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诗全借司马相如的行事来抒发自己的愤慨。西汉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字长卿,才华出众,志向远大,但在汉武帝时只当了一名管理前朝文帝墓园的小官。他抑郁不得志,终于弃官而去,闲居在茂陵家中。在他生前,梁孝王刘武与汉武帝刘彻都先后抛弃了他。等他死后,武帝却把他所写祭天地神灵的《封禅书》吹捧起来,而且亲自到泰山隆重祭祀。李贺就抓住这个古人的遭遇,结合自己的身世写出了这首寄寓深远的《咏怀》诗。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部分四句,描写司马相如被汉武帝遗弃后与爱妻卓文君在茂陵家居时的恩爱闲逸的生活。碧绿的蔓草挂满了井边的石栏,环境是那么优美宁静。相如白天无事,不免又对着知音文君弹起琴来,那曲曲幽韵传达出多少难言的心事。和煦的春风吹乱了文君美丽的鬓影。这里表面上写得悠闲自得,充满了一片天伦之乐,实际却吐露出一种怀才不遇的深深寂寞和感慨,正如鲍照在《拟行路难》其六中所写:“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同样充塞着一种痛苦到接近麻木的情绪。
后部分也是四句,明写梁王与武帝把相如像断草败梗一般地抛弃,只是武帝更懂得打一下、拉一把的政治权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还要利用相如的遗著《封禅书》,为自己涂脂抹粉。他亲自登上泰山之顶,装模作样地对着天地礼拜。从相如的角度着眼,这个志大才高写下了煌煌赋作的文士,却“惟留一简书,金泥泰山顶”,死后还硬被拉去为统治者粉饰太平,这真是可恨可叹。一个“唯”字,含蓄着诉不尽的凄凉辛酸,似乎他留给人间的贡献,就只是这篇《封禅书》了,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通篇似乎都是写司马相如,其实诗人已经巧妙地将自己融化进去,所以诗作题为《咏怀》。茂陵家居的情景,正是长吉昌谷赋闲的写照;而泰山顶上的封禅礼拜,也正与长吉屈身奉礼郎的虚应礼赞如出一辙。
第二首诗抒写了李贺在昌谷家居的生活和心情,反映了诗人的抑郁忧伤和不幸。
“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诗人在夜晚吟咏(著书)方罢,突然瞥见一丝白发象秋霜一般地飘落下来,这个意想不到的发现怎能不使他心头一震?李贺是个苦吟诗人,据说他的诗思常在驴背上觅得,随想随写下来投入身边携带的锦囊中。晚上取出,在灯下斟酌成篇。其母常说:“是儿要当呕出心来”(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正因为他这样呕心呖血地从事创作,再加上家境贫寒、夙志不伸,所以二十多岁就未老先衰,白发惊秋了。
“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一“惊”之余,不由便拿出镜子细细端详起来。“聊自笑”,显得这笑是一种对自己的无可奈何的嘲笑,一种难以名状的苦笑,表面上似乎反应是淡漠的、不大在意的,却怎么也掩饰不了内心深藏的无限悲苦。联系诗人曾担当过奉礼郎这样卑微的职位,可知这就是诗人无声的啜泣。说他笑中含哭,大概是不过份的。
“头上无幅巾,苦蘖已染衣。”头上已没有儒雅的头巾可戴,身上只穿着用苦蘖染成的黄衣。这完全是一副村夫山民的打扮了。这两句写诗人的乡居生活,已到了一贫如洗、令人酸鼻的程度。深一层看,诗人不仅是写生活的艰难,而且也暗示自己整个身心都已浸泡在苦水之中。真乃触处生悲,何往而非苦也。
写到这里,诗人已把悲苦情怀推到了高潮。且看他如何收尾。“不见清溪鱼,饮水得相宜?”这是一种自我宽慰之辞,貌似旷达,其实更反衬出诗人的不幸处境。弦不可拉得太紧,诗文也是这样,作者委婉写来,使前面描写中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不少。
《咏怀》这类诗,自西晋阮籍创体以来,或托比兴,或借史实,或抒感怀,或重讽谕,其手法多变,总以显示真实情怀,言远旨深为贵。此篇以赋为主,直写自身苦状,透露不遇心态,塑造出一个受压制被鄙弃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就认识和审美价值而言,是有它的独特贡献的。
此词写难以排遣、无所寄托的思念之情。情无所寄,相会无期,夜长无寐,只好移情于烛:明明是人心里难过,却说蜡烛向人垂泪;明明是人心余力拙,却说蜡烛心长焰短。这里,人即烛,烛即人。
“别来音信千里,恨此情难寄”开篇点题,说自与情人离别以来,音信远隔千里,惆怅的是,这一片深情无从寄去。以情语开篇后,作者接着以景写情,“碧纱秋月,梧桐夜雨”写的是:碧纱窗下,对着皎洁的秋月,卧听淅淅沥沥的夜雨滴梧桐叶上。
“几回无寐”上承景语,点破相思,说的是:有多少回啊彻夜无眠!“碧纱”二句,代表不同时间、地点、景物,目的是突出“几回无寐”四字。对月听雨,本是古诗词中常用的写表情的动作,用于此处,思与境谐,表明主人公难以排遣的怀人之情。类似的意境有温庭筠的《更漏子》:“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上片泛写别后相思,下片实写此时此地的感受。
