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春。当年正月史朝义自缢,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消息,不禁惊喜欲狂,手舞足蹈,冲口唱出这首七律。诗的前半部分写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凸显了急于返回故乡的欢快之情。全诗情感奔放,处处渗透着“喜”字,痛快淋漓地抒发了作者无限喜悦兴奋的心情。因此被称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出自胸臆,奔涌直泻。后六句都是对偶,但却明白自然像说话一般,有水到渠成之妙。
首句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诗人多年飘泊“剑外”,备尝艰苦,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是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令诗人心中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真实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民疾苦,都将得到疗救,诗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然而痛定思痛,诗人回想八年来熬过的重重苦难,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像噩梦一般过去了,诗人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更高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诗人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一句是用妻儿的欢欣来衬托诗人的欣喜之情。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紧承上联从生活细节上细致的刻画了诗人的狂喜。“白日”,指晴朗的日子,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天的景物,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诗人想到这里,自然就会“喜欲狂”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是诗人的联想,身在梓州,顷刻间就已回到家乡。诗人的惊喜达到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诗人想象的飞驰。“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读者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本诗主要叙写了诗人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的消息后,十分的喜悦,收拾行装立即还乡的事。抒发诗人无法抑制的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表现了诗人真挚的爱国情怀,表达了诗人博大的爱国胸怀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全诗采用五七言杂用的短古形式。前四句五言叙写自己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上的经历和丛台访古的见闻感受。纯用简笔叙事抒情,即使是丛台怀古这样一个可以写一首长篇七古的题目,也只用“伤心丛台下,一带生蔓草”二语轻轻带过。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题为“邯郸客舍歌”,前四句主要是用来交代行程,引出“邯郸客舍”,笔墨不宜在丛台怀古上黏滞;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在此之前已写过一篇《登古邺城》的登临怀古诗,此处再写丛台访古,意蕴、笔法均易重复。
后六句改用七言句式,押韵也由前四句之押去声转为平声韵,显示出所写内容、意蕴的转换。五、六句先写客舍所在:门临漳水,水边垂柳挂丝,下系渔船。寥寥二语,信笔点染,风光如画。而这钓鱼船所钓的鱼又正是乡间旅舍现成的下酒佳肴。从而自然过渡到下句的“沽酒”,衔接自然,有神无迹。
