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
“人人尽说江南好”，是与《菩萨蛮》组词第三首《菩萨蛮·如今却忆江南乐》对应的，这里要注意的是他所写的“人人尽说”，这其间所隐藏的意思是自己并未曾认为江南好，只是大家都说江南好而已。下面的“游人只合江南老”，也是别人的劝说之辞，远游的人就应该在江南终老，以前王粲《登楼赋》曾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江山信美，而不是我的故土，我也不愿久留，中国还有句老话：“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而韦庄这两句词，似直而纡，把怀念故乡欲归不得的感情都委婉地蕴藏在这表面看来非常真率的话中了。“只合”，合者，该也，什么人敢这样大胆地对韦庄说他就该留在江南终老，在江南他是一个游人客子，而却劝他在江南终老，那一定是他的故乡有什么让他不能回去的苦衷，所以才敢劝他在江南终老。因为韦庄是在中原一片战乱中去江南的，当时的中原如同他在《秦妇吟》中所描写的是“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在这种情况下，江南人才敢这样劲直的劝他留下来。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特色，就正在这表面率直而内里千回百转的文字中得到充分体现了。
下面则是对江南好的细写，说江南确实是好的，“春水碧于天”是江南风景之美，江南水的碧绿，比天色的碧蓝更美。“画船听雨眠”是江南生活之美，在碧于天的江水上，卧在画船之中听那潇潇雨声，这种生活和中原的战乱比较起来，是何等的闲适自在。
更进一步，江南又何尝只是风景美、生活美，江南的人物也美，“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垆，一作“罏”，又作“鑪”，是酒店放置酒器的地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买酒舍乃令文君当鑪”。江南酒垆卖酒的女子光彩照人，卖酒时攘袖举酒，露出的手腕白如霜雪。
这几层写风景、生活、人物之美，不能要用庸俗的眼光只看它表面所写的情事，而要看到更深的一层，他下面的“未老莫还乡”，这么平易的五个字却有多少转折，佛经上说“才说无便是有”，说“莫还乡”实则正由于想到了还乡，他没有用“不”字，用的是有叮嘱口吻的“莫”字，细细地品味，就应该联想到陆放翁的《钗头凤》“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那一连三个“莫”字所道出的一片无可奈何之情是极为深婉而且沉痛的，韦庄词此处的“莫”字，也表现出了一种极深婉而沉痛的情意，说“莫还乡”是叮咛嘱咐的话，是他想还乡，而却有不能还乡的苦衷，“还乡”是一层意思，“莫”是第二层意思，又加上“未老”二字，是第三层意思，因为人没有老，在外漂泊几年也没有关系，王粲《登楼赋》说：“情眷眷而怀归。”人到年老会特别思念故土。韦庄词似达而郁，五个字有三层意义的转折，表面上写得很旷达，说是他没有老所以不要还乡，而其中却是对故乡欲归不得的盘旋郁结的感情。后面他说“还乡须断肠”，这正是别人之所以敢跟他说“游人只合江南老”的理由，因为他回到那弥漫着战乱烽火的故乡，只会有断肠的悲哀。到这里再回头看“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就会明白陈廷焯赞美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的理由了。
公元736年（唐开元二十四年）冬，李白由安陆移家兖州治所瑕丘县城东门外，此诗为李白移家之初，首访兖州瑕丘地方官王县尉之作。
此诗寥寥数笔就把一个清心寡欲的好官吏刻画得栩栩如生。犹以“毫挥鲁邑讼，目送瀛洲云”两句把王少府的精干清高表现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