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水边纤夫的生活为描写对象,通过一个纤夫的内心独白,写出了水上服役难以忍受的苦痛,对当时不合理的劳役制度进行了控诉,写得很有层次。
“苦哉生长当驿边”,诗一开头就以“苦哉”二字总领全篇,定下了全诗感伤的基调。水夫脱口呼出这一声嗟叹,说明他内心的悲苦是难以抑制的。这强烈的感情,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心灵。“官家使我牵驿船”,点出了使水夫痛苦的原因。古代官设的交通驿站有水陆两种,住在水边,要为水驿牵船服役。“官家使我”说明水夫拖船是被迫的。这两句是总写生长水边为驿站服役的痛苦心情。紧接着,诗人从“辛苦日多乐日少”至“齐声腾踏牵船歌”,用一大段文字,让水夫具体述说他牵船生活的悲苦。“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较前描写进了一步,用了一个比喻。把人比作海鸟,说纤夫的生活象海鸟一样夜宿水船,日行沙上,过着完全非人的生活。然后诗人用细腻的笔触,具体描写纤夫从日到夜、又由夜到明的牵船生活。先写白天牵船的艰难。前一句,顶风一层,逆水一层,船重一层,详述行船条件的困难;行船如此艰难,而前面的驿站又是那样的遥远,水波茫茫无边无际,纤夫的苦难日子似乎永远没有尽头。后写黑夜牵船的辛酸。诗人写一个雨雪交加的寒夜,纤夫们披着短蓑,纤绳磨破了胸口,冻裂了双脚,一切辛酸他们都无可奈何地忍受着。一夜劳作,却无丝毫报酬,而是“到明辛苦无处说”,在凶残的官家面前,纤夫能够说什么呢?只好把满腔愤懑积郁在心里,“齐声腾踏牵船歌”,用歌声发泄内心的怨愤不平。
而纤夫们却没有逃离这苦难的深渊。“一间茅屋何所值,父母之乡去不得”。纤夫的全部财产只有一间茅屋,本不值得留恋,可故乡却又舍不得离开。即使逃离水乡,他们的处境也不会好到哪去。“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田家行》)没有了水上徭役,还会有陆上的徭役和租赋,田家遭受着官府同样的剥削和压迫。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纤夫只得把改变困境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幻想中:“我愿此水作平田,长使水夫不怨天。”水变平田当然不现实,即使变了平田,他们也一样遭受官府的压榨欺凌。
诗对纤夫的心理描写细致而有层次,由嗟叹到哀怨,到愤恨,又到无可奈何,把其内心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配合水夫思想感情的变化,诗歌不断变换韵脚,使人觉得水夫倾诉的哀愁怨愤是如此之多。由于充分揭示人物心理,水夫形象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诗人写的是一个水夫的自述,反映的却是整个水乡人民的痛苦生活。诗的语言既具有民歌通俗流畅之美,又具有文人作品凝炼精警之风,颇有特色。不用惊人之笔,不遣华美之词,诗人从看似平淡的细细描绘中表现真情,酝酿诗情。看似平淡无奇,实则余味无穷,正如宋王安石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
上阕写词人在临皋亭上看到的黄昏景致。“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起首两句新奇突兀,用夸张的手法写出水天一色的景致。放眼望去,傍晚的云山显得苍翠欲滴,夜色与山色交相辉映,倒映在琼杯一样的江中,仿佛将满江春水都染成了绿色。阔大的“晚景”落在精致的“琼杯”里,比喻与夸张两种手法双管齐下,营造出新颖生动的意境。
“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认涨渌醅。”作者看着满眼碧绿的江面,回想起初到黄州时,见到这碧波荡漾如葡认美酒般的江水,竟认为是由岷山与峨眉山上的雪浪融化而来的。苏轼《与范子丰八首》其八曾有言:“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作者见到这样的景致,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峨眉山的雪浪,勾起了乡思之情。
下阕由静景转向描写动景,写春雨骤降骤停,更为满江春水增添了新的情调。“春雨暗阳台,乱洒歌楼湿粉腮”写春雨来势迅疾,而来不及防避。因满江碧波,作者的思绪正飘向万里之外的故乡,忽然天色骤暗,迅疾的春雨倾泻而下,打湿了未及躲避的美人的粉腮。
经过春雨的搅扰,作者被迫收回思绪,但其对外界的观察十分敏感,转而以更加细腻的手法描景色的变化。“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写雨停,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东风,仿佛有人掌控一样,雨立即停止了。如同来时一样,春雨在人们没有反应过来之前突然停止。“落照江天一半开”,雨停,云开。雾散,夕阳的余晖斜倚着山顶,将半边天空都染成了红色,天水辉映,江面上霎时呈现出半红半绿的景色来,奇幻瑰丽,令作者叹为观止。
