和焦虑也与日俱增。刘琨自己诗歌提到古人的业绩一则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志向，再则也是用古人的功成名就和自己的一无所成作对照，以显示出自己内心的痛苦和悲愤。江淹对此深有体会，故拟作中的用典和刘琨《重赠卢谌》中的用典非常相像。
诗的后半部是写景与直接抒情。刘琨《扶风歌》也有不少写景之句，描写了他赴并州刺史任时沿途所见的凄惨景象，反映了他沉重的心情。江淹这首拟作也吸取了刘琨诗的这一特点，插入了写景诗句。城濠、沙漠、白日、寒树，呈现出一片萧条荒凉的景象。战乱使诗人心情沉重，然而更使他愤懑的是，他的抗敌行动并没有得到晋朝内部的有力支援，统治者中的一些人甚至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不希望他成功，使他常常孤军奋战，屡屡受挫。拟作刻画了英雄受困时的情景：投袂即甩袖，这个动作反映了刘琨内心的强烈悲愤，“抚枕”是说他满怀忧虑以致夜不能寐。“功名惜未立，玄发已改素”，眼看头发由黑变白，而功名依然未建，这对怀有远大抱负的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事。这两句也和《重赠卢谌》中“功名未及建，夕阳忽西流”如出一辙。最后以“时哉苟有会，治乱惟冥数”作结。也许能够遭逢天时，有所成就，但这毕竟没有多少希望，天下的治与乱，是被冥冥之中的命运所操纵着的。天下动乱激起报国的壮志，壮志难酬引起无限悲愤，无奈之余只能归之于命运，最后两句语似平静，实则隐含了更深的悲伤，悲剧色彩愈浓。
将这首拟作和刘琨现存三首诗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拟作几乎是刘琨后期诗歌的浓缩。整首诗从题材、思想感情、用典、结构布局直到字句的运用和刘琨自己的诗基本吻合，而且浑然一体，毫无拼凑之感。江淹准确地把握了刘琨当时的心理特征，紧紧抓住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所造成的痛苦作为诗歌情感起伏发展的线索，因而较成功地再现了刘琨诗歌特有的思想感情和慷慨悲凉的风格特征。
诗的首联写的是，诗人去年任荆州大都督长史时，见到荆南的梅花遍地开放，如同漫天飘飞的雪花；今年诗人从南方来到了北方，幽州的雪花漫天飘飞，宛若遍地盛开的梅花。这句诗用了互喻的手法。所谓互喻就是本体和喻体互相设喻, 即先用喻体比本体, 再用本体比喻体。这种比喻使两种物象缠绕勾连, 曲折有趣, 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读来有循环反复之妙趣 , 增强了韵文的韵味与节奏, 强化了艺术感染力。互喻的手法在古诗中很常见，比如，南梁范云的《别诗》中有句曰：“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宋人吕本中《踏莎行》词中有句曰：“雪似梅花, 梅花似雪, 似和不似都奇绝。”张说的灵感当来源于范云，而吕本中的句子则很可能从此联而来。此联通过去岁今年同期所见，一是江南春色，一是北国冬景，体现诗人时此时彼的仕途遭遇，其中饱含着对人生无常，仕途坎坷的感慨。然而，字句十分秀雅，未露丝毫伤感痕迹，表达十分蕴藉高妙。
颔联讲的是，诗人南北流离，转徙如蓬，叹息人事的变化不定。然而，旧岁去了新年来，周而复始，不失常度，却也使诗人感到欢欣。这是紧承上联发的感慨。出句抒发了一种世事茫茫难自料的深沉情感。对句则是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骨子里却潜藏着一种时光蹉跎的复杂心理。句中“去复来”三字，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诗人在新年对政治生命复苏的预期与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诗人的语言极其委婉，将怅惘而又急切的心情藏在轻松的笔墨之下，使得诗歌的韵味更加悠远绵长。清代学者谭宗在《近体秋阳》中评价这首诗说：“常调尔，顾但见其老，而不嫌其俗，以其气清语真也。”“气清语真”确实是本诗语言的最大特色。