“楼高目断,天遥云黯,只堪憔悴”几句写的是:登上高楼极望,只见天空辽阔,层云黯淡,更令人痛苦憔悴。其中,“楼高目断”,另笔提起,与上片“几回无寐”似接非接,颇有波澜起伏之势。“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一结三句,是全词最精美之笔。以红烛拟人,古人多有,如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同样是使用“移情”手法,以蜡烛向人垂泪表示自己心里难过,但杜牧诗的着眼点“替人垂泪”而且“有心”,大晏词则以“心长焰短”一语见长。那细长的烛心也即词人之心,心长,也就是情长意长,思念悠长恨悠长;焰短,蜡烛火焰短小,暗示着主人公力不从心,希望渺茫。这三句景真情足,读来只觉悱恻缠绵,令人低徊。
这首词妙于淡雅闲适之外,透出一股深厚苍凉,反映了作者性情沉郁的一面。
这是思妇之词,上半沉思语,殊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下半相思刻骨,寤寐潜通,顿挫沈郁,可以泣鬼神。
通过女子所居环境氛围的描写,烘托出女子内心深处的寂寞。且“庭院深深”使人很容易想到欧阳修那阕《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两首词在某些地方格调颇相似,情感相通。二、三两句更是妙趣横生,刻画闺中少女的情态栩栩如生,与敦煌词《鹊踏枝》中“叵耐灵鹊多谩语,送喜何曾有凭据”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
春日迟迟,鹦哥报道他来到的叫声,使她空喜欢一场,在她寂寞的心中掀起了难以平息的感情波澜。“压鬓”二句,是女主人公“闲烦恼”的特写镜头。鹦鹉之能言,都是人教之结果。女主人公思念所爱心切,便把自己最希望的事反复调教于鹦鹉,以此获得一种虚幻的满足,当然也希望鹦鹉能及时地报告他的归来。不想这反倒惹出了她的相思烦恼。前后强烈对比,寓意深刻。
“低头只是闲烦恼”则写女子心态之沉重烦闷,这种精神上的烦恼不是金玉满堂的物质生活所能消解、抵偿的。“只是”两字下得很妙,将女子无法排遣的伤离怨别之思以直陈的方式表出,具有强调的作用。“闲烦恼”也可见女子的相思之苦触处即是,同时为过渡到下片打下了伏笔。
下阕从女子想像在江南的情郎的生活着笔,词的内容也由上阕深闺人的相思烦恼变而为下片感于江南春而产生的盼归的惆怅。
江南的春天群芳争艳,青山滴翠,自己与情郎都正是青春年华,纵然高楼红袖迷人,也抵不上回乡与钟爱的女子相聚,共度良辰美景的美好。她方方面面地思念他的一切,设想他在外面的生活情况。而她最担心的,想得最多的,一是他会不会对她不忠,二是他的生活是否艰辛。她设想他在“红袖高楼”行乐的情景,心痛情急,迸出了“遮断行人西去道,轻躯愿化车前草”的心声。主人公明知无力阻止爱人出行,但也甘愿为此牺牲!女子的殷殷期盼,在诚挚温厚之中深深地蕴含着坚贞不渝的品质。
主人公幻想爱人所禁受的艰辛,好象在同爱人一起禁受,因而身体消瘦,精神困顿。黄昏更是思念更切的时候,因而主人公几乎害怕黄昏!由此想到以前美满相处时的情景,那时候主人公与爱人还开着离别的玩笑;不料这玩笑竟骤成事实,这更使主人公更加难过。尽管这样,末两句说宁愿化身为车前草,挡住情郎西去的道路,冀盼情郎回心转意,早日归来。借用“车前草”的字面意义作文章,虽非首创,以之结尾表白痴情不改的心志,更加衬托主人公痴情的人物形象,有感人肺腑之效。
全词委婉细腻,清新雅丽,昭示了一种为美好理想而始终不渝甚至甘愿献身的品格。
这是苏轼晚年回答其侄女婿王庠问学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文笔简练,语气谦逊,循循善诱,表达了作者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作者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用语十分谦虚虚,对王庠的赞语认为“过当”,“岂堪英俊如此责望邪?”谈自己的看法时用“卑意”一词,最后又用“可笑可笑”作结。苏轼是欧阳修以后的北宋文坛的第一人,他不但对宋代散文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就,而且在诗词,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文坛巨匠,在青年学子面前却如此谦虚,完全是一个谦谦君子,表达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也表现了他的长者风范。
苏轼在信中就读书方法谈了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反对死记硬背。苏轼认为“少年科目时,记录名数、沿革及题目等不值一提,自应举时的“节目文字“亦无用。这就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苏轼的作文原则,他主张作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表达了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的文艺主张。