虽未描述作者的行为事迹,也恰恰表现了他被贬之后不得自由、无所适从,只能寄情山水的生活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作者,对自然环境自然有超乎常人的感知能力。所以他状景细致入微,思维广阔,描写景致奇幻瑰丽;抒情则含蓄蕴藉,于字里行间不经意散发出饱满的乡思愁绪,似有自得之趣,又有千回百折的情感波澜。
《毛诗序》说《周颂·敬之》是“群臣进戒嗣王”之作,不仅与诗中“维予小子”的成王自称不合,也与全诗文意相悖。无论从字面还是从诗意看,《周颂·敬之》的主动者都不是群臣,而是嗣王(即周成王)。诗序之所以说“群臣进戒嗣王”,或许是出于成王在周公辅佐下平定叛乱、克绍基业而又有所巩固发展的考虑,其善意用心无可厚非,却并不合乎实情。
此时的成王,已逐步走向成熟,他在《周颂·敬之》中要表达的有两层意思:对群臣的告戒和严格的自律。
首六句为第一层。成王利用天命告戒群臣,由于他的天子身份,因而很自然地具有居高临下的威势。“天维显”、“命不易”,形式上为纯客观的叙述,目的则在于强调周王室是顺承天命的正统,群臣必须牢记这点并对之拥戴服从。对群臣的告戒在“无曰”以下三句中表达得更为明显,其中“陟降”只能是由周王室施加于群臣的举措,而“日监在兹”与其说是苍天的明察秋毫,不如说是强调周王室对群臣不轨行为的了如指掌,其震慑的意旨不言而喻。
后六句为第二层。年幼的成王,面对年龄较长的群臣,往往采取一种谦恭的姿态,这里表达严于律己的意愿更是如此。成王自称“小子”,承认自己还很缺乏能力、经验,表示要好好学习,日积月累,以达到政治上的成熟,负起承继大业的重任。但是,群臣却不能因此而对成王这位年幼的君主轻略忽视,甚至可以玩之于股掌,成王并没有放弃对群臣“陟降”(此处偏重于“降”)的权力,也没有丝毫减弱国家机器“日监在兹”功能的打算,更重要的是,成王的律己,是在以坚强的决心加速自己的成熟即政治上的老练,进而加强对群臣的控制。年幼而不谙朝政的成王,群臣对之或许有私心可逞(但还会存有对摄政周公的顾忌);而逐渐成熟的成王,决心掌握治国本领而努力学习的成王,群臣对之便只能恭顺和服从,并随时存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诗中的律己也就产生了精心设计的震慑。
《周颂·闵予小子》《周颂·访落》《周颂·敬之》《周颂·小毖》这一组诗,诗中由“闵予小子”、“维予小子”、“维予小子”到“予”述及的成王自称,可以体现成王执政的阶段性,也可看出成王政治上的成长和执政信心的逐步确立。
这首诗反映了北宋田家生活的痛苦。1040年(康定元年)六月,为了防御西夏,宋仁宗匆匆忙忙地下诏征集乡兵,加强戒备。而官吏们借此胡作非为,致使人民未遭外患,先遇内殃,上下愁怨,情景凄惨。田家的语言,浅显通俗,共二十四句,每四句写一件事,层层进逼,所述被逼租、遭水蝗灾害、征为弓兵、遭鞭扑、卖牛、饥饿等,都饱含血泪,令人惨不忍睹。诗的构思和立意,都直接继承了杜甫的“三吏”、“三别”,焕发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开头四句是说,谁讲田家快乐呢?春天的租税,到秋天还未能交足。地保、里长敲打我家的门,正没早没晚地催迫交税呢。这四句写租税的繁重,田家感叹春税到秋都未能交完,而催促又急,痛苦可知。次四句写在水灾、蝗灾的侵袭下,秋收难有指望。盛夏五、六月,内涝成灾,白水比住房还高,豆类、谷类都受到严重的灾害。作者此时在河南襄城县做县令,这里靠近许昌,池临汝河。河水涨时,河岸里面即就形成内涝;河中之水常常高过堤岸下的人家居屋。这四句写灾祸频仍,因而田家处境更加悲惨。接着“前月诏书来”以下八句,是诉说除了租税剥夺和天灾威胁之外,兵役又带来严重的灾难。就在1040年夏天,西夏攻宋,朝廷增置河北、河东、京东西诸路弓手,襄城地处京西路,之前朝廷诏书下来登记人口,三丁抽一壮丁(“三丁籍一壮”,即指三丁抽一),强迫人民操持弓箭。当时州里又下了公文,严紧地催迫,老吏拿着鞭子和敲朴,到乡下来搜索,连老年和幼年,也都在抽兵之列。幸免于役的,只有跛子和瞎子。这八句写官吏变本加厉地为非作歹,抽丁太滥,造成田家都无壮丁在室,情况倍加凄惨。
下面“田闾敢怨嗟”以后八句,写在兵役、租税、水灾等灾难的煎逼下,田家生活艰难,欲诉无门,走投无路。诗中先写:面临重重追迫,田家哪敢怨嗟,只有父子相持悲哭。种田地哪还再有指望,为了买下弓箭,只好把牛犊卖掉。次写淫雨不止,天意愁怨,锅子里、罐子里连稀粥都装不上了。瞎子和跛子都没有劳动力,不能耕种,死亡只在早晚之间了。这八句总写人祸、天灾给田家带来的苦难。以上各节,全是田家自诉之语。是诗的第一部分。
结尾四句,是作者听了田家语所兴的感慨。也是诗的第二部分。“我闻诚所惭,徒尔叨君禄。却咏归去来,刈薪向深谷。”作者是地方官,听完田家悲酸的诉说,感到内心的惭愧。他自己身为县令,徒然受到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官俸的供养,却不能为人民解除忧患,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只好吟诵《归去来辞》,学陶渊明弃官归田,回到深山幽谷,砍伐薪柴,自食其力。全诗朴质无华,感情深厚。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作者为诗,正是继承了这样的光辉传统。作者论诗以平淡自励,力挽北宋初期西昆体所形成的华而不实的诗风,对于转移诗坛风气,起了积极的作用。唐代诗人韦应物《寄李儋元锡》诗说:“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作者这首诗的结尾四句,和韦诗同样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