七、八句正面写客舍主人——“邯郸女儿”,却不对她的容貌装束风姿作任何具体描绘,而是别出心裁地选取了一个“夸数钱”的镜头。这位年轻的女店主,一边卖酒,一边在面对客人挑亮灯盏,在灯下数着酒钱。“夸”字或谓是“大”的意思,恐非。夸即夸耀、夸示,“夸”字要和“对客”联系起来品味。这位邯郸女儿生长于客舍,见惯邯郸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客商,有少女的天真无邪,却无半点少女的羞怯,她对自己的经营颇为自豪,竟面对着陌生的旅客在夸耀式地大声数钱,展示自己的业绩。“数钱”的字面也许跟“河间姹女工数钱”有些关系,但“对客挑灯夸数钱”这个细节绝对是来自亲历的生活体验。这幅素描,将“邯郸少女”的神情姿态、口吻性情描绘得生动、逼真而传神,而且把中世纪路边客舍之夜的气氛也渲染得极富情趣,较之前两句纯写客舍景物显得更富生趣。
在这种气氛熏染下,生性好奇而浪漫的诗人不禁为之心醉。于是而沽酒买醉,痛饮狂歌,喝到尽兴时酩酊大醉,于一曲狂歌声中颓然眠卧于酒垆边。这时一轮明月,正挂中天。这两句写身为客子的诗人身心俱醉的快感,写得情景交融,畅快淋漓,具有浪漫色彩。
丛台荒芜,表明历史的无情,难免伤心;邯郸姑娘的大方爽直,尚保存一点燕赵儿女的豪爽之气,又留恋不已。这几种复杂的感受,诗人一时难以融和,只好接着酒力去消解,于是就有“一曲狂歌垆上眠”的举动,由此也就使这首诗带有浓郁的浪漫色彩。诗的前后两段,一写邯郸访古,一写客舍夜饮,一简一繁,适成鲜明对照。
此词檃括陶渊明《归去来辞》而成。檃括,就是就原有的文章加以剪裁改写。此词仅微改《归去来辞》语句,不改其意,使之符合声律。
此词主旨即是“归去来”。苏轼之爱陶渊明,在于欣赏他的弃官归隐。苏轼在仕途中挫伤累累,太需要解脱,“归去来”便是他抚慰心灵的最佳方法,逃避现实的最佳途径。全词从未归以前之误、去彼来此之急写起,一直写到归来游赏之趣,田园之乐,及家人相聚之欢,最后以随缘自适作结,写得周到而浑成。尽管词意全系出自《归去来辞》,但抒写的是自己的怀抱,与胸中无此境界,徒以檃括为趣不同。
陶渊明《归去来辞》的文字,可说非常精练,没有一句废话。在这种情况下要加以檃括,有著相当高的难度,非一般人能为之。苏轼檃括此作的高妙处,在他融合了《归去来辞》的“序”与“正文”的精旨。譬如,《哨遍》的首句“为米折腰”,概括了陶渊明史传的可靠记载;次句“因酒弃家”,凝缩了“序”文的“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等语;第三句“口体相交累”,从“序”一下过渡至“正文”,除了味道不变,甚至还有导入主境的妙效。所以说,苏轼改写《归去来辞》,实际是一种艺术创造。
这是一首借物咏情词。易安居士假双银杏之被采摘脱离母体,喻靖康之乱后金兵南渡,自己与丈夫赵明诚一起离乡背井、避乱南方的颠沛愁怀。
其上片开始先咏物以寄兴。“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甘桔可为奴”是说:这银杏的风姿气韵、整个形体都不很起眼,但是较之樽前黄澄澄的甘桔来说,甘桔却只堪称奴婢。这是一种“先声夺人”的写法,起不同凡响的效果。“都”,在此作硕大、华美解,“未甚都”是指银杏作为果类食品,并不以果肉汁多、形体硕大诱人。词人在此用现成典故与银杏相比,称桔“可为奴”,足见作者对银杏的偏爱。
词人之所以深爱银杏,未必因为它是珍稀贡品,而是睹物伤情,有所触发。“谁怜流落江湖上,玉肌冰骨未肯枯”两句便作了极好的解答:这枝双蒂银杏被人采下,永离高大茂密的树干,成为人们的盘中之果,采摘的人自然不会怜它,那么有谁怜它呢?看到它那圆浑、洁白虽离枝而不肯枯萎的形状,激起了词人的无限怜爱与自伤。这两句是吟物而不拘泥于物,与其说是在写银杏,毋宁说是借双银杏在直接写流落异地的自家夫妻。“玉肌冰骨”一词,意在突出一种高尚的人品道德与不同流合污的民族气节;“未肯枯”则是表示坚持自身的理想追求,不为恶劣环境所屈服;这些都是士大夫、文人所崇尚的自尊自强之志。
下片首句“谁教并蒂连枝摘”是实写句,接下来“醉后明皇倚太真“则是一个联想句,一实一虚,有明有暗。这两颗对生银杏,因摘果人的手下留情,所以便保持了并蒂完朴的美好形象,其两相依偎、亲密无间的形态,恰似“玉楼宴罢”醉意缠绵的杨玉环与李隆基。唐明皇与杨玉环这是一对世人共许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情侣,他们的名字也几化为纯真爱情的象征。这两句点出了银杏虽被摘而尚并蒂,正如易安夫妇虽流落异地而两情相依。这当是不幸之中足以欣慰之事。
结尾句“居士擘开真有意,要吟风味两家新”的妙处在于使用谐声字:易安居士亲手将两枚洁白鲜亮的银杏掰开,夫妻二人一人一颗,情真意切。要吟颂它的滋味如何,是否清纯香美,这却深深地蕴藏在两人的心底。“两家新”的“新”字,在这里显然是取其谐音“心”。
此词采用拟人手法,将双银杏比作玉洁冰清、永葆气节的贤士,比作患难与共、不离不分的恋人,贴切深刻;尾句使用谐音手法,不仅略带诙谐而且起脱俗之效。