二是认为求学无捷径,“积学数年,自有可得之道”。青年人往往急于求成,希望走捷径,惟有靠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在实践中摸索求学之道。
三是求学要讲究方法。这其中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指出求学不能贪多。苏轼认为“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他告诉王庠读书不能贪多,而应围绕”所欲求“的目的,也就是要有所选择。第二层指出读书要钻研得深。苏轼认为“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即书要读多遍,每读一遍要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勿生余念”,研究其他问题也是这样,这不是浏览速成的读书法所能奏效的。这些读书方法是苏轼一生治学的经验之谈,在后世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值得借鉴。
这首诗;《毛诗序》谓“美”,郝敬谓“讽”,二说视角不同,自然见解相反,然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皆着眼于此诗的言外之意,非诗中的基本内容。见仁见智,各有所取,此姑且不论,如果就诗说诗,当以朱熹说为胜。
此诗首章起句不凡。开头四句郑重提出“人性”这一命题,哲理意味甚浓。前人多认为这是最早的“性善论”,故孟子在《告子章》中引此四句与孔子的阐释作为论“性善”的理论依据。但从全诗考察,似乎诗人并不是倡导什么“性善论”,他只不过是借天赋予人以善性,为下文歌颂仲山甫张本。第一章颂扬仲山甫应天运而生,非一般人物可比,总领全诗。接下去二至六章便不遗余力赞美仲山甫的德才与政绩:首先说他有德,遵从古训,深得天子的信赖;其次说他能继承祖先事业,成为诸侯典范,是天子的忠实代言人;再次说他洞悉国事,明哲忠贞,勤政报效周王;继而说他个性刚直,不畏强暴,不欺弱者;进而回应前几章,说他德高望重,关键靠自己修养,不断积累,因而成了朝廷补衮之臣。诗人对仲山甫推崇备至,极意美化,塑造了一位德才兼备、身负重任、忠于职守、攸关国运的名臣形象。七、八两章才转到正题,写仲山甫奉王命赴东方督修齐城,尹吉甫临别作诗相赠,安慰行者,祝愿其功成早归。全诗基调虽是对仲山甫个人的颂扬与惜别,但透过诗中关于仲山甫行事与心理的叙述,从中大体能体察到处于西周衰世的贵族,对中兴事业艰难的认识与隐忧,以及对力挽狂澜的辅弼大臣的崇敬与呼唤。不难理解,此诗对仲山甫的种种赞美,是真实的、现实的,然而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包含着诗人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期盼。有人斥此篇为“谀词”,似乎过苛。
此诗主要以赋叙事,开篇以说理领起;中间夹叙夹议,突出仲山甫之德才与政绩;最后偏重描写与抒情,以热烈的送别场面作结,点出赠别的主题。全诗章法整饬,表达灵活,为后世送别诗之祖。在《诗经》中此篇说理成分比较浓厚,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后世“以理为诗”当溯源于此。此诗语言也很有特色,尽管多用说理、议论,却不迂腐呆滞,这除了诗人的激情之外,还在于语言运用独具匠心,诗人多以民间俗语入诗,如表现仲山甫扶弱锄强的性格特征、赞美仲山甫重视修身立德,都是反用俗语来衬托,这比直说简洁、形象,又有理趣,说理中注进了诗味,故姚际恒称此为“奇语”(《诗经通论》)。诗中一些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语言,有的经后人使用或提炼,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如“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穆如清风”等。善用虚词与叠字词本是《诗经》的语言特点,此篇独特之处是“之”字的运用,全诗十二个“之”字,用于句尾的有九个,其中第六章连用五个“之”字收句,娓娓道来,委婉有致,起到了特有的抒情效果,姚际恒指出“多用‘之’字,见缠绵之态”(《诗经通论》)。第十、八两章连用“业业”、“捷捷”、“锵锵”、“彭彭”、“骙骙”、“喈喈”等叠字词,铺叙送行场面的壮观和行动的迅捷,绘声绘色,增强了诗的形象性与节奏感。此诗押韵复杂,除五、六两章用一韵外,其余各章皆用两韵,韵脚也变化不定,如第一章则、德为韵,下、甫为韵;而第二章德、则、色、翼、式、力为韵,若、赋为韵;第三章考、保为韵,舌、发为韵;几乎无规则可循,后五章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