后二联中，诗人满怀深情地说，他身在边镇，心在京城，耳听着戍卒唱出的通宵不绝的歌声，眼却遥望着朝廷燃起的彻夜不息的烛火，殷切期盼尽快回到长安，值此新春之际，举杯献酒，敬祝皇上寿比南山。至此，诗人企望重新来到君主身边，再次受到信任的心情才明白地表露了出来。 总的来看，这首诗紧扣题中“新年”发感慨，表心愿，娓娓道来，意脉相联，轻松自如。将对人生无常的怅惘之情，仕途坎坷的忧虑之情，新年仕途进步的愿望之情，对京都的思念之情，对皇帝的颂扬之情，都表达地含蓄蕴藉，自然妥帖，开启了盛唐诗歌的新气象。当然，像尾联这样的文字多少有媚上之嫌，然而，诚如明代李攀龙、叶羲昂《唐诗直解》中所说： “上寿近俗，但君王不得不尔。”
这是一首送别诗，但不是一般的亲朋好友间的送往迎来，而是送僧人归山。这首诗前两句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理应不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末两句写诗人对方外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这首诗语言妙趣横生，闲散淡远，构思精巧。
“孤云将野鹤，岂向人间住。”以凌云的野鹤形容僧人，贴切有味。“云”与“鹤”本来已不是俗世凡物，何况还是“孤云”与“野鹤”，这样超尘脱俗之物在人世是留不住的。因此诗人诙谐地说：“岂向人间住。”尘世难留方外高人。方外高人理应去深山古刹，静心修炼；因此，上人归山，恰得其所，理应祝贺，不该作儿女之态，像俗人那样依依不舍，甚至怅惘无极。
“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是对上人的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而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不少僧人爱住名山宝刹，实际上并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扬名，然后接近权贵，以求闻达于皇帝，达到加官进爵的目的。这与假隐士走终南捷径的手段相似。“莫买沃洲山”，暗寓出沃洲山名声太大，人们都知道那地方，会影响修行，会成为走“终南捷径”的人。这后两句与裴迪《送崔九》的后两句：“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是同一用意，但此诗说得更直率。由此可见，作者与上人的关系亲密，可以直接规劝，所以吴瑞荣在《唐诗笺要》中说：“索性勉其入山之深，是何等交谊？”
观此诗作，写得妙趣横生、闲情逸趣，流露出诗人很看重灵澈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境界，向往隐居深山之中，却规劝方外上人要另觅他处，“莫买沃洲山”，表现出诗人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领悟真隐和假隐之真谛，莫隐居变成趋时，失孤云野鹤般脱俗的品性。
这是一首怀古诗。此诗描写了汴河周边的景色，全诗从眼前的汴河引发出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委婉曲折，感情深沉。诗人运用对比手法，以汴水春色与隋宫成尘对照映衬，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以隋朝兴亡之感寓唐代盛衰之忧，寄寓深远。
“汴水东流无限春，隋家宫阙已成尘”。诗人在开篇写因汴河水引发的诗人对历史的回忆。汴水碧波荡漾，缓缓东流，堤岸上春柳随着清风飘荡，显出无限柔情，两岸都笼罩在一片花红柳绿之中，到处都是一片春光无限。诗人写春，但没有具体描绘春的景象。但是诗人巧妙加上了“无限”二字，便使春意变得具体形象起来。汴水悠悠东流的形象，本来就容易引发对悠悠时间之流的联想，缀以“无限春”，更使这条流贯无数春秋的汴水，带上某种象征色彩，而且唤起汴水两岸春色无限的联想。
接着诗人联想到“隋家宫阙”，象征着隋代腐朽统治和豪奢生活的隋炀帝华丽的行宫，现已荒废颓败，只剩下断井颓垣供人凭吊了。“已成尘”，用夸张的手法极言昔日华丽消失殆尽。诗句以汴水长流与隋宫化尘作鲜明对照，两相比照，正见出自然永恒、人世沧桑、豪华如烟、历史无情，世事沧桑变迁之意油然而生。隐含在这种历史沧桑感中的深层意蕴，则正如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所说：“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行人莫上长堤望，风起杨花愁杀人。”末两句继续写汴河岸边典型的景物，转从隋堤杨柳抒发感慨。柳絮随风飘扬，飘飞如雪，原是骀荡春光的标志，这该是让人心情舒畅的春色。但眼前这汴堤杨柳，却联结着隋代的兴亡，历史的沧桑，不免惹人欷歔慨叹。这些春色如今见证着历史，而当年隋炀帝沿堤栽种柳树，本是他南游奢华之举动的一个点缀而已，到头来它却成了荒淫亡国的历史见证。那随风飘荡的杨柳和飘飞的杨花，引起诗人的无限感怀，在怀着历史沧桑感的诗人眼里，它们仿佛是隋代豪华消逝的象征（杨花与杨隋构成一种意念上的关系，容易使人产生由彼及此的联想）。后人面对这垂柳，不禁生发出繁华易逝、历史永恒的感慨。不过更使人感怀不已的，或许是这样的现实：尽管隋鉴不远，覆辙在前，但当代统治者却并没有人从亡隋历史中汲取教训。在“风起杨花愁杀人”这种强烈深沉的感伤中，分明隐现着衰颓时世的面影。这也表现出诗人对国事的深切担忧。
怀古诗多从眼前历史遗迹起兴，以今昔盛衰立意，在抒写历史沧桑感之中寄寓某种现实感慨。该篇即为典型的诗例。题内“汴河”，指隋炀帝开凿的通济渠。当年隋炀帝为了游览江都，前后动员了百余万民工凿通济渠，沿岸堤上种植柳树，世称隋堤。还在汴水之滨建造了豪华的行宫。这条汴河，是隋炀帝穷奢极欲、耗尽民膏，最终自取灭亡的历史见证。诗人的吊古伤今之情，历史沧桑之感，就是从眼前这条耗尽民膏，成为亡隋历史见证的汴河发兴的。
这首七言绝句，对比的运用，使隋炀帝自取灭亡的历史教训更加深刻。诗人将吊古伤今之情融入到了春色中，委婉曲折，感情深沉。最后伤今之笔，将诗人的忧国愁绪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
从诗中所写景物表现出来的新鲜感看来，似为他初贬岭南时所作。开头四句，点题中的“早发”，交代了时间是在“春”、“晓”，并以晨空特有的“宿云”、“残月”极力渲染早发时的景象。这里用以借指从始兴县的江口地方至虚氏村途中经过的高山峻岭。从诗题看，当时诗人已经抵达虚氏村，村子离动身地点江口在一日行程之内，距离广州尚有数百里之遥，是无法望见越王台的。宋之问与沈佺期一样，上承齐梁余绪，讲究词采声律，从“宿云”二句的铺张笔法中，也可想见其“如锦绣成文”（《新唐书》本传）的诗风。
从“薜荔摇青气”开始的六句极写赏心悦目的南国景色，铺排有序，很见功力。前三句写树，错落有致，句中用一个富有动感并充满了生命力的“摇”字，生动地描画出了枝叶攀腾、扶摇直上与青气郁勃、无以自守的情态。在上三句中，诗人用笔由视觉而到嗅觉，“石响”句更进而写到听觉，由泉水奔泻的“石响”又转而看到回环流转的细泉。“抱叶”二句转写动物，这就使画面更充满活力，线条、色彩、音响以至整个情调更其动人了。
最后六句指诗人前面的铺排绘景是为了后面的写情抒怀。“南中”句使全诗的感情为之一顿，承上启下。“南中可悦”四字总括前面写景的笔墨，在文势上，这两句稍作顿挫，用以托住“南中”二句陡然急转之势，并暗示官场的荣辱无常，增强了诗人的思乡之情。末两句的感情直承“鬒发”二句，并与“北思”二字相呼应。诗人直抒胸臆道：何时能走向返回故乡的路呢？“行剪故园莱”，与谢朓“去剪北山莱”、王绩的“去剪故园莱”同义，都是要归隐田园的意思。从文势上来说，最后六句浑然一体，同时又有内在的节奏。比之于水势，“南中”二句似高江急峡，大起大落，“鬒发”二句江面渐宽，水势渐缓，至末两句化成一片汪洋，隐入无边的平芜之中。
这首诗用词的艳丽雕琢与结构艺术的高妙，可以使我们对宋之问诗风略解一二。诗用的是以景衬情的写法。诗人不惜浓墨重彩去写景，从而使所抒之情越发显得真挚深切。然而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这首诗的价值倒不在于诗人抒发了何种思想感情，而在于诗中对南中景物的出色描绘。诗人笔下的树木、禽鸟、泉石所构成的统一画面是南国所特有的，其中的一草一木无不渗透着诗人初见时所特有的新鲜感。特定的情与特有的景相统一，使这首诗有着很强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